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年磨一剑——访马敏教授

 

作者：付海晏 发布时间：2013-04-04 20:25 访问次数:1640

 

 

        编者手记：马敏，勤于学，敏于思。其研究成果得到老一辈史学家的交口称赞。他的研究从实证入手，扎扎实实，说明了中国资产阶级形成的大问题。长期以来，概念化地理解中国资产阶级，已成为一种通病。如果对中国资产阶级的形成理解、认识有误，对中国近代史的描述恐怕都会产生主观武断。另外，教会学校对近代中国的作用我们也应听听马敏教授的见解。

 

 

        问：马老师，请先谈谈您为什么选择历史学专业?

 

        答：1977年恢复高考之时，我还是一名建筑工人。接到华中师院历史系的高考录取通知书时，我有些吃惊，因为最初我所填报的志愿是哲学系和中文系。那时文科最热门的是中文专业。但是当时我并不遗憾，毕竟历史也是我非常喜欢的一门学科。自中学时代起我就对历史有浓厚的兴趣，作为“知青”，“上山下乡”后也乐此不疲，经常在夜晚伴着煤油灯阅读中外历史书籍。在大学期间，我对文学和哲学一直也情有独钟。我想这对我后来的研究也有些影响。

 

        问：那么，您是如何走上史学研究的学术之路呢?

 

        答：得益于名师指导。现代著名学者、教育家梅贻琦先生曾说：“所谓大学者，非有大楼之谓也，有大师之谓也。”尽管我没能就读理想中的北大哲学系或中文系，但幸运地是在华中师大遇到了一位真正的大师——章开沅先生。从上世纪60年代起，章先生便以辛亥革命史等研究的杰出贡献而享誉海内外。章先生渊博的知识、优雅的学人风范深深地打动了众多、包括我在内的年轻学生。章先生常以楚图兰之题诗“治学不为媚时语，独寻真知启后人”教诲年轻的学子树立潜心向学之心，我们当时都受到很大的影响。

 

        1981年本科毕业后，我顺利考入本校中国近现代史专业硕士研究生，正式成为章先生的入室弟子。读研究生期间，在先生的倡议下，我同本所刘望龄教授及学友朱英一同前往苏州市档案馆参与整理苏州商会档案。沉潜于浩若烟海的商会档案中，不仅给了我从第一手资料出发治史的学术训练，而且，使我的史学思维一开始就建立在实证史学的基础上。在此期间，我发表了一系列的研究成果，如《我国第一部正式商法》、《清末第一次南洋劝业会述评》等。经过三年的整理工作，1984年完成了硕士论文——《辛亥革命时期的苏州绅商》，从此算是正式踏入了神圣的学术殿堂。

 

 

        问：我们注意到您最初的研究都是比较侧重实证研究，这与您后来在博士阶段的研究风格似乎有些不同。

 

        答：的确如此。我最初的研究题目偏小，比较注重实证研究，作为学术生涯的开始我认为这样是比较适宜的。但是当我硕士毕业后留在历史所工作并继续攻读博士时，我的研究风格有了些变化。在章开沅先生的鼓励下，我开始研究更为宏阔的中国早期资产阶级的形成问题。博士阶段是我用功最勤、学术成果也较多的时期。在研究中，我尝试着将其他学科的知识运用到历史研究，其中1986年发表于《中国社会科学》杂志上的《中国近代商人心理初探》一文就鲜明体现了这一特点。在这篇文章中，我将社会心理学理论运用于历史研究，力图展现近代商人复杂多变的心理世界。

 

        近代中国是一个大变动的时代，社会变动所引起的经济生活、思想意识形态等方面的改观需要相应的积累和提炼，并非一蹴而就。但是作为社会存在与社会意识形态中介的社会心理却能较为灵敏、迅速地对社会变动做出反应。基于此，我将社会心理结构分为外层情绪状态与内层心理特质两个层次，近代商人心理中的情绪状态主要体现于危机感、落伍感、归属感、自重感等四个方面，这四个方面彼此渗透和制约，使得普遍缺乏安全感、重新寻找稳定中心构成了近代商人最本质的共同情绪特征。然而情绪特征只是心理结构中的动态层次，心理特质才是稳定层次。近代商人的心理特质开始由忍耐、保守、依赖向抗争、进取、独立过渡。外层动态情绪与内层心理特质彼此渗透制约便构成了近代商人独具一格的过渡型心理结构。这种过渡型心理结构意味着中国近代商人没有一个坚固的心理结构，因而其内心世界随时充满着深刻的矛盾。比如，近代工商界领袖人物、状元资本家——张謇，以状元身份创办实业，自诩为“通官商之邮”的绅商，可算是树大根深，得天独厚，但是其内心也常被一种莫可名状、惶惶不安的矛盾心理所笼摄。由于创业中备尝艰辛以及最后濒临破产的命运，张謇的内心世界由早年之雄心勃勃到晚年变得抑郁寡欢、心灰意冷，最后竟遁入佛门!

 

        在其后的《论孙中山的伟人品质》一文中，我运用个性心理学的相关理论研究了孙中山伟人品质的特点及成因。孙中山的伟人品质分为政治品质、心理品质，前者主要体现激进实践倾向与浓厚的伦理道德色彩，而其核心则是民粹主义风格。后者主要体现于恢宏气度、过人胆略、顽强意志等方面。只有把政治品质、心理品质这两个层次结合起来，我们才能构建出立体、完整和真实可信的孙中山的伟人形象。尽管当时其他革命领导人如黄兴、宋教仁、章太炎等，或在意志，或在学识方面都有自己独到之处，然而就总体来看，只有孙中山才真正具备充任革命领袖的最佳伟人品质。他的气魄和胆识，使之在风靡一时的改良主义思潮中，首先提出三民主义政治纲领；另辟一条直截了当的革命新径；他不存芥蒂于心，但以天下为公的豪爽大度的个人气质，为他晚年依然实行三大政策，走“以俄国为师”的道路，提供了主观心理方面的依据；他的坚强意志与韧性，对于从事长期而严酷的革命斗争是不可或缺的；而他旺盛的求知欲和敏锐的观察、判断力又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他思想的缺乏深度。

 

        把社会心理学的理论有机地引入历史研究中，不仅是方法上的创新，而且也体现了研究视野的进一步开阔，最终将会促进历史研究的进一步纵深拓展。

 

        问：哦，您研究早期资产阶级形成问题是这样切入的。那您是怎样破解早期资产阶级构成之谜的呢?

 

        答：我力图将阶级结构剖析同社会结构演化的分析结合起来，在历史的纵横比较中用“过渡形态”的总体构想，解释了中国早期资产阶级的发生、发展及其一系列特性。

 

        问：“过渡形态”?请您解释一下早期资产阶级“过渡性”的特征具体体现在哪些方面?

 

        答：早期资产阶级的“过渡”特征包括四个方面的内容：一是其阶级形成道路方面，早期资产阶级的形成既有突发式的“新途”，也有渐变型的“故道”，他们在官、洋之间寻求自己的存在方式。二是就内部结构而论，在经济结构方面既存在经济分化的趋势，同时由于过渡型社会的制约导致中国早期资产阶级经济结构存在着严重的粘连性；就内部政治结构而言，早期资产阶级既有政治上的分层趋势，又分化未周，其内部的两大派别实际上分别以亲疏不等的关系，围绕着共同的阶级主体而离合聚散。三是在社会组织结构方面，以商会为核心的早期资产阶级社会组织也是处于频仍的动态构造过程之中。这个过程包括了两个方面：一方面是每一社会组织自身不断地从原始、粗糙的结构形态向高级、复杂的结构形态过渡，功能日渐完备；另一方面，各种社会组织相互依赖、渗透、联结，组成了以商会为核心的新式社团网络。四是在更深层次的社会心理结构方面，在中国近代社会的震荡、变迁中，早期资产阶级的心理呈现危机感、自重感、落伍感、归属感四种情绪变化。其中危机感起了支配作用，并决定着早期资产阶级重新寻求稳定中心的这一最本质的共同情绪特征。同时，其心理结构又具有新旧交融、由旧趋新的特点，其外在表现则是由忍耐性向抗争性过渡、由封闭保守性向开放进取性过渡、由依赖性向独立性过渡。

 

        总之，中国早期资产阶级属于一种正从混沌走向有序、从初生形向比较成熟和完备状态转化的过渡类型的阶级形态，这种过渡形态的形成乃是受到近代中国社会历史文化土壤的深深制约，使得早期资产阶级成为中国近代化中名不副实的主干载体。

 

        问：中国资产阶级的形成问题是学术界长期以来争论的焦点之一，您是如何看待这一问题?

 

        答：关于中国资产阶级的形成问题，学术界长期以来一直众说纷纭。判断一个阶级的正式形成必须根据经济、政治、阶级意识等方面的因素来综合考察。就经济方面而论，近代中国本国资本主义经济相对成熟形态的形成是经过两个发展阶段之后的结果。第一个阶段是1872—1894年，这是中国本国近代企业的兴起阶段；第二个阶段是1895—1913年，这是中国本国近代企业的初步发展阶段。经过这两个阶段之后，中国资产阶级才拥有了比较雄厚的经济基础和相当完整的经济形态。就政治因素而论，从1904年清政府劝办商会开始，中国资产阶级开始有了自己的阶级组织。然而，通过辛亥革命所取得的相应政治成就，中国资产阶级才真正获得了比较独立的政治地位，具备了同封建势力分享政权的实力。最后在阶级意识方面，也只有在辛亥革命之后，随着资产阶级的社会组织的正规与完善，资产阶级启蒙思想才得以在全国范围内公开传播。因此，综合上述经济、政治和意识形态等方面的指标，我认为：正是在1913年左右，中国资产阶级才真正结束了它的形成期而步入成型期。而从19世纪60年代到1913年，这是中国资产阶级发展的过渡时期和早期阶段，即中国资产阶级从旧的社会阶级形态中分化出来，逐步过渡到较为完整、成熟的新的阶级形态的中间阶段。

 

        问：您的结论是中国早期资产阶级是一种过渡型的阶级形态，那么，它的基本的阶级特征应如何表述?

 

        答：它的基本特征有以下三点：

 

        第一是原始统一性。早期资产阶级只能是未经充分内部分化的原始统一的民族资产阶级。中国民族资产阶级分裂为以国家垄断资本和官僚资本紧密结合为基础的官僚资产阶级和民间私人为资本的中等资产阶级(过去习称民族资产阶级)两大对立部分，大体上是1927年国民党执掌政权以后的事。

 

        第二是特殊软弱性。中国早期资产阶级的软弱性包括经济上的幼稚和政治上的妥协两个方面。所谓中国早期资产阶级的稚弱只是一个相对的概念，是相对于它所在社会封建经济和阶级关系庞大、根深蒂固而言，相对于帝国主义在华侵略势力的强大而言，相对于资产阶级进入成熟期以后的发展状况而言。同经济上的相当稚弱并行不悖的是中国早期资产阶级政治性格的极端保守和妥协。经济上同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微妙的依违关系与实力对比，决定了他们政治上必然具有严重的两面性：革命性与妥协性同时并存；独立性与依赖性兼而有之。孰大孰小，则视政治风云的起伏变化而定。

 

        第三是严重的不纯粹性。无论是从资本形态还是阶级构成上而言，中国早期资产阶级与前资本主义经济形态和阶级形态之间存在交叉共融的不纯粹性，这正是中国早期资产阶级既软弱妥协，同时又具备着广泛社会基础和巨大活动能量的关键。

 

        问：您为什么要研究商会?

 

        答：作为近代新式商人社团的商会始于1904年初清政府颁行《商会简明章程》二十六条。它是近代重商主义的产物，只有在商会成立以后，近代中国资产阶级在组织上才有了真正的阶级社团。通过商会这一组织，近代中国资产阶级在政治参与、经济发展、社会改良等诸多方面开展了一系列的活动。商会研究领域的开拓，改变了以往资产阶级研究中的概念式的书写方式，资产阶级复杂的历史面相得到具体的展现。综合而论，商会研究不仅对近代中国资产阶级研究的深入拓展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而且也在很大程度上促进了近代城市史、社会史、现代化史、经济史等诸多领域的进展。目前，商会研究已经成为中国近代史领域中的一大热点。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商会研究涉及近代中国社会近50年间的经济、政治、文化、教育和城市生活的变迁，据此不仅可以开拓出众多的研究领域，而且对提升中国近代史研究的水平也具有极其重大的意义。

 

        问：就商会研究而言，曾有学者认为您与朱英教授是实证派，您对此评价有如何看法?

 

        答：这是有一定道理的。在我们的研究中非常强调具体实证的研究，我与朱英教授合著的《传统与近代的二重变奏：晚清苏州商会个案研究》就具有鲜明“个案研究”的实证特色。但是，在这本书以及我们的一系列相关论文中，从实证研究出发，我们在相关宏观理论方面也做了不少努力。我在海外发表了几篇文章曾专门研究了近代中国市民社会的问题。

 

        问：提到“市民社会”理论，学界认为您是最早提出“市民社会”雏形论并将其运用到商会史研究的，您是如何提出这一理论创见的呢?

 

        答：最初在我与朱英教授在对晚清苏州商会个案研究中，我们已经意识到，晚清苏州商会组织已经把自己的影响力渗透到城市生活的各个领域。

 

        以商会为核心，众多民间社团组织纵横交错，从而形成了一个官方之外“在野市政权力网络”，通过这种“在野市政权力网络”，城市绅商控制了相当一部分市政建设权、司法审理权、公益事业管理权等多方面的管理权。“在野市政权力网络”实际上是一种潜在的、正在形成中的、职能并不完善的“地方性民间自治社会”。

 

        其后，我大胆地采用了“公共领域”、“市民社会”概念来概括这种社会演变现象，提出了“市民社会”雏形论。我把城市传统社会组织机构的转型和新式民间社团的扩张视为“公共领域的扩张”，把由这种扩张而导致的“在野市政权力网络”视为“市民社会”的雏形或中国早期的“市民社会”。“公共领域”与“市民社会”理论的运用不仅仅是一种概念问题，实际上涉及到一种理论分析框架或研究范式的转换问题，涉及到采用一整套新的范畴去拓展研究视野的问题。具体到商会史研究，借助于“公共领域”与“市民社会”的分析框架，有利于使我们更加明确商会与政府的关系。近代中国市民社会的雏形在很大程度上存在对国家的特殊依赖性，其建成的初衷是为了调谐官民关系而非与国家权力对抗。

 

        学友朱英教授提出的“国家与社会”的理论对商会史研究的贡献也受到学术界的高度赞誉。其实，我们的商会研究不仅重视历史，而且重视现实。目前我们与中央、地方有关政府部门以及社会团体合作开展了一系列的研究，对推动当前商会、同业公会以及行业协会的建设做了不少努力。

 

        问：您为什么又要研究绅商呢?

 

        答：因为绅商是研究近代中国社会变迁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关键词。从语义学的角度看，“绅商”词汇的演变与内涵，不单纯是一个孤立的语言现象，而实为社会转型与文化变迁所留下的“符号”，其中包含极其丰富的社会内容和文化意蕴。因此，对绅商内涵的理解，不应仅仅停留在表象的词义辨析阶段，而应从社会史的角度深入探讨这一词汇背后所涉及的广泛和深刻的社会变动，从更深层次的社会关系结构性变动中把握“绅商”一词所积淀的社会内涵，反过来也才能够更准确地理解“绅商”在历史文本中的“真意”。

 

        从社会史的角度观察，“绅商”词语的演变实涉及近代中国社会关系中最基本、最复杂、同时也最持久的社会关系大变动，亦即官、绅、商、学关系的调整与重构，以及经此重构与调整所引发的国家与社会关系重建。从古代的“士农工商”演变到明清时期的“绅士商民”，再随之化约到晚清的“绅商”，其间所贯穿和反映的，正是一种近世历史变动的大趋势：士与商、绅与商的不断趋近和结合，以及由此而引发的传统“四民社会”的式微。绅与商的相互趋近反映到语言词汇本身的变迁上，便是“绅商”词汇的逐渐形成和流行。绅士与商人从传统社会的上下两端走到比肩而行，共同受到社会的重视，经历了漫长的历史过程，绅与商的合流始于明清之际，盛于19世纪末20世纪初年。在“西潮”的荡激下，明清之际在江南地区比较突出的“士商相混”现象，迅速放大，成为影响全国的社会潮流。这一潮流下涌动着两股暗流，即由商而绅的流动和由绅而商的流动。尤其1905年科举制的废除，更使读书一升官一发财三者之间失去了天经地义的必然联系，士人再无法抱有“侥幸得第之心”。同时，也使各省数百万童生、数十万生员和数万举贡“生计顿蹙”，不得不抛弃功名，另谋出路，重新确定自己的社会角色。在大批举贡生员涌向新式学堂谋求教职，一变而为半新半旧的”学绅”的同时，部分士人硬着头皮闯进一向被他们视为贱业的商场，孜孜牟利，开始了向近代工商资本家的艰难蜕变。

 

        问：提到晚清绅商研究，您从辛亥革命时期的苏州绅商开始，到完成《官商之间：社会剧变中的近代绅商》这一著作，有关绅商的理论体系包括哪些方面的内容呢?

 

        答：绅商是资产阶级的过渡形态，我对有关绅商的理论建构，实际上是围绕着以下几个方面来展开的：绅商阶层的形成、类型区分、社会属性、社会功能、政治参与。

 

        近代社会的大变局及重商主义的兴起为晚清绅商群体的出现创造了历史条件。就其产生方式而言，晚清的绅商不仅有由商而绅的渗透，也有由绅而商的转化。绅商阶层内部又划分为士人型、买办型、官僚型三种不同的社会类型，这种划分和区别分别体现了绅商阶层的不同侧面及内在多样性，同时也是绅商与不同社会阶层互相融合的结果。但是各种类型之间并非一成不变的，而是可以转进转出，构成了一副动态流动的画面。就其社会属性而论，绅商乃是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的早期形态，所谓早期形态，意味着绅商还不是成熟和完备形态的近代资产阶级，而只是在中国社会由中世纪农耕社会向近代工商社会转轨过程中，一部分亦绅亦商人物逐步向符合近代要求的企业家过渡，次第具备了近代民族资产阶级的某些思想和行为特征，充当了近代民族资产阶级的历史介质和载体。作为新的社会阶层，绅商具备了丰富的社会功能，他们不仅热心参与社会公益、博览会等各种事业，而且在以商会为核心的近代新式商人社团的兴起与整合中发挥了重大的作用。不仅如此，在抵制美货收回利权、立宪运动、辛亥革命等近代重大政治活动中，我们均可发现绅商积极而活跃的身影，成为近代中国不可忽视的政治力量。

 

        概言之，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绅商阶层已经作为近代中国一个特殊的社会阶层而崭露头‘角。他们跨居绅士和商人两大社会阶层之间，上通官府下达工商，集权钱于一身，把持着最重要的社会组织——商会，具有不可低估的社会活动能量。

 

        问：我们知道您在教会大学史研究中也有不少成果，您能否介绍一下您在这方面的研究?

 

        答：教会大学史乃是近年来中国学术界一个越来越受到关注的研究领域。国内教会大学史研究的真正的拓展是在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后期。当时章开沅先生提出要加强中国教会大学史的研究。近代教会大学大多是外国各教会及传教士所创办，长期以来被视为帝国主义文化侵略的产物而受到批判。如果我们以历史、科学、辩证的态度来研究近代教会大学，我们会发现尽管在近代教会大学的创办中存在一些文化侵略等负面因素，但是，近代教会大学在推动中西文化交流、培养中国学生、提升近代大学教育理念等多个方面都起到了非常重要的积极作用，在近代中国产生了不容忽视的影响。

 

        在章先生的倡议与推动下，我校成立了国内第一家教会大学的专门研究机构——中国教会大学史研究中心。我们投入巨资从海外购买了一大批珍贵的档案资料，形成了自己的研究特色，在国内外产生了一定影响。

 

        我个人的研究集中于教会大学的个案研究。我校前身——华中大学就是一所教会大学。我对华中大学进行了比较全面的个案研究，内容涉及办校特色、战时内迁等各方面。今年在我校百年校庆之际，我主持出版了迄今为止最为详实的一部校史。除此之外，近年来我比较强调对中西文化交流的研究。在一些论文中，我研究了基督教在华的文化传播事业，其中我利用国外相关资料对早期基督教圣经翻译的研究，在多次国际学术讨论会上均引起了较大的反响。

 

        问：您在研究中强调范式转换，它的意义是什么?

 

        答：“范式”一词的英文为paradigm，有人译规范、典范，这一概念大致可理解为某一科学群体在一定时期内基本认同并在研究中加以遵循的学术基础和原则体系。它通常包括一门学科中被公认的某种理论、方法，共同的对事物的看法和共同的世界观。在近代史研究中，我们常常自觉不自觉地会落入规范性范式的陷阱。我曾经在《读书》杂志发表的一篇文章中提到，“中国近代史研究中使用得颇为频仍的‘洋务派’、‘改良派’、‘买办阶级’等概念便带有某种规范性、暗示性的否定价值评判在内。历史人物一旦与这些概念沾上边，往往就成为灰色的乃至反面的历史人物，批判有余而肯定不足；反之，对待像太平天国、义和团运动这类来自下层的农民运动，则总是自觉或不自觉地要去寻找和论证其革命性、进步性。”我至今仍坚持这种看法，并进一步认识到这与史学研究中狭隘的政治史范式不无关系，也是我们必须突破而实现研究范式转换的理由所在。随之而起的现代化研究范式虽然不能完全包容革命史范式，但能从更大的时空范围考虑近代社会的演变，获得某些更具中性的历史认识，这才能更好地体现史学思维的进步。

 

        我强调范式转换的意义，在于打开我们的历史思维空间，从更加宽广的视角去观察和解释历史。从革命史范式转换到现代化史范式，或从现代化史范式转换到后现代化史范式，或从单一的政治史范式转换到全面的社会史范式，因认识范围和论述侧重点的不同，很难说有一种能绝对包容和取代一切范式的终极范式，但伴随范式的转换，基本上可以看到我们的思维空间一步步被打开，观察历史的视角日趋多元化，对历史本身的认识也愈见丰富多彩，逐步更逼近历史的真实。

 

        问：您提出历史研究中有三种渐趋明显的历史观，您能否给我们介绍一下?

 

        答：我曾经指出，在近些年的中国近现代史研究中，大致可以观察到三种日趋明显的历史观，即更趋精细的历史观、长程的历史观和内部取向的历史观。精细的历史观提倡多向度的历史视角，主张历史中的区分和具体化，通过对历史细节的重建，再现历史的复杂性和多面相；长程的历史观以“大历史”为口号，提倡在更大的时空范围内梳理历史发展的脉络，揭示历史表象之下更深层次的运动；从而进入所谓“总体史”研究的新范式、新境界。内部取向的历史观主张站在中国自身立场，从中国历史继承性方面，从中国内在自身规定性方面，从中国传统文化的可变性与不变性方面，重新审视西方对中国的影响，观察中西互动的复杂情形。

 

        这三种历史观是马克思主义历史观的重要内容，是马克思主义历史观在当代中西学术交流日益加深的新形势下的继承与发展。从某种意义上说，这三种史观均是研究范式转换的结果，而且体现了范式转换中思维方式的变更和历史思考空间的扩大。这正是范式转换最根本的意义所在。所以，我们可以花一些时间去探讨各种范式的区别和转换，但更值得做的，却是捕捉范式转换所带来的思维的乐趣和无限的历史想象空间。没有史实便没有历史，只有史实也不是完全的历史。如何在二者中间找到平衡，正是科学研究范式的使命。

 

        问：您认为我们应当如何建立中国史学之新范式呢?

 

        答：最近我在评介李伯重的大作《江南早期工业化》一书时受到一些启发，提出要“据之于实情”建立中国史学的新典范(范式)。实际上，建立新典范的过程必须准确处理好经验(事实)、模式、经典三者的关系，经验(事实)构成历史研究的根本出发点，是三者中最基础、最本质的要素，也是我们之所以强调要“据之于实情”的基本理由；由对某些经验的正确解释而形成的经典理论，只能起到一种理论上、原则上的指导作用，而不能成为历史研究的出发点。任何一种具体的历史发展模式必须从具体历史经验中抽象出来，即“从事实基础上建立概念逐步形成模式”，而不能从经典中推导出来，这是基本的历史思维逻辑。对待经典的正确态度，是既要借重于经典，但又不能迷信于经典。要活用经典，将经典与事实相结合，肯定其与事实相符的部分，纠正与事实不相和的部分。完全撇开西方经典理论，我们的研究往往缺乏深度、缺乏理论的延续性，陷入经验主义的泥沼；但如果执迷于各式各样的西方经典，不作辨析与区分，不与中国的实情相结合，我们的历史研究便无以谈突破，无法去创新，同样要走入歧途。

 

        问：近来，作为中学历史教学中重大改革成果的《普通高中历史课程标准(实验)》已经颁布，您对此有何看法?

 

        答：《普通高中历史课程标准(实验)》(以下简称新课标)的颁布是我国历史教学改革中的重要成果，它在课程目标、课程结构、课程内容等方面做了创新，与2001年颁布的全日制义务教育《历史课程标准(实验稿)》相呼应，建构了一个新的历史教学体系。同时，它的颁布也进一步强化了历史教学的教育功能，在提高整个国民素质等方面必将发挥重要作用。但是，在新课标的实施中，我认为至少有两个方面的问题应当引起我们的高度关注：

 

        第一，要正确处理好历史的整体性与统一性。新课标在内容方面采取了模块、专题的教学方式，强调了时代性、基础性、多样性和选择性等原则，有利于实施历史教学目标、提高学生综合分析等方面的能力。但是，在具体的实施中，以模块讲课容易使相当部分的历史内容被遗漏，历史的整体性与统一性有所弱化。

 

        第二，新课标的实施需要培养高素质的中学教师队伍。新课标在课程设置上强调“贯通古今，中外关联”，在课程内容中又吸收了诸多学术界的新成果。因此，提高中学教师队伍的素质，提高其教学科研能力，对新课标的顺利实施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

 

        问：作为一所重点师范大学的校长；您对提高目前中学历史教师队伍素质有什么样的看法?

 

        答：我主张采取“走出去，引进来”的双重模式来提高他们的素质。这实际上是包括了两个方面的内容：“走出去”就是强调中学教师的自我主动性。为配合新课标的实施，我们的老师应当加强历史的再学习，主动了解历史学界的最新成果，提高自我素质，真正做到“教学相长”。所谓“引进来”，就是强调各级教育部门、大专院校应当真正关心中学教师的再学习问题，为教师素质与能力的提升创造良好的氛围。除了坚持并加大历史教育硕士的培养力度外，也可以采取多样、灵活的方式加强中学历史教师的职后培训和终身学习，比如在重点师范大学开办培训班，也可以邀请知名学者、教授到中学为教师授课。

 

        建立一支高素质的中学教师队伍是新课标实施的关键。长期以来，在我校的师范生教育中，我们一直强调大学阶段不仅是学习知识的重要阶段，更为重要的是通过系统的学习提升我们的科研素质和能力，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在新的世纪中完成中学历史教育者应有的使命。实践证明，我们的这一思路是正确的，我们华中师范大学培养的学生很多已经在中学历史教学中取得了较大的成功，许多学生成为中学特级教师和标兵，受到了学校、社会、学生等多方面的欢迎。今后我们还要在为基础教育服务，尤其是为农村基础教育服务方面继续努力。

文章出处：《历史教学》2004年1期

 

 

本文转载自：《历史教学》2004年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