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 1919年发生在中国的五四运动和韩国的三一运动，掀开了中国和韩国民族独立解放运动的新篇章，是半殖民地的中国和殖民地的韩国为争取实现完全的民族独立自由和国家自主发展的共同呐喊。五四运动和三一运动为中韩近代历史承上启下之转折点，其上承近代以来中韩对外屈辱之历史记忆，下启其后中韩对外奋力抗争之历史浪潮，从而成为中韩近代史演进的标志性转折，并深刻影响到亚洲乃至世界殖民地国家的反帝反殖运动，虽已历百年时光，但至今我们仍可感受到其中蕴含的历史性意义。

［关键词］ 五四运动 三一运动 东亚 反帝反殖 民族主义

1919年3月1日，要求摆脱日本对韩国（朝鲜）殖民统治的《独立宣言》在首尔公布，掀开了其后作为韩国民族独立解放运动初始象征的“三一运动”之大幕。① 同年 5月 4日，因为中国在巴黎和会外交受挫而引发北京学生走上街头，表达反帝爱国的心声，成为其后具有深远影响的“五四运动”之发端。同一年发生在中韩两国京城的五四运动和三一运动，可谓不约而同，是半殖民地的中国和殖民地的韩国为争取实现完全的民族独立自由和国家自主发展的共同呐喊。五四运动和三一运动为中韩近代历史承上启下之转折点，其上承近代以来中韩对外屈辱之历史记忆，下启其后中韩对外抗争之历史浪潮，从而成为中韩近代史演进的标志性转折，乃至影响到亚洲其他国家和地区的民族独立运动（如印度和越南），留下了非常值得后人研究的一段历史篇章。

一、近代中韩反帝反殖民族主义的兴起

中韩两国都具有悠久的文明史，都对东亚文明的发展作出了自己的贡献。中国以其广袤的地域和众多的人口，加以从未中断的实体文明和连续性文字记载，融合各族群，以中央集权统合的方式，凝聚了高度的自我认同和内在向心力，长期居于东亚文明的中心。及至19世纪中叶，以1840年的鸦片战争为发端，西方列强以武力打开了中国的大门，中国人才恍然而悟并切身体验到“我们”与“他们”的区别，因为民族国家的“自我界定总是建立在与‘外部’的关系之上，带有强烈的内部同质化和外部异质化倾向”。正如中国学者费孝通所言：“中华民族作为一个自觉的民族实体，是近百年来中国和西方列强对抗中出现的。”而尤为不堪的是，原本自视强者的“我们”，此时却成了任由外来的“他们”欺凌的弱者，并被“他们”强加的不平等条约体系束缚，沦为主权不完整的半殖民地国家。经由此“数千年来未有之变局”，中国悠久的传统文明方始艰难转型，近代民族观和民族主义理念方才开始滋生成长，相对于外来“他们”的内在“我们”，才开始逐渐形成作为整体的中华民族观和近代中华民族主义，其内核是反帝国主义侵略的爱国主义，追求的是摆脱被压迫地位，实现完整的国家主权和自由发展。如时论所谓： “今日者，民族主义发达之时代也，而中国当其冲，固今日而再不以民族主义提倡于吾中国，则吾中国乃真亡矣。”清末著名思想家梁启超这样论说：“知他人以帝国主义来侵之可畏，而速养成我所固有之民族主义以抵制之，斯今日我国民所当汲汲者也。”这样的民族主义，可谓是内向性、收敛式和反应型的，与西方国家近代民族主义形成及发展过程中的外向性、发散式和扩张型显有分别。

因此，中国近代反帝民族主义的形成，既是西方入侵中国、刺激中国的产物，也是中国学习西方、融入世界的产物。但是，强势西方的“入侵”，并不在意弱势中国的“学习”。西方入侵的目的，不是为了形成自立的、自信的、发展的、与西方平等竞争的中国，哪怕这个中国愿意以西方为师；他们需要的，恰恰是依附的、软弱的、分裂的、乃至可以任其为所欲为的中国。所以，尽管中国这样的“学生”已经认定要向西方“老师”学习，融入世界潮流，但西方列强并不认为当时的中国有资格成为世界的平等一员。在不少西方人眼中，“白人有责任肩负‘重担’，要在全世界普及更高级的‘白种人’文明，要使异教徒皈依基督教”。如美国史家费正清所言：“是西方扩张到中国来的，而不是中国扩张到西方去的；从这个意义上讲，外国人即使在他们最有善意的时候，也是侵略的。” 五四运动的发生，在相当程度上，正是西方列强轻视中国的傲慢与偏见所导致。

与中国虽倍受列强压迫、但仍保留着独立国家名义的半殖民地状况以及由此产生的反帝民族主义有所不同，韩国在明治维新后崛起的日本强力压迫下，已在1905年成为日本的被保护国，并在1910年被迫与日本“合并”。在此前提下，日本将韩国当作“殖民地”，在韩国推进全方位的“殖民地化”，“透过殖民地经营来获取利益以及军事战略上的据点”。但是，曾经任职韩国总督府的日本官员也认识到，韩民族对其“古历史与文明”有“自负自尊心”，“长时间作为独立国家的国民情感”已“渗透人心”，而日本在韩国实行的各项区分日韩人民的“排他性”体制和“歧视性”政策，更是韩民族无论贫富贵贱、男女老少“都要面对的”，这种“被压抑、被歧视的共同体验”和“被统治经验”，在韩民族中“转化为主体体制变革能量，在三一运动以前即已出现”。 因此，“韩国的抵抗愈发激烈，日本的镇压力道也愈来愈强”。由此滋生发展的韩国民族主义的内核，实质首先在摆脱殖民地地位，实现国家独立，为民族发展创造自由的空间，可谓以反殖为中心的民族主义，从内在和外向都更具有反应型特质。从1896年“独立协会”的成立，到1905年抵制日本对韩国的《保护条约》，再到1907年在海牙和平会议向世界发声，韩国民族主义运动的先驱者，为避免韩国沦为殖民地而备尝艰辛。

国际政治的本质，从来都是以实力为上，列强也从来都是以本国利益为依归，韩国在列强利益的棋盘上无足轻重。曾经一度被韩国民族主义者寄予期望的美国，在1905年的塔夫脱—桂太郎密商中，默认了日本对韩国的控制，美国总统罗斯福坦承：“我们不可能为朝鲜人反对日本而进行干涉。”在日本建立对韩国的“保护”之后，美国第一个关闭了驻韩使馆，哪怕美国曾经信誓旦旦地在1882年的美韩条约中声明承认韩国的主权，并在韩国遇有外来危险时“设法调处”。正是在列强对韩民族利益的无视中，韩国最终沦为日本的殖民地。

但也如中国面对列强压迫时的对外反应和抵抗同理，韩国民族独立运动在日本殖民统治建立后并未消沉，反而更加高涨。“将朝鲜人视为一个群体，置之于从属地位而加以歧视的体制，不仅相对促成他们在‘民族’概念下的集结，更具有强化该集结的效果”。 1910年以后，日本对韩国民族独立运动采取高压政策，实行“武断统治”，进行残酷镇压，迫使不少韩国民族独立运动的积极参加者离开韩国。有不少人来到中国，并以此为基地，继续开展独立运动。出于中韩两国的历史渊源和对国家民族独立的共同现实关怀，中国社会各界对韩国民族独立运动感同身受，给予了力所能及的同情和支持，从而也为后来韩国民族独立运动在中国的发展尤其是韩国临时政府的成立，创造了必要的条件。

二、1919年爆发的中韩反帝反殖民族主义风暴

1918年 1月，美国总统威尔逊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临近结束之际，提出了以“公开外交”“民族自决”等为主要内容的“十四点”主张。威尔逊的主张，“看来涵盖世上所有民族”，但其实是针对“欧洲民族”而发，“对劝英、法两国放弃他们在亚、非洲的殖民地兴趣不大”。他在提出“十四点”主张之前，已知英、 法、日、意诸国签订的有关战后瓜分老旧帝国殖民地的秘密条约，但“结果他佯装没有那些条约，甚至在俄共向世人揭露那些条约后，试图阻止那些条约的消息在美国境内发布”。“威尔逊最关心的还是解决复杂而又具争议性的欧洲问题，以及维持与主要的帝国强权——英国、法国、日本的关系，从美国的利益出发，这两点要比处理殖民地社会或是弱小国家的诉求更为重要。” 但是，威尔逊的主张，与过去列强实行的秘密外交和民族压迫毕竟在字面上有所分别，在提出当时笼罩着“理想”和“进步”色彩，从而也在深受殖民压迫的韩国以及其他亚非殖民地国家引发了强烈反响。

尽管有着过去被背弃的种种失望记忆，但威尔逊的主张还是为韩国民族独立运动带来了新希望。不少韩国人认为，“民族自决”适用于韩民族，美国会支持韩国的独立，这是韩国独立的大好时机，新一波争取独立的浪潮被刺激高涨。1918年11月战争结束后，在中国、日本和美国的韩人群体都选派了代表，准备前往巴黎和会递交独立请愿书，同时通过各种方式将相关信息传回韩国，动员民众。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1919年3月1日，因高宗李熙病故而群集京城致祭的数十万韩国民众，勇敢地表达了独立的心声。当天公布的《独立宣言书》，痛责在日本殖民统治下，韩人“丧尽了生存的权利，受尽了思想自由方面的一切限制；人生的庄严备受摧残，分享我们生存于其中的这个时代的进步知识的一切机会丧失净尽……”，同时以韩国独立的诉求，宣告“一个新的时代觉醒了”，“具有正义和真理的新世界已经到来”，“我们抱着这个希望朝前迈进”。“宣言”公布后，“独立万岁”的口号声响彻首尔全城，成为韩国民族主义和独立运动爆发的象征。“在接下来的数个月里，朝鲜半岛全境有上百万人参与了要求独立的示威与抗议活动，范围遍及韩国各地，无分宗教、教育、年龄与职业”，“史无前例地展现出韩国民族主义是一种群众现象，不再局限于知识菁英阶层，并成为韩国独立运动的发展分水岭”。 其风暴效应旋即传导到东亚乃至世界各地。

尽管韩国三一运动的主导者是具有“自由主义和世界大同的世界观”的知识界和宗教界领袖，最初采取的也是温和的请愿行动，反对“排外”，要求“遵守秩序”，希望“把韩国整合至进步的国际秩序中，成为那其中平起平坐的一员”。但是，日本殖民统治当局仍然不能容忍，并对其进行严厉镇压。而在此时，韩国人曾经对美国和威尔逊的期待再度落空。美国国务院指示其下属外交官，美国人不得涉入韩国独立运动，美国拒绝为前往巴黎的韩国人代表颁发护照，因为让他们在巴黎提出韩国独立问题“并不恰当”。1919年4月，韩国人在上海和首尔分别宣布成立大韩民国独立政府，但美国当局对其发来的独立通知函直接批注为“兹不承认”。尽管韩国临时政府向美国表达，韩国人对独立有“一致和热切的渴望”，但他们的主张却“搁浅在强权政治的沙滩上”，“如同其他欧洲以外的国家一样，原则的力量是无法战胜权力的现实”。 韩国独立的正当诉求，不仅未被巴黎和会与会列强所接受，甚而基本上就没能列入会议的讨论日程。

虽然中国不是殖民地国家，但威尔逊的“十四点”主张提出后，同样在中国得到了热烈的呼应。知识界的代表人物陈独秀，甚而将威尔逊捧为“讲公理不讲强权”，“光明正大，可算得现在世界上第一个好人”。一战的结束和协约国的获胜，也被中国人欢呼为       “公理”战胜“强权”。作为战胜国，中国政府向战后的国际和会提出，应“使从前用威吓手段或用实在武力，而向中国获得之领土与权利产业，仍归还中国，并除去其政治、经济、自由发展之各种限制”；中国期待和会“亦将建设新世界，而以公道、平等、尊敬主权为基础”。但冷酷的国际政治现实再次使中国深为失望，巴黎和会主席、法国总理克列孟梭对中方表示，各国“充量承认此项问题之重要，但不能认为在平和会议权限以内”。即便是对中国认为有充分理由且坚决主张收回的战时被日本强占的德国山东权益，列强在日本的压力下，最终决定在和约中“不提只字”，“专制办法，实为历史所罕见”。所以，即便是当时对外态度最为温和的中国人，也不能不认为这是西方列强对同为战胜国的中国的极大蔑视，从而产生对列强强横行为的极度不满与愤懑，由此而在中国掀起一场政治风暴，就是完全可以理解的了。

1919年5月4日，北京学生走上街头，抗议列强在巴黎和会对中国的不公，要求以平等待中国，成为五四运动的开端。随后，运动波及社会各界，反映出中国人民反对帝国主义强权、捍卫国家主权的心声。在民众运动的强大压力下，6月 28日，当巴黎和会与会国在著名的凡尔赛宫举行对德和约签字仪式时，中国代表未到场，中国近代史上极富意义的历史性时刻由此诞生。亲历其事的中国外交家顾维钧这样写道：“无论从国内还是国际观点来看，它都是中国历史上的一个转折点。”

1919 年几乎是同时爆发在中韩两国的反帝反殖民族主义风暴，体现了中韩两国的历史渊源和联系，反映了近代以来中韩两国所面对的帝国主义压迫和殖民主义侵略所造成的历史环境的共同性。如同韩国前总统金大中先生所说：“19世纪和20世纪，我们两国同时遭到灾难，被西方列强或亚洲帝国主义所侮辱、所掠夺和侵略。”这也充分说明了中韩两国在近代为实现民族独立自由、国家自主发展所应承担的历史任务以及两国在反帝反殖斗争中互相支持的由来。

三、中韩反帝反殖民族主义的东亚和世界意义

1919 年韩国的三一运动和中国的五四运动，是在反帝反殖民族主义大潮兴起下发生的全民族觉醒，并非排他的、狭隘的、对外扩张的民族主义张扬，而是建立在中韩两国都希望以独立自由的平等成员身份加入国际社会的强烈愿望之上，是中韩两国近代以来融入国际社会、定位自身与世界关系的产物和结果。可以说，这样的民族主义更具有融合性、国际性、世界性的特质。而且，民族主义和三一运动或五四运动的关系，也并非仅仅是政治动员或群众运动那般简单，而是包含了主题、内容与表现形式的多样性和丰富性特质，具有在不同时代和不同人群中超越其本来意义的溢出效应。对这方面的情况，我们还可以有更多的研究。

当初威尔逊提出“十四点”时，中国人无不欢欣鼓舞，然而事实却给了中国人又一次教训，在“利益”面前，“原则”并不可靠。列强过往牺牲小国弱国利益做交易的行为，此时没有绝迹，以后也不会绝迹。曾经大赞威尔逊的陈独秀，就在五四运动爆发当天出版的《独立评论》上这样写道：“什么公理，什么永久和平，什么威尔逊总统十四条宣言，都成了一文不值的空话。”经历了清末国家积弱引致外患的种种屈辱，经历了新文化运动的民主科学启蒙，尤其是经历了一战结束后中国在巴黎和会外交受挫的强烈刺激及其引致的五四运动的猛烈冲击，反帝民族主义以前所未有的态势渗入到中国人的思想与行动，势将深刻影响到其后中国历史的发展。时任美国驻华公使芮恩施认为：“从巴黎和会决议的祸害中，产生了一种令人鼓舞的中国人民的民族觉醒，使他们为了共同的思想和共同的行动而紧密地结合在一起。”后来论者认为，“时代的要求是民族主义的，群众的反应是民族主义的，这是五四有价值、可珍贵的地方”。 不仅如此，中国的反帝民族主义运动，对东亚、亚洲乃至世界各殖民家争取民族独立的斗争，都是鼓舞和支持，而在亚洲韩国、越南、东南亚、印度等国家和地区的民族独立斗争中，都可感受和体验到中国的影响。到达巴黎和会现场的唯一一位韩国代表金奎植，就是在中国人的直接帮助下从上海到达巴黎的，所以，当时的流亡韩国人曾经在给金奎植的信中说，“中国虽为弱国，但却是我们最为可靠的朋友”。

再就三一运动而言，“为正义自由而热叫者，朝鲜民族二千万之声也”。⑤ 当时中国舆论“以历史地理各族及人民感情上言之，并以自卫自保厉害关切言之，尤不能不表极端同情于朝鲜独立也”。时论认为，三一运动“不特耸动世界耳目，兼与东方受侮民族以最大之刺激教训” 陈独秀称赞三一运动“伟大、诚恳、悲壮”，“开世界革命的新纪元”。有不少中国人还认识到，支持韩国的民族独立运动，也是为了挽救中国的危亡，“不然则中国之危殆不远矣”。1921年10月，孙中山在广州会见韩国临时政府总理申圭植时说，中韩“素有悠远的历史关系，辅车相倚，唇齿相依”，“对于韩国复国运动，中国应有援助义务”。再如当下论者所谓，“排除‘旧时代之异物的侵略主义、强权主义’，并揭橥‘为了正义、人 道、生存、尊荣的民族要求’斗争的三一运动，超越了因阶层、宗教、性别等种种差异而产生的分裂状态，可谓真正的民族运动”，“三一运动加速了东亚地区既存帝国主义统治体制之解体与重整的潮流”。

如上所论，1919年在韩国和中国爆发的三一运动和五四运动，不止是中韩两国追求实现完全的国家独立和民族自由的民族主义情感的大爆发，而且深刻影响到亚洲乃至世界殖民地国家的反帝反殖运动，可谓反帝反殖民族主义的东亚时刻，其深远之历史影响，历百年时光，至今仍可为我们所感知。而当我们回望过去，体验当下，展望未来，更可感受到其中蕴含的历史性意义。

（摘自《民国档案》二零贰零年三月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