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农业史上的 “多元交汇”——关于中国传统农业特点的再思考

作者：李根蟠 发布时间：2012-09-17 16:16 访问次数:1695

        1993年成都举行的中国社会经济史学术讨论会上，我在提交的论文中把中国古代农业的特点概括为三点：一、农业技术的主流是精耕细作；二、以种植业为中心、农牧结合、综合经营的广大农区与以游牧为主的广大牧区同时并存和相互补充；三、各地区各民族农业发展的不平衡。当时我是想突出以往农业只讲农区（主要是先进地区）农业的局限，比较全面地反映作为多民族统一国家的我国古代农业的发展。在这以后，我继续思考这个问题。我感到光讲发展不平衡是不够的，事实上，我国不同地区、不同民族存在着不同类型的农业文化，我国古代农业是在这些不同类型的农业文化的相互交流和融汇中向前发展的。1990年夏，我在与一位日本学者交谈中提出“中国古代农业是一个多元交汇的体系”，“多元交汇和精耕细作构成中国古代农业的基本特点”。近年来，我以此作为研究和撰写中国农业史的指导原则之一。我认为这对正确认识我国古代农业发生发展的机制和规律是颇为重要的。现把有关想法写出来，希望引起讨论。

        一、起源的多源和发展的多元

        以往人们把黄河流域视为中华民族文化的摇篮，认为我国农业首先发生在黄河流域，然后逐步传播到其他地方。新中国考古学的发展已从根本上推翻了这种观点。七十年代在浙江余姚河姆渡发现了距今近七千年的丰富的稻作遗存，完全可以和同时代黄河流域的粟作文化相媲美，而文化面貌却有明显的差异。这一惊人发现无可辩驳地证明长江流域和黄河流域一样是中华农业文化的摇篮。又从现有材料看，华南地区农业发生也相当早。这里的新石器时代早期洞穴遗址中，新石器时代文化层往往直接叠压在旧石器文化层上，时代则可以追溯到距今近万年甚至一万年以上，其经济生活虽然仍然以采猎为主，但不少地方已经出现了农业的因素。如适于垦辟耕地的磨光石斧，点种棒上的“重石”，与定居农业相联系的制陶，人工饲养的猪等等。从当地的生态环境和有关民族志的材料看，这里的农业很可能是从种植薯芋等块根块茎类作物开始的。

        远古时代不同作物种植区农业有各自独立的起源，这是比较明显的，但同一作物种植区内农业文化的源头恐怕也不止一个。农业起源和作物起源是既有联系又有区别的。当一个地区社会经济发展产生某种内在要求的时候，当地居民就会从采猎生活逐步转变为农业生活，而他们种植的作物，可能是独立驯化的，也可能是引进的。因此，同一作物区内也可能有不同的农业源头。从考古发掘情况看，截至八十年代中，我国新石器时代遗址已发现七千余处，分布在从塞北到岭南、从东海之滨到青藏高原的广阔地域上。考古学家把数量众多、内涵丰富的新石器时代文化遗址区分为不同的区系类型，各家划分方法虽有差异，但无不承认各地区新石器文化有其自身发生发展的过程，形成区别于其他地区的不可替代的特点，他们不是出自某一中心文化的传播，而是从本地区旧石器文化中发展而来的。我们知道，新石器时代文化的基本特征之一是农业的发明，新石器时代文化不同区系的独立形成和发展，反映了这些不同地区的农业起源应该是相对独立的。例如，长江中游和下游存在不同的新石器时代文化系统，两地都种稻，长江下游发现了距今七千年的稻作遗存，长江中游也发现了距今九千年的稻作遗存（湖南澧县彭头山）；但又各有不同特点，长江下游种的是秈稻和秔稻的混合体，从耜耕发展为犁耕，长江中游种的差不多是清一色的秔稻，主要使用石锄一类生产工具。有人分别称之为“耜耕稻作农业”和“锄耕稻作农业”，它们起源和发展的相对独立性是明显的。在黄河流域，则存在以关中、晋南、豫西为中心的前仰韶—仰韶文化系统和以山东为中心的北辛—大汶口文化系统，两者之间相隔着广漠的湖沼洼地。虽然农业面貌相似，均种植粟黍，但亦各有特点。北部辽燕地区的前红山—红山文化系统也属粟作农业区，但自旧石器时代晚期以来，其文化发展在黄河流域及其以北地区常处于前导地位，很难想象其农业是由于接受中原某地农业的传播而形成的，以上三文化区在旧石器时代晚期已逐步形成，其农业的形成和发展虽相互影响，但也应是相对独立的。

        总之，我国农业不是从单一中心起源而向周围辐射，而是在若干地区同时或先后发生的。在这种多中心起源的基础上，我国农业在其发展过程中，基于如此自然条件和社会传统的差异，经过分化与重组，逐渐形成不同的农业类型。这些不同类型的农业文化，往往是不同民族集团形成的基础。中国古代农业是由这些不同地区、不同民族的不同类型农业融汇而成，并在它们的相互交流和相互碰撞中向前发展的。这种现象，我们称之为“多元交汇”。

        二、长城内外：农区与牧区

        我国历史上不同类型的农业文化，可以区分为农耕文化和游牧文化两大系统，形成并立的农耕文化区和游牧文化区。农区和牧区的分立和关联，农耕文化和游牧文化的交流和碰撞，是我国农业史的主要线索之一。

        我国农耕文化区和游牧文化区大体以秦长城为分界。长城分布在今日地理区划的复种区北界附近，这并非偶然的巧合，它表明我国古代两大经济区是以自然条件的差异为基础，并形成明显不同的土地利用方式、生产结构和生产技术。

        长城以南、甘肃青海以东地区，气温和降雨量都比较适合农耕的要求，可以实行复种。在这里，定居农业民族占统治地位，其生产结构的特点是实行以粮食生产为中心的多种经营。粮食主要是谷物。因此，班固说“辟土殖谷为农”。中原人又因此被称为“粒食之民”。不过，班固的定义并不全面。事实上，农区每个经济单位，无论地主或农民，都既种粮又养畜，并视不同条件各有侧重地栽桑养蚕、种植棉麻、染料、油料、蔬果、樵采捕捞，以至从事农副产品加工。就是种粮也实行多作物多品种搭配，所谓“必杂五种”。衣着原料的解决以种植业为基础。棉麻直接来源于种植业，蚕丝生产亦以桑树栽培为前提，是植物性生产与动物性生产、农业生产与手工业生产的结合。农桑并举或耕织结合成为传统小农经济的基本特点。我国农区历史上存在过大规模的国营牧业和大牧主，但在广大农户中，畜牧业是作为副业存在的。主要饲养猪、禽和耕牛。它一方面利用部分农副产品（如秸秆糠粃、蔬菜的残根老叶，粮食、油料加工后的糟渣，也包括一些饲料作物）为饲料，另一方面又为农业提供畜力、肥料和部分肉食。由于食物中以植物性粮菜为主，肉类较少，农产品加工备受人们重视。如把瓜菜、果品、鱼肉、蛋类等腌制储存起来，以备缺乏时，尤其是冬季食用。尤有特色的是利用微生物发酵制作酱、豉、酒、醋等。

        在长城以北，横亘着适合气候干燥寒冷、沙漠草原相间分布的蒙新高原，发展农耕条件比较差，但却是优良的牧场。在这广阔的舞台上，匈奴、柔然、鲜卑、突厥、契丹、女真、蒙古等游牧、半游牧民族相继代兴。他们拥有牲畜数以万计、十万计以至百万计的庞大畜群，在茫茫的草原上逐水草而居，食畜肉、饮湩酪、衣皮革、被毡裘、住穹庐。畜群是他们主要的生活资料，也是他们的生产资料。他们的畜群以羊为主体，马占重要地位，还有被农区人视为“奇畜”的驴、骡、骆駝等。狩猎有保卫畜群和演习军事的作用，又是生活资料和生产资料的补充来源。游牧民族并非没有种植业，不过种植业比较很小。与游猎相结合的游牧几乎是唯一的衣食之源。

        以往谈我国古代农业生产技术时，往往一言以蔽之曰：精耕细作。但“精耕细作”一语虽然抓住了农区生产技术的主流，但却难以概括牧区的生产技术。事实上，我国古代农业生产技术存在着不同的传统。以畜牧技术而言，农区畜牧业是与农业相结合、为农业服务的，较早形成了舍饲与放牧相结合的生产方式，讲究畜舍的布局与卫生，饲料的广辟与加工，喂饲的适时与适量，役使的合理与适度，又有精料集中喂饲、限制畜禽运动以快速育肥等办法，体现了集约经营的精神，也可视为精耕细作在畜牧生产中的延伸。牧区的畜牧技术则大异其趣。由于实行逐水草而居的游牧方式，强调要使牲畜“遂其天性”，重视牧场的保护和合理利用。游牧方式孕育了动物种内和种间杂交的成功实践。在阉割术和外科技术方面则表现了技术娴熟、方式粗朴的风格。游牧经济的特点是移动性，其对象是活的畜群，而在畜群中又总是以羊为主体；要有效地控制大规模游动的畜群，必须依靠骑术的掌握。骑术是人与马的结合，这种结合使人能利用马的善跑和灵活，产生巨大的机动能力，从而能驾驭庞大的畜群。骑术的掌握成为大规模游牧经济形成和发展的关键。故尔北方草原游牧民重视对乘骑的训练，出现很有特色的“控马法”等。牧民的农耕方式也是与其游牧方式相适应的，如有的牧民“借荒”、“寄田”农区，唯于春秋前往播种和收获，自然也谈不上精耕细作了。

        我国历史上的农耕文化和游牧文化虽然在地区上分立对峙，在经济上却是相互依存的。偏重于种植业的农区需要从牧区取得牲畜和畜产品，作为其经济的补充。牧区的游牧民族种植业基础薄弱，靠天养畜，牧业的丰歉受生活条件变化影响极大，其富余的畜产品固然需要向农区输出，其不足的农产品和手工业品更需要从农区输入，遇到自然灾害时尤其如此。在通常的情况下，两大经济区通过官方的和民间的、合法的和非法的互市和贡赐进行经济联系。从匈奴人到蒙古人，无不热衷于与汉区做生意。但和平的贸易并不是总能够维持的。农区统治者往往把交市作为控制、驾驭游牧民族的一种手段，从而使正常的贸易受到障碍。游牧民族多处于奴隶制或初期封建制阶段，游牧经济的单一性形成的对农区经济的依赖性，有时以对外掠夺的方式表现出来，对定居农业生活构成威胁。上述情况都可能导致战争。战争造成了巨大的破坏，但加速了各地区各民族农业文化的交流和民族的融合，为正常的经济交往开辟道路。因而战争又成为两大农业文化区经济交往的特殊方式。农牧区的这种关系，对中国古代政治经济发展影响极大。我国游牧民族尽管有时把它的势力范围扩展到遥远的西方，但它的活动中心和统治重心始终放在靠近农耕民族统治区的北境。中原汉族政权和北方草原的游牧民族政权之间虽然在历史上打过不少仗，但打来打去还是走到一块，多民族统一国家总的来说是越来越扩大，越来越巩固。这种现象都可以从两大农业文化区的相互对立和相互依存中找到它最深刻的经济根源。

        我国古代农牧区分立和对峙的格局经历了一个形成和发展的过程。我国新石器时代农业遗址一般呈现以种植业为主、农牧采猎相结合的经济面貌，与营农氏族错杂并存的是以采猎为生的氏族部落，游牧民族尚未形成。后世的牧区情形也是如此。如西戎兴起的甘肃青海地区和匈奴兴起的漠南河套地区的新石器时代文化，当时属中原仰韶文化和龙山文化的地方变体，而后来东胡活动中心的辽河上游地区则分布着发达的定居农业文化——红山文化和富河沟门文化。晚至黄河中下游地区由原始社会向阶级社会过渡的同时或稍后，游牧部落才从西部、北部和东部的某些地区陆续出现。黄河上游的甘青地区，新石器时代晚期的齐家文化，仍以种粟养猪为主，但巳形成适于放牧的羊群。相当于中原夏代的四坝文化和卡约文化等畜牧业逐渐占居主导地位，并随着人口的增加、氏族分化和活动地区的扩展形成游牧民族。这些以氐羌族为主体、被称为“西戎”的游牧或半游牧部落群首先强大起来，逐渐向中原进逼，迫使周王室从镐迁到洛邑。从西周中期至春秋时代，形成“华（农耕民族）夷（游牧民族）杂处”的局面。西戎人以养羊为主体，他们和华夏各国打仗都采用歩战，说明当时他们还不会骑马。到了战国，随着黄河流域大规模开发，进入中原的游牧人基本上接受了农耕文明，融合为华夏族的一部分。与此同时，除了部分羌人仍在甘青地区活动外，又有以骑马为特征、被称为“胡”的游牧民族在北方崛起。后来，匈奴把北方草原这些原来互不统属的游牧部落统一起来，并与羌人联合，形成威胁中原农业民族政权的强大力量。这样，农耕民族统治区和游牧民族统治区终于在地区上明显地分隔开来。秦始皇把匈奴逐出黄河以南鄂尔多斯地区，联接和修筑万里长城，标志着这种格局被进一步固定下来。

        我国农牧区分立格局形成后，农牧区的界线并非固定不变，在不同时期互有进退，总趋势则是农耕区和农耕文化的扩展。而进入农区的游牧人都毫无例外或迟或早地被农耕文化所同化。

        战国秦汉是农区向牧区扩展的重要时期，扩展的方式主要是移民实边和戍军屯垦，扩展的主要结果之一是在农区和牧区之间造成了一个颇为广阔的半农半牧地带。它是原戎狄的游牧区，以后游牧人被排挤或融合，农耕在这里发展起来，但仍然保留比较发达的畜牧业。司马迁说“龙门（今陕西韩城）碣石（今河北昌黎）北多马、牛、羊、旃裘、筋角”，又说凉州（今甘肃境）“畜牧为天下饶”，就是指西汉疆域内这个半农半牧区。汉武帝在河套地区和河西走廊等地大规模移民实边和屯田，同时大兴水利，推广耦犂、代田法等先进工具与技术，使该地区成为全国农牧业生产最发达的地区之一。尤其是河西农区的建立象插进牧区中的一根楔子，把游牧的匈奴人和羌人隔开，同时把中原农区与南疆分散农区联结起来。汉代的屯田还深入到西域和羌人活动的青海河湟地区。在东北地区，燕国和秦汉相继用兵东北，占领辽河东西等地区，通过置郡屯戍，大批汉人进入东北，铁器牛耕等隨之传入，开创了东北农业的新局面。辽东辽西从此成为中原农耕文化向东北扩展的桥头堡。除了屯戍以外，流移或被俘进入牧区的汉族人民对农耕文化在当地的传播也起了很大作用。

        魏晋南北朝时期，随着东汉末年以来匈奴、羌、氐、羯、鲜卑等族的内迁和南下，出现了与秦汉相反的牧进农退的变化。这些民族原来都以游牧为生，有的虽然内迁巳久，逐步适应了农耕生活，但在战乱频仍、荒田遍野的情况下，难免部分地恢复旧日的习惯。在原农区东北部，由于乌桓、鲜卑的南迁，尤其是鲜卑慕容氏在蓟燕地区多次建立割据政权，燕代一带实际上成为半农半牧区。在西北部，黄土高原和河套地区多为南下的游牧人所据，农耕区退至关中北山和山西吕梁山一线以南。河西走廊魏晋和前秦时农业尚较繁荣，十六国后期农业衰落，北朝时回复到以牧为主；北魏国家牧场正设置在这里。北魏甚至在洛阳附近黄河南岸广阔地带设置牧马场。中原农耕文化经受了一次严峻的历史考验。不过，内迁各族在与汉族接触中都或迟或早接受农耕文明，并逐步与汉族相融合。例如活动在黄土高原的匈奴后裔稽胡人北朝时巳转以营农为主。即使与汉族接触较晚的拓抜鲜卑部，在建立北魏前已经在河套平原、银川平原和河北地区屯田，成绩显著，又把山东人民迁到平城一带，计口授田。为了抵御柔然人的侵扰，北魏在赤城（今河北赤城）至五原（今内蒙五原）一线修筑长城，俨然以农耕文明的保卫者自居。这也清楚地表明，长城作为农牧分区的标志，实质不在于区别不同的种族，而在于区别不同类型的农业文化。这一时期农耕文化向游牧区扩展没有停止。西域农业继续有所发展，吐鲁番盆地魏晋时是中原王朝屯田基地，以后建立的高昌国，水利发达，谷麦一岁两熟，成为西域地区主要农业中心。在东北，慕容鲜卑建立的前燕招募汉族流人，对辽东地区农业发展起了积极作用。

        隋唐是农区和农耕文化再度扩展时期。这一时期半农半牧区界线与汉代差别不大，但该区内部农业比重却有明显增加。河套和河西地区屯田水利有了新的发展。后套黄河两支间得到深入开发，唐徕渠的建成使银川平原灌区向北扩展，黄河两岸平原尽成旱涝保收农区。河西经唐初百余年经营，农桑蕃盛，士民殷富，粮食自给有余，有时还能调入内地救灾。吕梁山西，银绥两州之南，农耕比汉代有显著发展。唐代在陇右、陕北乃至西北遍设牧场，表明这一地区牧业也比较发达。与汉代大量移民实边不同，唐代广泛吸收少数民族内附，使之逐步向农耕文化靠拢。如在陕甘蒙交界地区设六胡州，安置内迁游牧人。鄂尔多斯高原在隋唐时基本上是游牧人的天地，农耕反逊于汉。隋唐时西域重新归入中原帝国版图。唐代在这里广开屯田，屯田重心除在吐鲁番盆地外，又发展到山北的庭州（今吉木萨尔北），并向西推进到怛罗斯（今江布尔）。从汉到唐，新疆，尤其是南疆农业有了长足进展，以致唐末回紇西迁新疆后，不得不接受当地的生产方式，由游牧过渡到定居农业。唐朝还攻灭高句丽，把势力伸展到辽东以至朝鲜半岛。突厥族和契丹族在唐朝农耕文化的影响下，种植业有所发展，其游牧经济发生了深刻的变化。

        中唐以后，情况又有所变化。河陇各地被吐蕃占领，许多地方转化为牧场。唐收复失地后，农耕地区有所恢复，但远比不上盛唐时代。由于吐蕃势力的扩展，党项、吐谷浑、沙陀等游牧民族多被迫内迁，分布于灵、庆、银、夏诸州（今宁夏、陕北一带），并东渡黄河，以至于陉岭以北。这一地区，宋代出现了西夏王朝。甘肃、青海则多为吐蕃余部所据。这些民族虽在与汉族接触中逐步学得农业技术，但在相当长时期内仍从事畜牧业。上述情况使畜牧业比重在一个时期内明显上升，但并未改变秦汉以来半农半牧区的基本面貌和界线。唐代以后的又一个重要变化，是对中原农区构成威胁的游牧人，主要巳不是来自西北，而是来自东北了。起源于东北的契丹、女真、蒙古族相继进入中原，分别建立辽、金、元王朝。它们的统治使黄河流域农业受到程度不同的破坏，但农区以种植业为主的格局并未改变。契丹人在宋朝割让的燕云十六州等地统治基本上照顾了农耕文化的固有特点。蒙古人虽一度想把汉区农田改为牧场，但很快就认识到不能把游牧方式照搬到农区。元世祖建立劝农机构，制定劝农条例，组织编写农书，以恢复和发展中原的农耕文化为巳任。又致力于河套等地区的水利建设和河西屯田等。与此同时，农耕文化也加速向北方草原伸展。契丹人很早就重视农业，他们以“投下军州”的形式把俘获的汉人、渤海人、高句丽人集中建立居民点，从事农业生产，使草原上出现插花式农业点。女真人建立的金朝把中原和辽东本土的大量农业人口迁往其起源地黑龙江，使东北地区农业有了突出发展。蒙古人统治期间，相当重视蒙古地区的经济开发，在克鲁伦河、叶尼塞河上游屯田，尤以益兰州和称海两地最佳，单纯游牧的面貌有了很大改变。在新疆和西北也开展了屯田。当时新疆社会比较安定，农业生产有所发展。

        明淸时代，我国农牧区关系进入一个新的关键时期。明代统治区域西部不过嘉峪关，新疆、漠北以至河套地区的大部分为游牧的蒙古人所占据。但明朝辖内的半农半牧区面貌发生了巨大变化，基本上转化为单纯的农区，从而结束了该区长期以来农耕和游牧两种生产方式拉锯式进退的局面。明政府鼓励垦荒，又实行大规模屯田，尤以西北为最。军民商屯并举，在黄土高原，“即山之悬崖峭壁，无尺寸不垦”，原来的游牧地基本消失。明政府只在六盘山东西固原、会宁和陕西西北隅定边、靖边诸县设置一些马苑。在河西的屯田扭转了这一地区自中唐以来牧重于农的状况。作为九边重镇之一的银川平原也获得进一步的开发。明初曾迁江淮齐鲁居民到东北屯垦，当时有“辽东皆沃壤之说”。明筑边墙，从山海关往东北到今辽宁省开原一带，再折向东南，直到鸭绿江边，大体把种植业比较发达的地区圈到里面。满族入关建立清朝以后，合内地和草原为一家，结束了游牧民族和农耕民族长期军事对峙的局面，内地与北部、西部少数民族之间的民间贸易和文化交流更广泛地展开。又由于人口激增，耕地吃紧，传统牧区成为人们开辟新耕地的重要方向。东北、内蒙、新疆、青海等地都由此获得进一步开发。传统游牧民族统治区中不少地方转化为农区或半农半牧区，单一游牧经济的面貌也发生了重大变化。为了恢复明淸之际战乱中受到破坏的东北农业，清初一度鼓励农民出关开垦，乾隆初年以后又实行全面的封禁，以确保旗人对东北土地和资源的垄断，但冲破封禁进入东北的内地流民有增无巳，并逐渐从南向北发展。清政府实行旗人移垦戍边政策，实际上也引发了汉人的垦荒热潮。在汉满各族人民的共同努力下，雍正以后辽东巳有粮食外运，吉林、黑龙江的开发也获得较大进展，为东北建成我国近代重要农业区奠定了初步基础。经过元末战争，退守漠北的蒙古人几乎完全回到单纯的游牧经济。后来蒙古人进入漠南，嘉万之际，俺答汗招徕汉民，大力开发古丰州川，部分蒙古人也从事农业。入清，政府采取扶持蒙古人发展农业的政策，而汉民的大量流入成为推动蒙古地区农业发展的主要力量。清初虽然实行蒙汉分治、蒙地禁垦政策，但不久就发生了松动。经过各族人民将近一个世纪的辛勤劳动，以卓索图盟为主的蒙古东部地区，归化城土默特地区，察哈尔南部地区，伊克昭盟南部的河套部分地区，被开发成稳定的农区和半农半牧区，使蒙古部众和边外汉民的粮食获得基本解决。如果说淸代东北、内蒙的开发以流民自发移垦为主，新疆的开发则是主要通过政府有计划的屯田实行的。新疆屯田以巴里坤为门户，分别向天山北路和南路延西推进，尤以伊犂、乌鲁木齐屯田规模最大。参加屯田的有汉族、维吾尔族、锡伯族、满族等各族人民。随着农田水利的兴修，耕地面积大幅度增加。北疆农业的巨大发展，从而改变了长期以来单一游牧经济的局面，正是从淸代新疆屯田开始的。

        由此可见，在我国古代农业中，农区和农耕文化处于核心和主导地位。农区文化对牧区的影响是显而易见的。但牧区文化对农区的影响同样不可忽视。而这正是以前研究的薄弱环节。事实上，历史上牧区向农区输送牲畜和畜产品是经常的、大量的，对农区的农牧业生产是很大的支持。这在半农半牧区表现得最为明显。汉唐政府在这一地区设置的牧场，私人大牧主在这里经营的大型畜牧业，很多是靠从牧区取得牲畜源源不断的供应。原产北方草原的驴、骡、骆驼等，汉初还被视为“奇畜”，汉魏以后巳成为华北农区的重要役畜了。农区畜种的改良，往往得力于牧区牲畜品种的引入。甘青马、西域马、蒙古马、东北马等，都对中原马种改良起了巨大作用。中原羊种原属羌羊系统，随着中原和北方游牧民族交往的增多，华北地区成为蒙古羊的重要扩散地，中原羊种因而得到了改良，而与原来羊种迥异。太湖流域著名绵羊地方良种——湖羊，也是在蒙古羊基础上育成的。唐宋在陝西育成的同羊，则兼有羌羊、蒙古羊和西域大尾羊的血统。等等。牧区的畜牧技术对农区也有影响。骑术是从北方草原民族传入中原的，“胡服骑射”就是其中的突出事件。这些技术往往是通过内迁、被俘、被掠为奴等途径进入中原地区的牧区人民传播的。曾做过汉武帝马监的金日磾就是被俘的匈奴人。我国古代华北地区农业科技的经典《齐民要术》记述马、牛、羊等牲畜牧养、保健和畜产品加工技术颇详，这是与当时大量游牧民进入中原有关的，这些记载中即应包含了牧区人民的珍贵经验。如书中称羊脓病、口颊生疮为“可妬浑”，显然是胡语的音译。中原从游牧民族统治区引进的作物也为数不少，除人们所熟知的张骞凿空前后引进的葡萄、苜蓿等外，仅就《齐民要术》看，就有不少来自胡地、冠以“胡”名的作物和品种，如胡谷、胡秫、胡豆、胡麻、胡桃、胡瓜、胡葵、胡葱、胡蒜、胡荽、胡栗、胡椒等。该书中所载的窍瓠、批契等农具，亦应来自东北民族地区。

        以前的农业史研究往往比较注重农耕经济，相对忽视游牧经济，这是一种很大的缺陷。这样是难以写出全面的，与多民族统一国家相称的农业史来的。例如有人断定中国传统农业是“单一农业”或“跛足农业”，这种观点，就农区而言也是不全面的，更何况它把我国古代发达的、与农区农牧业相互依存的游牧经济排除在视野之外！因此，把这种理论限制在一定时期一定范围尚可，如果作为对整个传统农业的概括，岂不是本身就有“单一”或“跛足”之嫌吗？即使局限在农耕经济的研究，如果不同时注意游牧经济的发展、演变及其与农耕经济的相互关系，也难以将其发展机制与规律完全阐发出来。例如上文谈到的在中国农垦史上占有十分重要地位的边境屯田，就是农牧区军事对峙的产物，农耕文化向牧区推进的杠杆，其兴废直接关系到农牧区的进退盈缩。北方骑马民族的崛起，两大农业文化区的对峙，又有力地刺激了农区以养马业为基干的国营畜牧业的发展。因为，为了对付“飚举电至”的北方游牧民族的强悍骑兵部队，有必要由政府掌握大量马匹，以保持一支有迅速应变能力的常备军。我国汉唐政府养马均达几十万匹之多，其规模在世界畜牧史上是空前的。我国传统相畜和兽医技术的发展，均与国营牧业有着密切关系。而农耕区和游牧区的分立，农区内官营军用大牧业和民营农用小牧业的分化，构成中国古代农牧关系的两大特点。可以说，不了解游牧经济，就不可能真正了解中国古代的畜牧业。又如下文将要谈到的我国农业经济重心的转移，固然由于北方旱农体系的相对停滞和南方泽农体系的持续发展，但也和北方游牧民族多次入侵中原，使黄河流域农业再三受到破坏有关。

        三、淮河南北：旱农与泽农

        在农区内部，也存在不同的农业类型，例如在滨临湖海江河的某些地区形成以捕鱼为主的类型，在林木丰茂的某些山区形成以采伐为主的类型，但最主要的类型则是旱作农业和水田农业，并大体以秦岭淮河为界形成北方旱农区和南方泽农区。两者虽然都实行以粮食生产为中心的多种经营，但自然条件各异，具体生产内容和水土利用方式有较大差别。北方也有水田和水浇地，但发生较晚，且一直以旱作为主。南方也在丘陵山地种杂粮，但以水田稻作农业为主。这种格局，原始时代已经形成。两个地区的农业，各有其向广度和深度的发展，这种发展，又是在相互关联中展开的。中唐以前，黄河流域旱地农业处于领先地位，中唐以后，南方水田农业取而代之，导致全国经济重心的历史性转移。明淸时代，华北农业获得恢复和发展，南北差距缩小，但是南方比北方先进的基本格局没有改变。这两种类型农业地区的形成、发展和相互关系，以及它们在全国农业中所占地位的消长，是中国古代农业史的又一主要线索。

        淮河秦岭以北的黄河流域属温带干凉气候类型，年雨量400—700毫米，集中于高温的夏秋之际，有利作物生长。不过降雨量受季风进退的严重影响，年变率很大，黄河又容易泛滥，因此，经常是冬春苦旱，夏秋患涝，尤以干旱为农业生产的主要威胁。黄河流域绝大部分地区覆盖着黄土，平原开阔，土层深厚，疏松肥沃，林木较稀，用比较简陋的工具也能垦耕。但平原坡降小，地下水位高，泄水不畅，内涝盐碱化比较严重，上古尤其如此。这种自然条件，使黄河流域最早被大规模开发，并长期成为我国经济和政治的重心，同时又决定了该区农业是从种植粟黍等耐旱作物开始的，而防旱保墒一直是农业技术的中心。

        黄河流域是我国原始农业遗址分布最密集的地区之一。这里较早进入以使用耒耜为特点的锄耕农业阶段，距今七八千年已经出现以种植业为主的定居村落。人们种植粟黍，饲养猪、狗、牛、羊、马、鸡等，居住半地穴式或平地起建房舍，用窖穴储粮，并有发达的制陶业。根据目前的考古材料，黄河流域农业最早发生在太行山东麓（磁山文化）、伏牛山、熊耳山、嵩山山麓（裴李岗文化）、秦岭两侧及北山山系前缘（老官台文化）和泰沂山麓（北辛文化），逐步向海拔较低的地区扩展。至龙山文化时期，西至黄河上游，东到华北大平原南部、西部和中部，都有农业遗址。它们一般分布在黄河支流两岸阶地上，表明人们经营的是旱地农业，而不是依靠黄河泛滥的灌溉农业。

        虞夏至春秋，虽然青铜器巳越来越多地应用于农业生产各领域，但木制耒耜在很长时期仍然是主要耕播农具。在薮泽沮洳较多的自然环境中，人们为了开发低平地区，采用“二耜为耦”的办法，开挖用于排水洗碱的田间沟洫，形成畎亩结构的农田。作为当时黄河流域农业主导形式的这种沟洫农业，是一种垄作形式的旱地农业。耒耜、沟洫、井田三位一体，构成黄河流域上古农业的重要特点，也是我国上古文明的重要特点。不过当时农田垦辟毕竟有限，耕地主要集中在若干都邑附近，稍远一点就是荒野，可充牧场。未经垦辟的山林川泽尚多，而国与国之间存在着大片的隙地。正是这种情况，使游牧民族穿插活动其间成为可能。

        战国秦汉铁器牛耕的推广导致黄河流域农业的新飞跃。农业生产获得全方位发展，北方旱地精耕细作体系亦吿形成。这时井田沟洫制巳被废弃，大型农田水利灌溉工程相继兴修，是黄河流域农田水利史上少有的黄金时代。但由于水资源的限制，能灌溉的农田毕竟只是一部分，旱作农业仍然是华北农业的主体，当地防旱保墒问题很大程度上依靠耕作措施来解决。以防旱保墒为目的的“耕—耙—耢—压—锄”耕作体系成为北方旱地精耕细作技术体系的重要内容和特色之一。生产力的跃进大大推进了黄河流域的开发过程，以前难以利用的盐碱荒滩、丘陵瘠地被垦为良田。黄河中下游农区基本上连成一片，改变了前此星点式或斑块式分布状况。关中盆地、汾凁平原、黄河下游平原南部是当时先进农业区，黄河下游平原的北部和东部仍较荒凉。东汉末年以后，黄河流域长期战乱，后来，一些内迁的原北方游牧民族相继在中原建立割据政权，农业生产受到严重破坏，但农业生产工具仍在发展，精耕细作传统没有中断，且更趋完善，各地区各民族农业文化交流在特殊条件加速进行，华北大平原北部和东部也获得进一步开发，黄河中下游各地发展更趋平衡。这样，经过北魏以来的恢复，迎来隋唐的统一，黄河流域农业又获得迅猛发展，继续保持在全国领先地位。

        黄河流域之所以首先成为全国农业经济重心所在，固然由于这里平原开阔、森林较稀，在生产力水平不大高的条件下就可以进行大规模开发，同时也和这里地处中原，便于吸收和融汇各地区各民族农业文化有关。试以古代黄河流域种植的“五谷”为例。粟、黍是居住在黄河流域的华夏族先民驯化的。菽（大豆）是异地同源，即由黄河流域、长江流域、东北等地原始居民从当地野生大豆驯化而来。周代居于燕山以北的山戎出产的戎菽，是大豆的一个优良品系，春秋时齐桓公把它引进到中原，适应了当时黄河流域从休闲制转变为连种制培肥地力的需要，获得迅速推广，以致在春秋战国之际到秦汉之际，大豆成为与谷子并列的最主要的粮食作物。汉代以后，除被广泛用于与禾谷类作物轮作外，又被加工为豆腐、豆芽等副食品，充当饲料，用以榨油，用途多样化，对农业发展和人民健康作用重大。小麦起源于西亚，我国最早种麦的是西部民族。在新疆孔雀河畔的古墓沟出土了距今近四千年的栽培小麦遗存。据报道，在甘肃民乐东灰山遗址也发现了距今五千年的小麦，这里正是后来氐羌人活动的地区。有关文献记载表明，羌人有植麦和食麦的传统。黄河流域中下游种麦，很可能是由羌族通过新疆河湟这一途径传入的。小麦古称“来”，“来”字在甲骨文中是小麦植株形象，因小麦为引进作物，“来”取得“行来”之义。由于冬麦有“续绝继乏”之功，历来受重视，但这种原产西亚冬雨区的越年生作物并不适应黄河流域冬春雨雪稀缺的自然条件。为了克服这些困难，黄河流域人民在土壤耕作、种子处理、栽培管理、及时收获以及加工保藏等方面创造了一系列特殊的技术和工具，才终于使小麦在北宋以后代替谷子成为北方人民的主粮，并处于华北整个种植制度的中心。小麦的全部栽培史都说明它是引进作物，而非黄河流域原产。中原面食的方法，不少也来自西部少数民族地区。水稻是百越族先民从野生稻驯化的。原始社会晚期巳从南方扩展到黄河、渭水南岸及稍北。大禹治水后，曾组织在黄河流域的卑湿地推广种稻。以后，随着黄河流域农田水利的发展，水稻生产遍及黄河流域各地，成为该地区重要粮食作物。事实上，黄河流域从各地引进的作物决不止这几种，它起源甚早，数量甚多，可以写出一部有份量的引种史来。汉武帝在上林苑中广植从各地征集而来的奇卉异木，从农学看，正是引种试验，这是黄河流域引种史上的一段插曲。元代农书《农桑辑要》提倡在黄河流域引进和推广棉花、苎麻，对唯风土论进行批判，指出在人的干预下，能够改变农业生物的习性，使之适应新的环境，从而突破原有的风土限制。这种有风土论而不唯风土论显然是人们对在长期引种中积累的经验所作的理论概括。

        我国农田灌溉与大型农田灌溉工程最早均出现在南方，战国时代黄河中下游农田灌溉水利工程的兴起，与南方农田灌溉技术的传播有关。早在本世纪三十年代徐中舒先生已经指出这一点。黄河下游与吴楚接壤的郑国，春秋时可能巳有灌溉工程。战国时郑灭于韩，具东部沃壤尽入于魏。战国时代黄河流域最早出现的大型农田灌溉工程是魏国的漳水十二渠，另一兼有运输和灌溉之利的大型运河鸿沟也出现在魏国，而修建战国时最大渠灌工程的郑国渠的主持人，则是韩国的水工郑国。不过，黄河流域居民并非照搬南方稻作区的成法，而是根据自身条件和经验创造性地加以发展。例如，他们在平原和盆地发展大规模渠系工程，并往往利用黄土地区河流含沙量大的特点，采取放淤和淤灌的办法，用以肥田和改良盐碱地，这种采取工程手段有计划进行的淤灌，既不同于古埃及利用尼罗河泛滥来淤地，也不同于我国南方的稻田灌溉。

        从目前材料看，最早的石犂（始见长江下游的崧泽文化）和铜犂（始见江西新干大洋洲商墓）出土于南方越人的活动地区，最早的生铁和钢的实物遗存发现于春秋战国是的吴越荆楚之地。犂耕和冶铁术很可能是首先从南方发展起来的。中原犂耕和冶铁的发生发展是否与南方有关技术的传播或影响有关，是值得研究的。

        在畜牧生产方面，上文谈到农区从牧区引进的牲畜资源和畜牧技术，大多与黄河中下游地区有关。

        总之，黄河流域的农业是在华夏族先民创造的粟作农业的基础上，吸收南方稻作文化、西方麦作文化和北方游牧文化的某些因素而发展和充实起来的。

        在淮河秦岭以南的长江中下游及其南境，基本上属于亚热带和暖温带气候类型，雨量充沛，河湖密布，水源充足，资源丰富；但雨量亦受季风进退影响，有些河流容易泛滥，旱涝不时发生。河流两旁往往有肥沃的冲积带，是理想的农耕区，但缺乏华北那样广袤的平原，山区丘陵多为酸性淋余土，适耕性较差，山多林密，水面广，洼地多，也给大规模开发带来许多困难和问题。这种自然条件决定该区很早就以种植水稻等喜温作物为主，而农田灌溉设施成为农业发展的重要的或先决的条件；这也决定该地区农业虽然出现很早，但要达到大规模开发阶段，需要比黄河流域有一个更长的过程。

        长江中下游是我国原始农业遗址另一分布密集地区，距今七千年巳有足以与黄河流域相媲美的发达定居农业。主要作物为水稻，家畜除猪狗外，有水牛而无马。也和黄河流域一样养蚕缫丝，但最初更偏重于对野生植物纤维的利用。捕鱼业相当发达，“饭稻羹鱼”一直是南方人的传统。住房中有北方罕见的干栏式木构建筑。玉器制作水平颇高。这些都显示出不同于黄河流域农业的特色。在南方两广和闽、赣等省不同类型的新石器时代农业遗址中，采捕鱼类和贝类在经济生活中常占重要地位，块根块茎类植物栽培和利用可能较早。但至迟距今四五千年，一些河流两旁的台地遗址已经以种植水稻为主了。从各地具有大致相同的农业类型看，原始社会晚期南方巳大体形成以水田稻作为主的农业区。

        在原始时代以后相当长一段时间内，南方农业仍然是与黄河流域农业并驾齐驱的。在北方骑马民族崛起以前，南方稻作文化集团（苗蛮、淮夷、于越等）是与中原粟作文化集团（华夏族）相抗衡的重要力量。春秋时南方民族所建立的吴越楚蜀等国，农业发达，多所建树。如上文谈到最早发展农田灌溉，最早实行犂耕，最早或较早发明冶铁炼钢术等等，所有这些南方民族的重大创造，都在黄河流域农业的发展中结出了硕果。这时还很难说南方农业比北方落后。进入战国以后，差距拉开了。当黄河流域因铁器牛耕的推广获得大规模开发的时候，南方铁器牛耕的推广程度远逊于黄河流域，农业开发始终没有突破星点式或斑块式分布状况。秦汉时代江南以地旷人稀著称就说明了这一点。如汉平帝元始二年（公元2年）黄河流域的河南、山东、山西、河北、陝西五省共有人口2800多万，占全国总人口的2/3，而面积数倍于它的中东南八省（江苏、浙江、福建、江西、湖北、湖南、广东、广西）68万余人，仅占全国总人口1/10强。人口这样稀少，自然不可能有真正大规模的开发。由于地旷人稀，耕作相当粗放，许多水田长期采取“火耕水耨”的方式，旱地则多行刀耕火种，这与黄河流域农业的精耕细作适成鲜明对照。总之，长江中下游及其南境的农业巳明显落后于黄河流域。

        为什么会发生这样一种变化呢？南方被征服地位在一定时期内使其经济发展受到影响，这是原因之一。但更根本的原因应从自然环境与生产力发展的相互关系中去寻找。上文谈到，南方的自然条件对农业开发有有利的一面，也有困难的一面。当较易开发的地区开发殆尽的时候，农业要再上一个台阶，由星点式或斑块式开发进到大规模连片开发，比起黄河流域，需要劳动力和生产资料等要素积累到更高的程度。当这些条件尚未具备时，农业生产呈相对停滞状态不足为奇。南方气候湿热，时有瘴疫流行，威胁人们健康，影响劳动力的再生产。又由于天然食品库的丰裕，人们可以较多依赖采集捕捞取得生活资料，不愁衣食，也延缓了人们为发展农业所作的努力。南方农业的落后，是上述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

        东汉末年以来，苦于长期战乱的中原人陆续大量迁移到他们原来视为畏途的南方，使这里进一步开发所最需要的劳动力条件有了明显的增加，成为当地农业“起飞”的直接启动力。从魏晋到唐宋，南方农业持续发展，终于实现了对黄河流域农业的历史性超越，导致全国经济重心的转移。对于这一过程，人们论列巳多，无庸赘述。

        作为这次飞跃在技术上的表现，则是南方水田精耕细作技术体系的形成和成熟。它与北方旱地精耕细作体系基本原则是相通的，但内容和形式都有各自的特点。它拥有比华北地区更高的土地利用率，不但创造了多种充分利用水土资源的形式（涂田、圩田、梯田、架田等）而且多熟种植出现较早，发展较快，并由此带动了一系列技术的进步（如土壤耕作、育秧移栽、水浆管理、施肥、育种等）。以前人们往往认为它是北方先进农业技术在南方传播的结果，这种看法是不全面的。诚然，南迁的北方人带来了先进的工具、技术和各种作物品种，对南方水田精耕细作技术体系的形成起了重大作用。但它并非北方旱地精耕细作技术体系的移植，而是以南方民族原有的水田技术为基础形成的，是南北两地和南方各地农业文化交流的结果。汉魏时期，南方农业技术在总体上虽然逊于北方，但在稻作技术上并不比北方差，某些方面甚至比北方先进。汉代越人以善治水田著称，内迁越人曾受命经营废弃的河东渠田。岭南地区不晚于汉代巳有双季稻连作。从考古文物看，当时岭南和四川部分地区实行水稻育秧移栽，即与双季稻有关。育秧移栽是水田精耕细作技术的关键之一。唐宋时代，这种技术在水稻生产中普及，适应了多熟种植发展的需要，推动了水田耕作的精细化。适合于育秧移栽整地要求的水田耙——耖，不晚于晋代，巳在岭南出现，宋代传到了江南。江南在唐代创造了当时全国最先进的曲辕犂。元代又有中耕用的耘盪的发明。于是形成了“耕—耙—耖—耘—耥”相结合的水田耕作体系。这一体系与烤田（初见《齐民要术》，大概实行于淮河流域）、排灌等水浆管理措施密切配合，促进土壤熟化，大异于以防旱保墒为中心的北方旱地耕作体系。唐宋以来江南形成水稻与小麦、油菜等“春花”作物复种，水旱轮作，一年两熟的制度。小麦、油菜均从北方传入。这种制度反映了南北农业技术的结合。唐宋以来，南方形成低地以筑堤挡水护田为主、丘陵以陂塘蓄水灌溉为主的水土利用方式，都可以从南方农业自身发展中找到其渊源。如春秋时的吴越，巳在长江下游围田，逐步发展，中唐以后太湖流域形成治田与治水相结合的塘埔圩田体系，奠定了江南作为全国首富之区的基础。明淸时期洞庭湖流域和珠江三角洲等地形成新的农业发展地区，亦与围田经验的推广有关。最早的大型陂塘灌溉工程——期思陂和芍陂，出现在春秋时的楚国，以后成为南方主要水利形式之一。春秋时代的吴越，首先利用陂塘养鱼。汉代出现不少陂塘水田模型，反映当时利用陂塘蓄水种稻，同时养鱼和种植水生作物，实行大田与水体的综合利用，是南方固有的经验。这种经验从丘陵推广到低洼地区，明淸时代出现了比较广泛流行于长江下游和珠江三角洲的堤塘生产方式：低洼地挖池，堆土为堤（或称“基”），池中养鱼，堤上植桑（或种果、蔗或其他作物），桑叶饲蚕，蚕矢饲鱼，池泥壅桑，循环利用，成为现代立体农业或生态农业的雏形，而所有这些，显然是与“饭稻羹鱼”的传统一脉相承的。

        总而言之，无论是北方的旱农还是南方的泽农，其生产结构和生产技术都是自成体系的，同时又是在多种农业文化相互交流融汇中形成和发展的。

        四、从东北到西南：农牧交错

        游牧民族统治地区情形也并非千篇一律。严格意义上的游牧区只有蒙新高原；东北和新疆都有营农民族和渔猎民族的分布。甘青地区的氐羌各族以游牧为主，也种植穄麦。大扺羌族经济偏于游牧，氐族经济偏于种植。我国西南部，包括四川、云南、贵州、西藏等省，原是游牧民族与农耕民族错杂并存的地区。如果加上上文谈到的半农半牧区，则从东北到西南构成一条两头大、中间小的农牧交错地带。这一地带的农牧经济同样显示了多元交汇的特点。

        在整个北方地区中，东北地区离海较近，雨量较多，森林沼泽密布，渔猎资源丰富，又有宜于农耕的平原和肥沃的黑钙土。本区的西部则属蒙古草原的一部分。本区的新石器时代遗址，可区分为以定居农业为主和以渔猎经济为主两大类型。但农耕遗址中往往保留较多的渔猎经济成分，渔猎遗址也往往包含农耕经济的因素。普遍包含或多或少的用于渔猎的细石器，如石镞、小型刮削器和切割器等，是东北地区新石器时代遗址的显著特色，但细石器往往与可用于农耕的大型磨制或打制石器，如石斧、石锄、石耜、石磨盘等并存。根据文献记载，东北地区原始民族有东胡、濊貊、肃慎三大族系，它们的农业各有不同的发展道路，形成不同类型。一方面，这些民族之间彼此斗争，相互渗透，另一方面，这些民族与中原汉族和大漠南北的游牧民族之间彼此斗争、相互渗透。本区农业生产就在这一过程中曲折地发展。

        东胡系统诸族主要活动在本区西部，即大兴安岭以西的蒙古大草原东部。它们一般逐步形成游牧经济。如前所述，作为春秋战国时重要游牧民族的东胡形成是较晚的。継东胡而代兴的东胡系各族游牧经济的形成也往往有一过程，并深受草原游牧民族的影响。如鲜卑原来是活动在大兴安岭林区的一个狩猎民族，他们在南迁和西迁过程中与匈奴余部相结合后，才发展起强大的游牧经济。南北朝隋唐时的室韦诸部，属东胡系而又吸收了肃慎族系的一些成分，活动在嫩江流域和呼伦贝尔湖一带，以狩猎为生，种黍、麦、穄，剡木为犂，不知用牛，收成较低，饲养马、牛、猪，近处无羊，基本上定居放牧，只有部分室韦人冬天逐水草而居。室韦中的一支，居住在额尔古纳河一带的蒙兀室韦，即蒙古族前身，这时也过着农牧猎相结合的生活。公元八世纪中，蒙古人西迁至斡难河、禿忽剌河、怯绿连河一带，因适应草原地区自然条件，并受了游牧的突厥人的影响，学会牧羊，才形成了游牧经济。在历史上，大扺随着东北民族之西进，蒙古马和蒙古羊也逐步向东北地区扩展，今日东北的马种和羊种，即属蒙古马和蒙古羊之系统。这反映草原文化对东北地区影响是很深的。东胡族系中也有形成半游牧民族的。如活动于燕山以北的山戎，商周时巳有种植业，他们出产的戎菽和冬葱春秋时引种到中原，促进中原农业的发展。南北朝至宋辽时游牧在西拉木伦河的奚族即山戎的后裔，他们也有种植业，尤以在山区开辟梯田最有特色。

        濊貊族是由濊人和貊人汇合而成，以农业城栅为特点，不同于游牧族。分布在今辽西海滨、辽东半岛和朝鲜西北部的古朝鲜族是濊貊系的一支，较早进入文明时代。周武王灭商，封箕子为朝鲜国王，传播中原的“田蚕织作”技术，促进了当地农业的发展。汉代，濊貊族系相继在松嫩平原和鸭绿江及其支流浑河流域建立夫余国和高句丽，均以农耕为主，使用铁器牛耕，兼营畜牧渔猎，在当时东北诸族中是最先进的。夫余产五谷名马，号称殷富。高句丽晋末占领辽东后，农业加快发展，南北朝以后巳是“种田养蚕，略同中国”。夫余北魏时灭于肃慎系统的勿吉，高句丽灭于唐。从此，东北地区三系鼎立让位于东胡族系和肃慎族系相继代兴的局面。但濊貊族系的农业文化巳融合于其他民族中。

        东北各族农业文化的交流与融汇，在肃慎族系农业的发展中表现得更为明显。肃慎族系居住的白山黒水间拥有丰富的野生动植物资源，是采猎的宝库。这里的居民长期以来以渔猎为生。历史上，肃慎族系不断有先进部分分化出来，向西发展，吸收其他民族的农业文化，建立比较发达的农牧经济，但也总有一部分人居住在原处，维持传统的渔猎经济。同时又发生过多次反复。但总趋势是渔猎经济的地盘目前缩小，农牧经济地盘日益扩张。先秦时代，居住在松嫩平原的肃慎人巳开始经营农业，形成渔猎与定居农牧业相结合的类型。肃慎以善射和养猪为为特点，尚处石器时代，不知养马，经济发展比较迟缓。魏晋时，随着各民族农业文化的交流，肃慎人开始使用铁器和养马，成为经济加速发展的契机。南北朝时，肃慎族系迤逦西进，据有夫余故地。肃慎族系的勿吉与夫余融合，形成粟末靺鞨。唐代，以粟末靺鞨为主体的靺鞨人与部分高句丽遗民相结合，建立渤海国，据有松花江以南至日本海的广大地域，形成渤海族，普遍使用铁犂牛耕，农牧渔业均相当发达。东北东部地区较大规模开发，始自渤海国。契丹人攻灭渤海国后，渤海国人成为辽国主要农业人口之一。仍活动在白山黑水一带的肃慎系余部女真人不少仍以渔猎为生，但畜牧业巳较发达，以出产名马著称，辽代的群牧，就是在俘获女真马匹二十万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以后女真人的农业也获得了发展。十二世纪，女真人建立的金朝，由于把中原和辽本土农业人口大量迁往女真人的发源地黑龙江地区，导致东北农业人口的增长和农业的扩展。从考古发掘看，东北金代农村遗址经济是相当发达的。但由于依靠汉区输入的铁农具和汉人的奴隶劳动，其基础是不扎实的。蒙古人灭金后，进入中原和辽河流域的女真人逐步融合于汉族之中，留在故地的女真诸部，由于战争的破坏，由于与汉区的隔绝和农业奴隶来源的断绝，农业明显衰落，主要过着“逐水草为居，以射猎为业”的生活，仿佛回到起跑线上重新发展。明代，女真人逐步向西向南发展，与汉区接触频繁，农业生产迅速发展，尤其是女真人建立了自己的冶铁业以后，农业有了新的飞跃。女真人的畜牧业也很发达，尤以养马为盛。明朝设辽东马市，主要是为了购买女真诸部的马匹。采猎在女真人经济中仍占重要地位，人参、貂皮、东珠为其名产。正是在农牧生产巨大发展的基础上，以建州女真为核心的女真诸部形成新的民族共同体——满族，统一东北，进而统一全国，建立清朝。女真族—满族的农业既包含了肃慎族系的传统，又受到东胡系统、原濊貊系统各族以及汉族的影响，形成以种植业为主，农牧采猎相结合的经济。女真人从来没有发展为单纯的游牧民族。也许正是由于这一点，在入主中原的北方民族中，满族在处理农业民族与游牧民族、农区与牧区的关系方面，是最为成功的。入清以后，满族成为统治民族，汉人大量进入东北，满族在与汉族等各族人民共同开发东北的过程中，其农业生产结构与技术巳和汉族基本相同。但即使到了近代，渊源于肃慎族系的一些民族，如赫哲、鄂伦春、鄂温克等族仍然过着以渔猎为主的生活，为我们认识古代肃慎人的渔猎经济提供了一把钥匙。

        东北民族农业史，是民族地区农业发展多元交汇的一个例证。

        新疆历史上曾属游牧民族统治区，实际上也是农牧交错的。该地区有广阔的草原和沙漠，提供了优良的牧场，在某些草原沙漠的边缘和内陆河流流经的绿洲，也存在发展农耕的有利条件。汉魏时代，大扺以天山为界，北疆与蒙古草原相连通，是匈奴、乌孙、丁零等族的游牧地，南疆则多为有城郭田庐的“城国”。城国也分两类：鄯善、诺羌、且末以游牧为主，多马、驴、骆驼，耕地少，往往要“寄田仰谷旁国”，不妨称之为半游牧民族，而且末以西则多五谷果木，亦有畜产，但以农耕为主。每个城国实际上是一个较大的绿洲。以农耕为主的固然经营绿洲农业，以游牧为主的亦以绿洲农业为依托。绿洲农业以水利为命脉，是绝对意义上的灌溉农业。因为新疆地处内陆，气候十分干燥，雨水十分稀缺，没有灌溉，农业就不可能存在。农业只能在依靠暖季高山融雪和低山降雨汇流成河所浸润淤积而成的绿洲中发展起来。尽管绿洲内可有密集的人口，发达的农业，其周围却是人烟罕见的沙漠。各个绿洲之间相互隔绝。西域三十六国在张骞凿空前即巳存在，可见新疆农业是有独立于黄河流域的起源的。目前，新疆巳发现距今近四千年的农牧业遗址，但尚未发现原始灌溉遗址。有人向当地专家和老农调查访问，认为新疆原始灌溉是一种不加人工控制的自流灌溉，尚存于近世的“撞田”即其孑遗。撞田依靠夏秋洪水泛滥浸灌，没有坝闸渠道，或仅筑简单堤防，旋用旋淤，故后世难觅其迹。撞田以山前冲积扇、河流下游和低洼河阶地为宜。绿洲农业耕地是由河流下游向上游发展，由河岸低洼地向高阶地发展的。这种情形与黄河流域中下游的旱地农业正好相反。黄河中下游原始农业遗址一般分布在河旁台地，由高处向低处发展。人工灌溉出现较晚，能灌溉的也只是部分农田，多数农田依靠天然降雨和耕作保墒。随着西汉王朝在西域的屯田活动，中原的灌溉工程技术传到了新疆，促进了当地绿洲农业的发展。但在这过程中，新疆各族人民根据自身条件有所创造，如对雪水的利用、蓄水池和涝坝的修建以及渠道防渗技术等等。总之新疆绿洲农业的存在和发展，再次说明我国古代农业多元交汇的特点。

        自汉以降，农耕文化在新疆有很大发展，不少游牧民转化为定居的农人。近代新疆主要民族之一的维吾尔族，就是游牧的回鹘人西迁后与当地土著居民以及汉族移民等融合而成，其经济也体现了多种农业文化的汇合，以经营绿洲农业为主，种植小麦、玉米、水稻、棉花等，盛产瓜果，以饲养牛羊为主的畜牧业也比较发达。同时，直到近代，也仍然有游牧民族（如哈萨克、柯尔克孜、蒙古等族）与定居农业民族杂居共存。

        我国西南地区自然条件复杂，境内有云贵高原、横断山脉、青藏高原、成都平原等，各地地形、土壤、气候差异巨大。长期为众多民族所聚居，其原始成分分属氐羌、百越两大系统。故尔该地区农业文化呈现出类型多样性和发展不平衡的特点。首先发展起来的是巴蜀地区。巴蜀本属南夷。商周时代这里巳有发达的青铜文化。古蜀国人民很早就在成都平原开辟耕地、兴修水利，春秋中期的鳖灵治水成为后来都江堰工程的基础。巴族是最早植茶的民族。春秋战国时巴蜀的农业巳颇发达。秦并巴蜀后设置铁官，后蜀卓氏等也在四川发展冶铁业。秦又在古蜀国治水基础上修建都江堰，使成都平原成为不忧水旱的“天府之国”。巴蜀农业属稻作农业系统。从出土汉代图象材料看，当时四川水稻生产巳采用插秧、施肥、灌溉、耘耨等先进技术，并利用稻田养鱼。汉政府往往利用巴蜀粮食赈济关东饥民。蚕桑、茶叶、水果生产也很发达。四川农区是当时南方最富庶地区，在经济上它与当时关中农区紧密相连，成为秦汉帝国的重要仓库和经营西南夷的基地。秦汉时代巴蜀农业虽然吸收了中原农业文化因素，但显然是在自身基础上发展起来的。

        四川南部的云贵各族，汉代称“西南夷”，名目繁杂，但从其农业类型看，可归并为两类：一类是“耕田，有聚邑”的“魋结”之民；一类是“随畜迁徙无常处”的“编发”之民。前者可以“滇”王国为代表，后者可以“昆明”人为代表。属于百越系统的滇人在滇池周围的平坝开辟了大量耕地，种水稻，使用青铜农具，尚处锄耕阶段。畜牧渔业颇发达，大量饲养犎牛。是南方稻作文化的一个分支。属于氐羌系统的昆明人以同师（今云南保山）和楪榆（今云南大理）为活动中心，是北方草原游牧文化在西南的延伸，或谓横断山脉大江流域的“石棺葬文化”即“昆明”文化的遗存。这种农牧错杂的情况后世发生了变化，但仍留下深深的印痕。汉朝在西南夷地区设置郡县，铁器牛耕逐步推广。魏晋南北朝西南夷处于分裂割据状态，但农业继续发展。唐宋时本区出现以彝族和白族先民为主体的地方割据政权——南诏和大理，政治经济重心转移到滇西以洱海为中心的地区，种植业成为主要经济部门。但养马业也相当发达，大理马成为宋朝战马主要来源。直到唐代，仍有部分昆明人转入高山游牧，“夏处高山，冬入深谷”。作为昆明人后裔的彝族，部分人至明代仍然保留上述习惯。元朝，云贵重新纳入统一帝国版图。元明淸三代，云贵地区屯垦持续发展，农区从腹地向边疆，从平坝向山区扩展。汉人大量进入，逐渐成为当地主体民族。但直到淸代，云贵地区畜牧业仍相当蕃盛，并产生春夏在高山放牧，秋冬在收割后的水田放牧的畜牧方式，这大概是从游牧向农耕过渡中出现的一种形态；而随着坝区农业的发展，放牧区逐渐向山坡以至深山转移。利用草山草坡放牧的畜牧业一直延续到当代。本地区多种农业文化的交汇与并存还可以举出其他一些例子。如属于滇文化系统的距今三千一百多年的剑川海门口遗址，同时出土了百越人驯化的稻谷和羌人首先种植的麦类遗存。我国实行稻麦复种制以云南为早。南诏时期水稻收割后复种大麦巳相当普遍。这虽与云南有明显干湿季区分的自然条件有关，但也是不同农业文化融汇的产物。还应指出，由于自然条件的复杂和历史发展的不平衡，直至近代，本区农业仍存在多种形态并存、立体分布的特点。河谷、平坝和高原湖围以农耕为主，山区半农半牧，高山则有采猎与游耕相结合的类型等等。

        居住在西藏的藏族与羌人有密切的渊源关系。这里农业发生也相当早。在澜沧江上游的卡若发现了距今四千多年的定居农业村落。种粟，饲养猪牛等，与甘肃地区原始农业有许多共同因素。七世纪初，在农业发展基础上，山南雅龙部落首领松赞干布在西藏建立吐蕃国，并一度占领河陇地区和云南西北部。当时，雅鲁藏布江和澜沧江河谷地带为农区，其余地区则以牧猎为主。其农牧业具有高寒型特征。主要作物为青稞。藏族以麦熟为岁首，是大麦最早驯化者之一。高原牧业则以畜养牦牛为主，很早就育成牦牛与黄牛的杂交后代——犏牛。十三世纪以后，西藏方式归入中国版图。元明淸三代，西藏与内地联系不断加强，农牧业生产也发生重大变化。原来分散的垦区逐步扩大范围，由气候温暖的雅鲁藏布江中游和藏东三河河谷发展到寒冷的各河流上游和藏南高原的河谷湖盆地区，逐步形成今日农牧分区的格局。

        五、两种文化交流：以植物驯化引种为例

        我国历史上栽培植物种类繁多，其中很大一部分是本土驯化的。二十世纪初，前苏联著名遗传学家瓦维洛夫首创栽培植物起源多中心学说，把中国列为世界栽培植物八大起源中心的第一起源中心。中国起源的栽培植物多达136种，占全世界666种主要粮食作物、经济作物以及蔬菜、果树的20.4%。以后作物起源学说不断有所补充、修正和发展，而中国作为世界作物起源中心之一的地位始终为研究者所公认。这许多本土起源的栽培植物和家养动物，并非汉族单独驯化的，而是中国境内各民族的共同创造。各民族在各自的自然环境中驯化了不同的动植物，并通过彼此交流，融汇到中华农业文化的总体中。在我国的栽培植物中，又有相当一部分，包括一些很重要的种类，是从国外引进的。这里存在着另一种文化交流；一方面起源于我国的栽培植物和家养动物陆续传到世界各地，另一方面又不断从国外引进栽培植物和家养动物的新种类和新品种，并用传统技术把它们改造得符合中国的风土条件。还应指出，这许多作物的引进和外传，是以边疆少数民族为中介的。也就是说，这两种交流是交织在一起的。正是在这两种交流中，我国栽培植物和家养动物种类和品种日益丰富，农业文化不断提高，并对世界农业作出自己的贡献。

        上文已经谈到“五谷”。试看小麦，从引进到成为北方主粮、全国第二大粮食作物，历时数千年，克服了许多困难，它说明中国人民是有吸收外来文化的胸襟和能力的。高粱原产非洲，何时传入我国难以确考。最初大概在西南民族地区种植，故有“蜀秫”、“巴禾”之称。宋元后始在黄河流域大量种植，逐渐发展成为我国北方的重要粮食作物。明淸时代，原产美洲的玉米、甘薯、马铃薯的引进和推广，适应了当时人口激增的形势，为中国人民征服高寒地区和貧瘠山区，缓解民食问题作出巨大贡献，成为我国农业史上有革命意义的重大事件。我国传统衣着原料是麻类和蚕丝。大麻原产华北，苎麻原产南方，养蚕繅丝则是南北若干地区同时或先后发明的。而近世最主要的纤维作物棉花则原产非洲、印度和美洲。宋元以后，棉花在长江流域和黄河流域推广，引起衣着原料生产的革命。而不晚于汉代，新疆、云南（哀牢夷）和华南少数民族巳在种植棉花了。我国对动物油脂利用较早，对植物油脂利用较晚。西汉张骞通西域后引进了原产地中海的胡麻（芝麻）及榨油技术后，我国才有了真正的大田油料作物。而胡麻传入中原以前，早在新疆安下了家。明淸时代又引进了原产美洲的花生，再次引起油料生产的革命。另外两种重要经济作物甘蔗和茶叶，则分别是岭南地区和巴蜀地区的少数民族首先利用和栽培的。

        有人统计，在我国常见的一百种左右的蔬菜中，原产和引进各占一半。宋元以前，葵（冬寒菜）是百菜之主。汉魏时江南人民从芜菁中育成了菘——白菜，开始只能在南方种植，经过品种和栽培技术的改良，明淸时在黄河流域安了家。它和另一种古老蔬菜萝卜代替了葵成为全国最重要的蔬菜。从少数民族地区传到中原的蔬菜（晋人潘尼说“西戎之蒜，南夷之姜”即其一例），从国外传到我国的蔬菜，不胜枚举；而后者也往往得力于少数民族。如原产印度的黄瓜首先被西域各民族所引种，张骞使西域时引入中原，故有“胡瓜”之称。原产萨哈拉大沙漠的西瓜也首先由西域各族人民引种，契丹得自回纥，引种到东北，洪皓又得自女真人，引种到中原。还应指出，这些引进的瓜菜经过我国各族人民的改造，已经面目一新、异彩纷呈。远的如黄瓜，育成许多适应不同季节和气候条件的品种，完全改变了瓜小肉薄的原始状态。近的如明末引进的辣椒，经过几百年的培育，我国巳成为拥有世界上最丰富的辣椒（包括各类甜椒）品种的菜椒品种输出国。

        世界上三个最大的果树原产地，中国占了两个，即华北和华南及其毗邻地区。起源华北的果树有桃、杏、中国李、枣、栗、中国梨和杮等。起源于南方的则有柑桔、橙、柚、荔枝、龙眼、枇杷、梅、杨梅、橄榄、香蕉等。新疆也是著名的瓜果之乡，是柰（绵苹果）、胡桃、新疆梨等的原产地。我国也有不少果树是引进的。如西汉时引进的葡萄、石榴（亦以西域为中介），唐宋时引进的芒果、菠萝等。现在北方主要栽培果树的西洋苹果，则是晚清从北美洲传入我国的。

        历史上通过各种途径传播到世界各地的我国栽培植物，其数量也是相当多的。大豆、茶叶等仅为其荦荦大者。美国人类学家安德生（E.N.Anderson）甚至说：“如果不是由于西方农民和食品购买者根深蒂固的保守观念，我们所输入的，或许还要多上几百种。对比之下，中国人（一向被视为盲目的固守传统）却几乎借取了一切能种在自己国土上的西方植物。”如此看来，所谓“中国传统农业文化本质上是封闭的、保守的”等说法，其正确性是十分可疑的。

        在农业技术方面，这两种交流也是存在的。关于国宝各民族各地区间农业技术的交流，上文已经谈了不少。我国农业技术的外传对东亚和西欧农业发展产生了巨大作用，也是公认的。如唐代我国水车传到日本，促进日本农业的发展。十八世纪中国犂传到西欧，引发了西欧耕犂体系的改进，成为西欧近代农业革命的起点。国外农业技术的引进对我国农业发展的影响，也是有线索可寻的。如新疆等地的原始“撞田式”漫灌，与埃及、西亚利用河流自然泛滥实行自流漫灌十分相似，前者很可能要溯源于后者。此事似乎还应与麦作的东传联系起来考虑。出土距今三千八百余年的小麦遗存的新疆孔雀河畔古墓沟遗址中的古尸，经鉴定为与西亚民族有血缘关系的塞种，我们似应从这一事实中得到某种启发。有人认为新疆的坎儿井来源于西亚。中国古代的筒车，也可能传自印度。都是很值得研究的。我们反对中华文化西来说，是就中华文化的主体而言的。至于中华文化在发展过程中吸收外部（包括在我国西方的国家）文化，这是完全正常的；如果没有这种吸收，倒是奇怪不可理喻的。这正是农史研究应该加强的薄弱环节。农史研究中有一种倾向，似乎把什么作物、什么技术都说是中国首先驯化或发明的。如果事实如此，当然甚好；但根据不足而强为之证，则大可不必。事实上，任何一个国家，任何一个民族，任何一种文化，都不可能包打天下；它的生命力在于不断吸收异质文化来充实和发展自己。而中国的农业文化，历来有这种兼容并包的气度与能力。

        六、多元交汇与精耕细作

        人们常说，中国传统农业的特点是精耕细作。这无疑是对的，但并不全面。精耕细作是以汉族为主体的农区农业技术发展的主流。由于我国农耕经济始终占主导地位，因此，精耕细作代表了我国古代农业技术发展的主流。但我国是一个幅员辽阔的多民族统一国家，各地区各民族农业的发展不但有发展程度或发展阶段的差异，而且有不同类型的区别。农业生产不但包括农业技术，还包括土地利用方式、生产结构、地区布局等方面。农业类型是农业生产结构、土地利用方式、农业技术等因素综合的表现。把农业类型、农业区划和民族等等因素联系起来作动态的分析，不难看出我国农业是一个多元交汇的体系。“多元交汇”从更高的和更为综合的层次上反映了我国古代农业的特点。用“多元交汇”的观点来处理中国农业史，兼顾各种农业类型、各种农业区域和各类民族的农业及其相互关系，兼顾农业发展中的广度和深度的关系，将能更全面、更真实地反映我们这样一个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农业发展波澜壮阔、异彩纷呈的面貌。

        关于我国农业技术精耕细作传统形成的原因，一般从封建地主制下小农经济的特点去寻找。笔者也曾持有类似的观点。诚然，在封建地主制下，个体小农有较多的人身自由，有较大的经营自主权，而经营规模狭小，经济力量薄弱，土地所有权或使用权不稳定，这就使得他们有必要、有可能、而且愿意通过多投放活劳动，精细耕作管理，争取在有限的土地上生产尽可能多的产品，以解决一家数口的生计。精耕细作传统的形成无疑与此有相当密切的关系。不过，把它当作精耕细作形成的主因，就不大妥当了。精耕细作属于生产力范畴，封建地主制属于生产关系范畴。根据马克思主义的原理，在一般情况下是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而生产关系对生产力也有反作用。上述观点违背了这一原理。同时更为重要的是，它与客观实际并不相符。我们知道，因果关系必须表现为时间链条上的前后顺序，即先有因，后有果，而不是相反。而精耕细作技术却发生在封建地主制形成之前。后者当然不和成为前者的起因。例如，我国黄河流域旱作农业精耕细作技术体系中重要的一环是对中耕的重视，日本学者有称我国传统农业为“中耕农业”的。这一技术的出现不晚于商代，到了周代，重视中耕的记载不绝于史。中耕是与垄作、条播相互依存的。中耕以条播为前提，而垄作为条播提供了方便。三者都是以沟洫农业中的畎亩农田结构为基础的。我国黄河流域的沟洫农业起源于黄帝时代，盛行于夏商周三代。《吕氏春秋·任地》等篇被公认为体现了我国精耕细作传统的传统农学奠基之作，它取材于《后稷》农书，主要反映了战国以前的农业技术成就。而这时封建地主制尚未建立。

        在封建地主制建立以后，精耕细作可以但不一定与小农经营、多劳集约相联系。汉代有名的丰产栽培法代田法和区田法，可比代表精耕细作技术发展的两种方向。区田法的目标是夺取小面积的高额丰产，它不一定要求成片耕地，不一定采取铁犂牛耕，但要求投入大量的劳动，是典型的多劳集约式精耕细作，比较适合缺乏牛力和大农具、经济力量比较薄弱的小农经营。代田法则与推广耦犂、耧车将“便巧”农器相辅而行，二人三牛可耕田五顷（汉大亩），其劳动生产率为原来一夫百亩（小亩）的十二倍，亩产则提高25%。就是产量与效率并重型精耕细作。它对牛力和农具的要求比较高，比较适合大农经营，与小农经营则有一定矛盾。它的推广在相当时期内导致了农户规模和经营规模的扩大。但由于在中国封建社会的发展中，小农分散经营越来越占优势，精耕细作也就越来越被限制在多劳集约的轨道上运行了。这是我国封建社会农业经济中的一个深刻矛盾。但我们不能说精耕细作一定要求多劳集约。可以说，地主制下的小农经济是多劳集约型精耕细作形成的主要原因，但不能一般地说地主制下的小农经济是精耕细作形成的主要原因。

        那么，精耕细作精耕细作传统形成的根本原因是什么呢？要认为，正好用“多元交汇”来解释它；而多元交汇和精耕细作的共同基础是我国古代农业所发生的特殊的自然环境。所以在这里还要从自然环境对农业发展的作用谈起。我们知道，农业生产以动植物为对象，离不开自然界，自然环境如何，对农业生产影响极大。不过，农业生产的主体是人；而人并非消极地适应自然，而是能够能动地改造自然。所谓自然条件的优劣是相对而言的；它对农业生产的作用是正是反、是大是小，往往视人类利用和改造自然的能力为转移。我国的自然条件对农业的发展既有有利的一面，又有不利的、甚至是严峻的一面。我国历史上以自然灾害频仍著称。土地条件也是利害参半。我国现有耕地中不少是原来的低产田，外国人视为不宜耕作的“边际土地”。不过，过于“优厚”的自然条件（如天然食品库过于丰裕）往往助长人们对自然界的依赖；而相对严峻的自然条件，反而会激发人们改造自然的勇气和才智。因此，对农业生产发展更有意义的，不是自然条件的“优厚”，而是它的多样性。

        我国自然条件对农业生产的发展有其有利的一面，也有不利、甚至是严峻的一面。例如，黄河中下游雨量并不充沛，且年变率大，历史上旱涝频仍，黄河经常泛滥，而精耕细作农业技术恰恰在这一地区首先发生。黄河流域古代居民在防洪排涝斗争中创造了农田沟洫体系，在防旱保墒的农业实践中形成了“耕—耙—耢—压—锄”的耕作体系。唐宋以来成为全国粮仓的江南，在《禹贡》所反映的时代是“厥土为凃泥，厥田为下下”的。该地区古代人民为了克服低洼易涝的自然环境所造成的危害，经过长期的摸索，建立了治水与治田相结合的塘埔圩田体系，才使经济面貌发生了彻底改变。我国古代农民在改造利用盐碱地、干旱地、山区低产田等方面，有许多独特的创造，表现了征服自然的勇气和智慧，他们是在对不利的自然条件的斗争中创造了高度的农业文明的。因此，从某种意义上讲，精耕细作是充分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克服自然条件中的不利方面，利用其有利方面的一种巧妙的农艺。

        但光这样说是不够的。它可以说明某一地区某项技术的形成，却难以解释精耕细作何以在全国形成一种包容极广、持续甚久的传统。这就必须与“多元交汇”联系起来考虑了。我国农业环境还有一个任何文明古国都难以比拟的“得天独厚”之处，这就是它的大容量和多样性。我国古代农业发生在一个十分宽广的地域内，原始农业遗址几遍全国各省区。它跨越寒温热三带，在辽阔的平原盆地，连绵的高山丘陵，众多的河流湖泊，丰富的动植物资源。各地自然条件差异很大，形成大大小小有相对独立性的地理单元。而大多数文明古国，其农业均发生在自然条件单一的一隅之地。正是在这样一种地理环境中，活动于不同地理单元的各民族，基于自然条件和社会传统的多样性而形成的相对异质的农业文化，这些文化在经常的相互补充、相互促进，构成多元交汇、博大恢宏的体系。在这样一个农业体系中，中国古代人民的农业实践，无论广度和深度，在古代世界都是无与伦比的。这样丰富的实践，是精耕细作优良传统形成的真正的基础。正是各地区各民族农业文化的交流，促进了精耕细作技术的形成和完善。上文谈到北方旱地精耕细作体系和南方水田精耕细作体系的形成，不正是说明这一点吗！也正是各地区各民族农业文化的交流，使精耕细作体系不断扩充它的地盘，不断丰富它的内容，使之成为覆盖宽广、影响深远，延续不断的体系。因此，不妨说，精耕细作是多元交汇体系的产物。

        以多元交汇和精耕细作作为主要特点的我国古代农业，不但创造了灿烂的物质成果，而且表现出强大的生命力。我国历来以自然灾害频繁著称，这对农业生产形成巨大威胁。封建剥削的苛重，土地兼并的恶性发展，往往促使各种社会矛盾的激化，导致大规模农民起义或统治阶级内部各统治集团的战争。民族矛盾也会发展为民族战争。民族战争有时与阶级战争接踵而至。战乱又往往和天灾纠结在一起，象一张血盆大口，无情地吞噬掉多少年积累的农业生产成果。在我国历史上，由于天灾人祸相继发生造成赤地千里的惨况是屡见不鲜的。淸代，我国农业又面临人口膨胀所造成的巨大压力。然而，这些困难和挫折虽然给我国古代农业造成严重破坏，但却不能终止它前进的步伐。这是因为在多元交汇的体系下包含着各种异质文化，我国农业具有发展和创新的内在动力。而且它的回旋余地很大，“东方不亮西方亮，黒了南方有北方”。这使得它在整体上有极强的抗御灾害、克服困难、涉险前进的能力。北方打烂了，南方照样发展。精耕细作也是我国古代农业能渡过一个个难关的重要保证。我国古代农业尽管遇到无数次大大小小的天灾人祸，但从来没有由于技术指导的错误引起重大的失败。不管遇到什么样的困难挫折，精耕细作传统始终没有中断过，而且，正是它成为农业生产和整个社会经济在困难中复苏的重要契机。北魏时，在长期阶级战争和民族战争中受到严重破坏的黄河流域农业亟待恢复，这时出现了《齐民要术》；元统一后，又一次面临振兴因游牧人蹂躏而残破的农业经济的任务，这时出现了《农桑辑要》和王桢《农书》，这并非偶然的巧合，它一方面说明精耕细作传统延綿不断，另一方面人们自觉或不自觉地把发扬精耕细作传统作为克服困难、振兴经济的重要手段。由于具有多元交汇的博大体系和精耕细作的优良传统，正如巳故著名农史学家石声汉所说的，我国传统农业犹如一棵根深蒂固的大树，砍断了一个大枝，很快又长出新的大枝来代替，不但依然绿荫满地，而且比以前更加繁茂了。

        在古代世界文明中，中华文明是唯一起源既早、成就又大，虽有起伏跌宕，但始终没有中断过的。以多元交汇、精耕细作为主要特点的中国古代农业所具有的强大生命力，正是中华文化得以持续发展的最深厚的根基，也是中华文明火炬长明不灭的主要奥秘之一。

        后记：费孝通先生提出“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的命题，是从中华民族形成和发展立论的。这一命题巳为民族学界、考古界、文化学界所广泛接受。但也有不同意见，关键是如何认识民族关系中“多”和“一”的问题。本文是从中国古代农业的发展立论。历史上存在不同的农业类型，中国传统农业是由这些不同类型的农业文化融汇而成的，其中农耕文化处于主导地位，但很难说已经形成统一的农业体系。故不宜采取“多元一体”的提法。

        （本文刊载在《中国经济史研究》1993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