罪与罚不仅是国家律典中的规范性条文，也是村规乡禁中的世俗约定。从大量碑文中可以看到，民间社会对“罪”与“罚”的设定有自己的逻辑和规则，这也是它有别于国家制定法的重要特征。罪与罚在制度和非制度层面的表现既有相通之处，又有明显的差异。对这一现象的分析，有助于我们对中国古代地方和基层社会法制状况的客观认知。

一、民间定“罪”原则

    （一）对“不孝罪”自我设定

在中国古代律法中，不孝为十恶重罪。在乡禁尤其是族禁碑中，不孝悖伦同样被严责重惩。至于不孝罪的表现，民间禁碑的描述和律法中的规定多有不同。

在《大清律例》中，“不孝罪”指“告言、咒骂祖父母、父母，夫之祖父母、父母；及祖父母、父母在别籍异财，若奉养有缺；居父母丧身自嫁娶，若作乐、释服从吉；闻祖父母、父母丧，匿不举哀；诈称祖父母、父母死。”律文中，不孝罪成立的前提是子孙对父母、祖父母等直系尊长的语言伤害、未尽赡养义务，以及对待父母、祖父母丧事的忤逆行为。而子孙的其他忤逆行为，包括一些对家长权的侵犯，如子孙违犯教令、同居卑幼擅用财等，皆作为一般犯罪处理。

民间禁碑中的不孝罪，既有与国家律法精神一致之处，如严禁打骂父母，按血缘亲疏远近定罪等。广东海丰县乾隆四十四年（1779）《徐氏族规碑》规定：“打骂父母，重责二百板，议革出族，决不宽容。”如果打骂血缘关系稍疏的伯叔、兄长，处罚较针对父母者为轻：“殴打伯叔，重责八十板；殴打兄长，重责四十板。不遵者禀究，决不姑宽。”律例中的“准五服以制罪”的原则，即以卑犯尊者，血缘越近，处罚越重，在此碑文中也得到体现。

与律法条文不同的是，族禁碑对不孝罪的设定更宽泛，也更具体，且多为生活中经常发生的行为，举凡冒犯、违抗父母乃至族中尊长的各种忤逆行为，均属之。广西兴安县光绪二十三年（1897）《禁约碑》规定：“顺妻逆母，忤逆不孝，地方以不孝之罪治究。”

在民间，不孝罪的确定权掌握在家长和族长手中。明景泰七年（1456）《张氏预嘱》刻载了张氏在主持的分家析产后对子孙的告诫：“自分居之后，务要勤谨经营，毋废祖业，撑持门户。大概所为，各听天命，毋得相妒。若违吾言，以强凌弱，以富欺贫者，许亲族赍此赴官陈告，以为不孝论。为此直言，刻石置于祠堂之壁，以垂示子孙之不朽云。”依据此碑，违背遗嘱设定的权利义务内容者即为不孝。

而忤逆不孝不仅针对父母等直系尊长，也扩及族中尊长，乃至违背族规的行为。山西运城嘉庆二十年（1815）《蔺氏族规碑》为合族议定刻立，其中一条称：“每岁元日，无论荤素，饭桌一张，理宜日夕，谁备谁彻，无得轻举胡为。肆行不规，议为不孝罪治。若犯规条者，从公处治。”即族人如不遵守族中祭祀规则，会被认定为“不孝罪”。陕西安康的族规碑规定：如有“顽梗之徒背规违条，恃强逞刁，不由族长、户首约束者，许该户首等集传祠内，无论亲疏远近、尊卑长幼，申明家法，从重责处。倘负固不服，捏控图累，除词不准外，定以不孝之罪严行自治。”即违背族规且不服族中尊长管束者会被视为“不孝之罪”。

在族规中，有时消极的不作为也会构成“不孝罪”。当族与族之间发生利益冲突时，族规一般鼓励族人“捍族”，而漠视本族利益者即为不孝。前举《蔺氏族规碑》规定：“不拘谁家于张、王、李、赵有事相争，别人无故欺凌，合族照地亩起钱，不得退缩不随。若有不遵者，以不孝论，永远不许入庙。”

族规乡禁碑对不孝罪的处罚，除重者送官外，往往集重责体罚和精神惩罚于一身，较之对其他违规犯禁行为的处罚，明显偏重，且多声明送官究治。陕西安康同治元年（1862）《景家公议十条规款碑》规定：“内有忤逆不孝、悖伦犯上，即行合力捆绑，送官究处。”陕西旬阳光绪元年（1875）《庙子垭铺公议乡规碑》载：“人生孝弟为重，倘为子不孝、为弟不恭者，送官定罪。”陕西汉中光绪十九年（1893）《谭氏族规碑》规定：“族间有忤逆不孝抵触父母者，杖五百，罚香火钱贰仟文。”“凡有顽梗之徒，乖舛人伦，忤触尊长，悖亲向疏，毁骂祖先，责成族长约束；不遵教者，立即送县，以不孝治罪。”

从上述诸例可知，民间对“不孝罪”的设定，往往围绕切身利害，并套用法律用语做扩大性解释。这种对“罪”的扩大性解释和“自我”设定，并不局限于“不孝罪”，也见之于窃盗、强盗、赌博、窝赃、亵渎神明等罪名。而这些被民间自然解释和认定的罪名，往往与民众的日常生活息息相关。

（二）对贼盗、窃盗罪的宽泛解释

中国古代律法从战国李悝《法经》起便确定了重惩盗、贼的原则。在《唐律》中，“盗”有强盗、窃盗之分。关于窃盗，《唐律》规定：“诸窃盗，不得财笞五十；一尺杖六十，一疋加一等；五疋徒一年，五疋加一等，五十疋加役流。《疏议》曰：窃盗人财，谓潜形隐面而取。”明清律典对“窃盗罪”的规定较《唐律》更为具体，其中与民众生活关系密切的内容主要集中在《刑律·贼盗》篇，计有“盗园陵树木”、“窃盗”、“盗马牛畜产”、“盗田野谷麦”、“亲属相盗”、“公取窃取皆为盗”等诸条。

民间对窃盗罪的表述，显然不如律法中的规定严谨。广东广宁县一同治年间的碑文载三水县禀生钱用享的呈文称，余“素未读律，第思国法不外(碍)人情。孟子云：非其有而取之者，盗也”，表明该禀生对窃盗罪的认知是基于传统儒家典籍而非法律条文。

有些地方对窃盗罪的设立是因时、因情而定。山西阳城顺治十二年（1655）《城窑公约》为阖社公议立石。公议乡规21款，主要确定城窑空缺归属、租用管理及违约的罪与罚，其中一条规定“私开城上门锁者，以贼盗论罪”。云南大理长新乡《乡规民约碑记》载：“大粮未熟乱采，拿获者，定以盗论。”广西义宁县光绪二十年（1894）《义上北团禁约碑》规定：“偷牛抵价十千者，得以二千回赎。如多索者，即以盗论，公同处罚。”陕西平利县光绪二十二年（1896）《牛王沟公议禁盗碑》写明：“盖闻物非己有而窃取者，谓之盗。盗也者，不必穿窬之谓也。凡稻、粱、黍、稷、漆、桐、耳、枸、竹、木、蔬菜，俱不可以任意侵掠也。我境土瘠民繁，五谷为养命之原，货财亦糊口之助。竟有狗盗狼窃之徒，白昼强取，黑夜窃盗，竟使业不由己，民不聊生。”遂公同议定禁约，其中一条规定：“所栽、所下漆秧，倘有盗窃，一经拿获，即以盗贼论，送官重惩。”

至于民间对窃盗罪的处罚，与律法规定中的表述差异更大。明清法律规定：“凡窃盗已行而不得财，笞五十，免刺。但得财，以一主为重，并赃论罪。为从者，各减一等。初犯并于右小臂上，刺‘窃盗’二字，再犯，刺左小臂膊。三犯者，绞。以曾经刺字为坐。掏摸者，罪同。”即国家法律对窃盗罪的处罚主要为笞、杖和刺字。

乡禁碑对窃盗罪的处罚，常见者有罚款、罚物、置酒罚戏、体罚、诅咒、送官究治等，且各地的处罚规定轻重悬殊。山西盂县苌池镇道光十年（1830）《禁山碑记》载明：

合村公议严禁神庙前移禁界，一里不许牧放牛羊，偷伐树木，私偷柴草。如有失□之，查私□□和擅伐树木柴草、牧放牛羊者，不惟获罪于□神灵，亦且遗臭于人寰矣。

禁碑中的“不惟获罪于□神灵，亦且遗臭于人寰矣”是较为典型的民间罚则表述，也是神罚传统的遗痕，它突显了神罚与世俗谴责的互动，即人们在世间违禁犯法，在神域也同样将受到制裁。

陕西安康道光三十年（1850）《双丰桥组碑》规定：“每岁秋收，五谷瓜菜成熟之际，有无耻之辈偷窃被获者，拟其轻重，置酒罚戏，赔（脏）〔赃〕出境。如不遵者，公同送官。捉贼之人，赏钱四百文。若知情徇隐者，与贼同罪。”另陕西安康同治元年（1862）《景家公议十条规款碑》声称：“境中百谷菜果，黎民藉以为天。倘有偷窃践害者，小则罚还，大则送案；境中竹木柴草枸皮等项，物各有主。倘有逞刁妄取者，凭公处罚，大则送案。”广东仁化县《严禁本村后山树木碑记》规定：“如有不遵约束，敢行盗窃者，倘经捉获，或被查知，定必重罚，断不轻饶。如敢持横抗拒，即捆呈官究治，幸各凛遵，毋违。”

从碑文可知，民间社会对自己所拥有的处罚权限是清楚的，即民间不能越行官府之权。

（三）“亵渎神明罪”的世俗化

在明清禁碑中，《大清律例》有关“亵渎神明”的具体条文较难见到，所能看到的往往是地方权威对“亵渎神明”的世俗化解释。山西高平市上董峰村圣姑庙内明正德元年（1506）《大明宗室隰川王令旨碑》刻载道：

访得居民有等无籍之徒，不遵礼法，亦不知是府中香火院，诚恐在内游荡打搅，亵渎神祗。除本府密差人役时常访察外，令旨到日，敢有似前凶徒军民入宫挠扰者，许守宫住持上实赴府启闻，轻则量情究治，重则送问不恕。故谕。

在此碑文中，无籍之徒在寺观内游荡打搅，便是亵渎神祗。在清代的地方禁碑中，亵渎神明的行为也大致如此。嘉庆元年（1796）《重建财帛司庙碑记》由江南苏州营中军守备任灿刻立。碑文中刊列禁约四条，其中两条明示为禁亵渎神明：

寺僧毋得贪取赁资，容留旅客，以致出入无忌，亵渎神明。设或犯此，即行究办，其居民有无故闯入滋扰者，许住持僧禀。……庙□或容人擅开茶馆，昼夜喧呼，甚至弹唱说书，匪徒混迹，玩法渎神，莫此为甚。犯者定必惩。

按现在的法理看，禁碑中的禁止性规定是针对一般违法行为，社会危害较轻，《大清律例》等律典中的规定是针对危害较重者，即禁碑内容和律例条文当存在违法程度轻和重的不同指向。在道光十九年（1839）《苏州府永禁亵渎财神庙碑》中，诸如“在庙开张茶肆、容留匪类、聚赌、摆设测字命馆等事”，均属“作践亵渎神祗”之举，自然应禁止。光绪二十八年（1902）《长洲县示谕保护第一天门地方建复玄坛神像等善举碑》列举的“亵渎神祗”表现是“空地反作尿坑，是属有渎神灵”。清末江南等地官府出示的保护会馆善举碑数目极多，会馆呈请官府示禁立碑也多以上述“亵渎神祗”的表现为理由。

从上述被地方官所认可、批示的禁碑中，可以看到官员们对“亵渎神明”的理解往往是入乡随俗、应地制宜，并采取变通做法，对“亵渎神明”的行为按世俗的理解示禁，从而将法律规定的内容束之“高阁”。

 除上述之外 ，在民间碑刻乃至官民禁合刻碑中也见有“照依橫霸水例论罪”、“治侵村之罪”、“以窝赃罪论”等的规定。山西洪洞万历十七年（1589）《苑川古庙碣》所载官方认可的公议水规道：

切思遵例使水者，固有违例倚势强浇者甚多。除已往不咎外，今同各头商议：“遵照各该日期浇灌，毋得仍前违例强浇。如有违例者，许当年沟头照依违水例治罪，以杜后弊。沟头左路有隐情不禀被人讦告，以受贿坐赃问罪。”

上述罪名均非空疏泛指，而是有所界定，罪、罚明确，容易落实，罪名前也采用较规范的“照依”、“以”等法律用语，也使民间设定的罪与罚，更具权威性。

二、民间社会的以罚代管

（一）重惩重罚之罚则体系

基于民间公权产生的乡禁规约，有一套与国法有别的惩罚体系。这一罚则体系的要点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一是强调公开公平。公开指处罚行为和标准事先公布，对违反者，集众按规则议罪议罚。山西盂县道光八年（1828）三村合立的《严禁山林条约》在规定了具体的赏罚标准后强调：“是约也，彰明较著，不恕不私。用是勒之碑石，以示通晓，俾临事无异议云。”山东曹县道光十七年（1837）《曹邑大义里韩氏三世先祠记碑》兼祠堂修造记事和族规禁约于一体。其族规内容为：

……自此以后，凡茔祠内树木、石器、砖瓦等物，不惟旁门子孙不得妄动，即杰与英俊两门子孙亦不得私自妄动。违者指此碑罪之。非祭扫年节日，族人不得入祠，轻入者，看祠人好秉族长，以不敬议咎，再违者责。

此碑有三点内容值得关注。一是将“不敬”之罪及处罚程序预先向族众告之，二是要求族众一体遵守，别无例外；三是碑载规则为惩罚依据，违规者“指此碑罪之”。这几点内容，在清代的民间禁碑中多是必备要素。云南大理道光十七年（1837）《乡规民约碑记》在列明十条乡规后特别指明：“以上所议乡规数条，俱系有益，原无害于本里乡村。倘村里男女老幼人等所犯此规者，不论大小轻重，各村议定罚银五两，以为充公。临时不得抗傲此规，勿谓言之不先也。”

由于刻于碑石上的禁约罚则是在公议和相互认同的基础上形成的，对违规者的处罚不别亲疏、一视同仁，均有助于强化人们遵规守约的自觉性。而有的禁碑还特别设立了相互监督的办法，以确保禁约的实效。山西运城常平关帝庙内所立康熙二十八年（1689）《新立清明节会捐输银碑记》记述了将乡禁报请官府批准的程序。禁约主要为管理关帝庙公款收支而订立，并设立了制约监督条规和违规罪名。村民如是议定：

恐日久弊生，中有染指侵渔，废弛其事，仍令三村之民互相稽查，一村有侵，两村举报；两村有侵，一村举报鸣官，本利追还，仍治侵村之罪。请文立石，以垂永久。

对此项措施，官府表示嘉赏，特批示将措施完善：

见在出息之银，虽然无几，亦必勒碑。仰即再设立印簿三本，开明银数、树株等项，每村各存一本，互相稽查。如有侵用，许赴州禀究追还，不必另文。以此镌石，以垂永久可也。

上述禁约中的“不敬”、“侵村”之罪均是事先公议设立，无论是对罪名还是相应罚则的设定，均体现了有益于社会秩序建构的公平、公益等原则，自然容易获得官府的认同。

二是实行复合处罚和重惩重罚。在民间禁碑罚则中，罚钱、罚物、罚戏、罚酒席、体罚、诅咒、送官纠治、驱逐等惩罚措施较为常见，一般是两种或几种兼用，其中罚钱兼罚物适用最广。山西隰县咸丰元年（1851）《禁山碑记》规定：“纵火焚烧林木者罚钱十千文、猪一只。”四川通江光绪五年（1879）《护林木碑》规定：“违榜示言者，先宰一猪，然后再议罚项。”

复合性处罚也体现在民间处罚与国家法定处罚的衔接上，禁碑条款中的“公同送官”、“鸣官究治”等，均是明显标志。广东和平县乾隆年间《五乡合禁碑》交待设碑立禁之原因道：

近有无耻之徒，日则潜迹各乡，夜则成群偷窃，将见地方不靖，乡间未宁。予等目睹心伤，是以集五乡衿耆，设立禁条。自合禁之后，如有仍蹈前辙，不遵禁条，小则通众公罚，大则鸣官究治。务使地方之必靖，罔今风化之有坏。

碑文中的“小则通众公罚，大则鸣官究治”是民间禁约中的常见表述。而这一规定也表现出基于民间公权而设定的乡规民禁，有自身的局限。乡规民禁是在公议和相互认同的基础上形成的。这种认同感多适用于较为稳定的同乡同行等熟人社会，范围有限。在人员流动性大或社会结构较复杂的地区，其效力会频繁遭到质疑和挑战。对此，民间公权多采取报官备案、申官示禁等方式，以及不服送官、“鸣官究治”等备注，以增强民禁碑的适用范围和约束力。山西阳城《城窑公约》即明确规定：“违犯条约，强梁不服者，阖城鸣之于官，以法惩治。”清代禁碑中官禁内容和民禁内容的叠加，“奉宪示禁”碑在城乡的流行，均是民间为适应社会关系复杂化而采取的应对措施。

随着社会关系的复杂和治安状况的恶化，除了借助官府等合法力量的护持，一些偏远地区的民间禁碑甚至规定了私刑重罚的内容。陕西白河县乾隆四十年（1775）的《严拿啯匪碑》记载拿获贼匪可“粉碎脚手”。对于久禁不绝的盗伐行为，道光十一年（1831），云南凤庆县鲁史镇永定乡村民同立禁盗禁伐规则，强调“行条规犯，重则挖眼，轻则罚银，各宜凛遵”；云南砚山县法依寨合众会议，勒立《护林禁伐碑》，其中一条规定：“秋衣田地五谷成熟盗取，拿获者，众议宰手指一个。”

按法律的规定，杀人者要偿命或受到一定的处罚，而有些地方针对偷盗行为猖獗，特于禁碑上声明打死不究。广西兴安县光绪二十三年（1897）《大寨等村禁约碑》规定：

国家命民，民依国法。现用炮火、石头、刀棍，紧防贼塗小人。谁若为盗，众等提拿，不分生死。生者吊打公罚，死者要盗家房族安葬。……如有盗家父母吞烟、割颈、自缢、自伤夺害地方人，不准。如有此者，众等将贼逐，送官究治。出罪入罪，依律例办。众等将贼割耳挖目，预白。

虽然从此碑文中看不出诸如“将贼等割耳挖目”等规定是否经过报官认可程序，但文中的“国家命民，民依国法”、“出入人罪，依律例办”等行文，可知立约设禁者并非“法盲”。陕西宁陕县同治三年（1864）《公和兴会公议条规碑》有类似的规定：

境内如有不法之徒白昼黑夜持械抢夺者，登时鸣团，遵示格杀勿论。其小偷窃事犯，不得擅行杀害。

这些规定的内容是否能够兑现，我们尚不得而知。但可以确定的是，民众将这些私刑禁约刻载于碑石并公于之众，是经过慎重考虑的。这些与国家律法规定有明显“冲突”的私刑禁碑的存在，表明国家法律和政府公权在当时当地的缺失。

（二）赎罪立碑，处罚立规

内容各异的民间禁碑是民间设罪立罚客观存在的见证。而罚则的落实，又强化了禁碑的权威和约束力。

云南石屏县肖家海村道光二十五年（1845）《封禁森林碑》记述一樵夫在玉皇阁中烧香还愿，将香火弃之草丛而引起大火。樵夫自知构祸难免，为避免被送官究治，“屈求情愿罚碑代为封禁”。陕西南郑县光绪二十三年（1897）《八角山教案碑》系因教民“具恳免重罪，甘受轻罚，刊碑示众，用儆效尤事”而刻立。立碑示禁，成为民间“私了”重罪的变通做法。

在有些地区，协商“私了”重罪、赎罪立碑、担保不犯，甚至循环成一种有效的社会管控方式。明清广西灵川推行的弥盗担保古例，颇能说明问题。当地康熙五十三年（1714）《弥盗碑记》载：

立担保刻碑。贼犯白向元等，于五十二年十一月二十六日截路开抢一都五图黄孟奇，致失主喊鸣擒获，解官法究。有房族白兆元等二面出身担代，备办猪酒凂息。凭招主、堡目、四围地方，自愿盟誓，改恶自新，担保一、二、四、五里地方不敢偷盗。倘后如违告发，失一赔七，擒获鸣锣沉水。据此，禀明本县太爷吴，恩准蒙批，会立刻碑。永远为记。

当地嘉庆十二年（1807）《众立禁约碑》又载：

窃惟除盗安民，朝有善政；担保无盗，村坊得宁。此等美事，不容没也。缘有素行窃盗累累犯案之惯盗蒋广凤，将上窑村何自成大门烧入，盗偷被窝、布草、衣裳等物。经鸣县老，搜出赃物，拿获送官。广凤畏法，自愿当众担保，上窑村日后如有撬门、挖墙、被盗失物等事，一面承担赔偿。当众亲笔立担保字迹，付众存据。为此，众村会议，命匠勒石刻碑为记。

而据乾隆十五年（1750）所立《黄柏村弥盗安生碑》所记，当地的伏盗安生古例乃为始自明弘治年间报官批准的公议弥盗之策，即“大盗要堵，小盗要查，如查不严，隘堡承赔”。嘉靖年间擒获贼盗，“困禁于祠堂，置造木靴钉锁”，使贼畏服，立写按赃三倍赔还的担保条款，“自此成例”。后有康熙年间数起盗事，亦遵循古例，但加重担保罚则，改按赃三倍赔罚为“失一赔七，擒获鸣锣沉水”。而每次遵例责罚之后，当地社会治安均有明显改善。

上述禁碑、记事碑中所载的民间社会的罚则内容，与《大清律例》等国家制定法及敕禁碑、官禁碑中的处罚方式明显不同。其惩罚方式多样，但以经济处罚为主，数额具体，便于执行；所采用的罚戏、罚酒席等处罚方式，寓惩于教于乐，既可避免一味惩罚对乡邻亲和力的削弱，同时也具有教育警戒作用和示范性。

这些基层社会所“喜闻乐见”的违禁处罚，由于出自乡邻或同行的公议，且事先勒碑公示甚至演戏告之，并强调“不恕不私”、一视同仁， 故较之国法官禁，更具有群众基础，也更能体现罚则面前的人人平等。

当然民间禁碑中细致具体的惩处规定和重惩重罚倾向，显示了民间公权的行使主要是通过惩罚违禁者实现的。这是一种最简单、有效的社会管理方式，同时也符合民间公权的权力构成和特性。我们在众多碑文及文献中看到会馆、香会、村社等公产公款来源中，罚款占有一定比重；诸多处罚纪事碑，也明确记载了罚则的实施情况。藉着罚则的实施，民间公权的威望和公信力也逐步确立，同时也给人们造成了“以罚代管”的思维定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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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碑刻史料看，中国古代民间社会的“罪”与“罚”内涵丰富。这些禁罚规定所传达的不仅仅是一种观念，同是也一种社会治理的方式，它们凝固于古代的乡规乡禁碑中，代代相传。尽管民间有关“罪”与“罚”的制度设计适用范围狭小，多针对一乡一村一族，然而民间社会设罪立罚的普遍性和持续性，足以放大这些细微的制度设计所累聚的能量，这也促使我们需要认真思考中国传统的法律该如何界定。

罪与罚是古代法律的基本要素。以唐律、明律等为代表的中国古代律典是国家法律制度的顶层设计，各种专门法令、地方法规是顶层制度设计的细化。顶层制度设计中的罪与罚多从维护统治秩序之大局出发，逻辑严密、概括性强；而民间社会的法律需求却千差万别，碑石上的乡规乡禁正是从维持小秩序的角度，曲解国家“法定”之罪，施以“法外”之罚，但它们和国家律典却有异曲同工之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