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倬云，台湾中研院院士，美国匹兹堡大学荣休教授，享誉海内外的历史学家，著有《中国古代社会史论》、《汉代农业》、《西周史》等数十部作品，许多已成传世之作。但他从不是皓首穷经的纯粹学院派，而是具有强烈的现实情结。读书时他曾热心参加台湾的民权运动，在媒体上鼓吹民主宪政，积极介入公共生活。而今则笔耕不辍，持续著书立说，向海峡两岸读者做普及历史的工作。《中西文明的对照》作为“许倬云说历史系列”之一，便是他最新的著述成果。

一般治古代史者，多严守汉学的考证风气，喜欢研究小问题。许倬云却与之相反，常常关注大问题。他曾经说过：“历史的研究，不能人人局限在研究小专题上，一辈子研究小专题，会导致思想的僵化。从大题目看历史，由此可以看到长期和广阔的变化。”这种对大关怀大视野的强调，使得其著述多具有“大历史”的风格，侧重于通识性论述，梳理古今中外上下千年的大脉络，而不纠缠于具体的历史细节。其目的是发现历史的演变规律，为后世发展提供借鉴。

《中西文明的对照》讲的是数千年中西文明的比较。按理说这个主题并不新颖，记得20世纪80年代末有一本影响很大的《中西500年比较》，讨论自16世纪以降中西文明异同。文化热的时代背景，现代化的语境，决定该书的观点大体不出中国应该尽快摆脱500年来的落后状态，努力与西方现代主流文明接轨云云。然而，许倬云却不老调重弹，而是认为西方文明正在没落，是一种腐烂的现代文明，甚至有走向寿终正寝之虞。这就决定，西方文明不应该是后发国家的效仿对象，中国的文明崛起未必要亦步亦趋地跟着西方走路，而是应该努力构造出一种新的文明典范，开辟新方向，使世界走向全球共享的盛世。

这个主题听起来颇让人感到兴奋，并自然联想到斯宾格勒的巨著《西方的没落》，以及由此引发的一系列“唱衰西方论”。这些人认为，西方文明已经走到尽头，正在经历不可回避的没落与崩溃。不幸的是，事后证明，斯宾格勒的预言并未成真，西方反而在二战后实现了惊人的繁荣。中国的国学大师季羡林也曾兴奋地预言，“21世纪是东方文化全面复兴的新纪元，只要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大力弘扬传统文化中的精华，东方文明一定可以实现伟大复兴。”但季老也没有活着看到他的预言实现。许倬云在世界思想史上的地位当然不及斯宾格勒，在中国学术史上的地位也未必强于季羡林，因此他的判断也需要经受历史的检验，而非确定不易之论。

值得肯定的是，他对中国命运强烈关怀之心态。他的呼吁和那些鼓吹东方拯救西方、中国是天命所归的大国等论调不尽相同，而是对当代中国的局限有深刻的认知。他认为中国应该控制自己的“霸权欲望”，崛起以后不必凡事强出头，以过好自己的安稳日子为主；认为台湾虽然实现民主转型，却仍有各种各样的问题，比如经济恶化、产业升级失败、环境污染、党争严重等等。未来中国人只有回避这些弱点，扬长避短，才能真正借鉴东西方科技文明本身的一些理性价值，为世界铸造一种新的价值体系。

许倬云的观点，建立在对东西方社会的深刻观察之上，具有世界的眼光，而不局限于具体的民族国家，字里行间无不显示出一种大气魄。然而，重新铸造一种文明或价值体系，如何实现实在是天大的难题。他也只是笼统地说，实现途径是“以科技为起点重建生活伦理，建立万物备于我的胸襟，让每个人的身心皆有安顿，约束自己，抵抗贪欲”等等。这听起来似乎还是要“反求诸己”，不出五四以降知识分子“借助思想文化解决政治、社会问题”的思路。而且，其论述思想文化竟然多次提到所谓“科技文明”，不涉及儒释道等中国传统思想资源，让人搞不清楚未来“重建伦理”到底应该与中国文明中哪种固有的思想因素接轨。这便使其重构文明价值体系的设想，更加难以落到现实。

本文转载自：北京青年报2014年04月11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