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法典的制定：复合立法机构的组织与运作

民国民法典的制定：复合立法机构的组织与运作

作者：张生 发布时间：2017-03-26 10:32 访问次数:121

        摘要：《中华民国民法》（以下简称“民国民法典”）的制定，是南京国民政府时期最为成功的立法，其制度品质赢得了广泛赞誉，其立法效率亦得到充分认可。民国民法典由看似繁琐的“复合立法机构”制定完成：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政治会议负责确定民法各编立法原则，确保民法的政治方向；隶属于立法院的民法起草委员会，负责民法各编草案的起草；立法院立法委员会负责草案的审议、议决；经议决的各编法案最后由国民政府予以颁布实施。在“复合立法机构”的运作过程中，胡汉民发挥了重要的政治作用，将四个机构的运行有效的衔接起来；史尚宽发挥了重要的专业作用，为民法各编立法原则的拟定、篇章结构的设计、全案条文的起草提供了系统的理论支持。

关键词：民国民法、复合立法机构、胡汉民、史尚宽

一、序说

       清末起草民律草案可分为三个阶段，修订法律大臣会同民政部起草（1907年5月至10月）、修订法律馆独立起草（1907年11月至1911年10月）、修订法律馆会同礼学馆共起草（1911年10月至11月）[1]，在三年多的时间里《大清民律草案》虽已接近完成，但最终只奏呈了前三编，完整的民法草案并未公布。民国北京政府时期，先后设立法典编纂会（1912年3月至1914年2月）、法律编查会（1914年2月至1918年7月）、修订法律馆（1918年7月至1926年），负责法律的修订。法律编查会对《大清民律草案》存在问题最大的身份法部分加以修订，于1915年完成了《民律草案亲属编》；此后，民国北京政府修订法律馆会同大理院在《大清民律草案》和《民律草案亲属编》的基础上，在1925年至1926年编纂完成了民国《民律草案》。草案完成之时正值军阀混战之际，国会已经丧失立法权威，该草案亦未能完成立法程序。清末民初将近二十年的时间里，民法典的编纂时断时续，未能完成民法典的制定。究其原因，一方面由于理论准备不足，国内缺少学贯中西的法律家，难以在理论上支撑民法的起草工作；另一方面由于立法机构的组织不够健全，立法效率低下。

       南京国民政府成立之后，先是由法制局起草了《民法亲属编（草案）》。1928年10月立法院成立，逐步形成了以立法院为核心的复合立法机构，民国民法即由该机构起草、审议和颁布。南京国民政府的复合立法机构在选任起草人方面独具慧眼，在组织效率方面亦值得称道，仅用23个月的时间就完成了民法的起草、审议和颁布。笔者在《中国近代民法法典化研究（1901—1949）》（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曾以“政府与法律家的合作”作为框架，简要地阐述了民国民法典的制定者和立法过程。本文依据南京国民政府《立法公报》、民国民法起草的参与者傅秉常先生口述历史[2]，以及其他更为系统的南京国民政府时期民事立法资料，从“复合立法机构的组织与运作”的角度，探讨民国民法制定的经验与教训。

二、复合立法机构的组织体系

       南京国民政府的复合立法机构是党政机构的复合体，也是政治组织者与法律家的复合体。复合立法机构在组织上由四部分组成：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政治会议（以下简称“中央政治会议”）、立法院、立法院所属民法起草委员会、国务会议（代表国民政府）。现就各机构在民法制定中所起作用，及其相互关系分述如下。

（一）中央政治会议

       中央政治会议为国民党中央最高训政机构，国民党实行以党治国的党治机构。

       1928年2月，中央政治会议第119次会议议决：“一切法律概须由政治会议议决，凡经政治会议议决之法律概称曰某‘法’”。[3] 1928年10月国民党中央常务会议通过了《训政纲领》，确立以党训政的权力体制：以国民党全国代表大会代表国民大会，领导国民行使政权；在国民党代表大会闭会期间，托付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行使政权。1929年3月国民党第三届全国代表大会通过《训政时期党、政府、人民行使政权、治权之分际及方略案》，将以党训政体制具体化：国民政府主席及委员由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选任，国民政府直接对中央执行委员会所属之中央政治会议负责。[4]依据国民党中央之有关决议、《训政纲领》和《训政时期党、政府、人民行使政权、治权之分际及方略案》，国民党中央形成了两套常设党治机构：一为中央执行委员会，代行国家最高政权，选任国民政府主席、各院院长及其他国务委员，但该机构并不直接指导具体国家政务；二为中央政治会议，对中央执行委员会负责，为国民党中央训政机构，训导国家最高治权的行使，决定国民政府大政方针，指导、监督国民政府行使行政、立法、司法、考试、监察五项治权。在立法权方面，中央政治会议得议决、修正、解释一切法律。[5]

       中央政治会议对立法工作的训导，主要表现为议定立法原则，以立法原则保证各个法律与国民党纲领政策保持一致。其内设有法律组，具体负责审议各法律之立法原则，将审议意见向中央政治会议汇报，经中央政治会议议决的立法原则，下发给立法院作为起草依据。中央政治会议的法律组并非固定的组织机构，而是根据任职与法律的相关性来确定。参见民法各编立法原则审议的法律组成员主要有：胡汉民（立法院院长）[6]、王宠惠（司法院院长）、戴传贤（考试院院长）、孙科（考试院副院长）、蔡元培（监察院院长未就职、北京大学校长）、赵戴文（监察院院长）、陈果夫（监察院副院长）、孔祥熙（工商部部长）。法律组成员是专业性身份，他们同时还具有党、政多重职务身份，既是中央政治会议委员，审定民法各编立法原则；又是立法院的委员，审议民法各编条文；还是国民政府各院长官，与国民政府主席共同签署颁布施行民法。如此多重身份，有利于在程序上持续关注民法，同时提高民法审议的程序效率[7]。

（二）立法院

       立法院为国民政府最高立法机关，“有议决法律案、预算案、大赦案、宣战案、媾和案、条约案及其他重要国际事项之职权。”[8]依照1928年10月8日颁布的《中华民国国民政府组织法》之第三章“立法院”的有关规定：立法院设院长、副院长各一人，设委员49人至99人。胡汉民为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常务委员、中央政治会议委员，他被中央执行委员会选任为国民政府立法院院长。而第一届立法委员会（1928年至1930年）所设49名立法委员，均由立法院院长胡汉民提名，由国民政府任命。立法院可以设立法委员49名至99名[9]，第一届立法委员会之所以选择了法定人数的最低数值49人，据傅秉常后来解释，立法院采取宁缺毋滥的精英组织原则：“人数不宜多，人多则水准难齐，徒令有学识肯负责者难以尽力工作。”[10]立法院院长胡汉民、副院长林森之外和49名立法委员，其中国外大学毕业者23人，国内大学毕业者9人，具有法律专业背景的12人，在当时可谓精英型组织机构[11]。

（三）民法起草委员会及其顾问

       1929年1月29日，经胡汉民提名，立法院第10次会议决定，选派傅秉常、史尚宽、焦易堂、林彬、郑毓秀（物权法草案完成后辞职，由王用宾补任）5位立法委员组成民法起草委员会，聘请司法院院长王宠惠、考试院院长戴传贤、法国人宝道（Georges  Padoux）作为民法起草的顾问。

民法起草委员会各位委员的知识背景和法律实务履历如下：

        胡汉民所组织的民法起草委员会，在人员构成上具有复合性的结构特征。

       国民政府司法院院长王宠惠、考试院院长戴传贤、法国人宝道（Georges  Padoux）作为顾问，参与起草委员会的民法编订工作。在民法起草过程中，国民政府司法部法律顾问爱师嘉拉（Jean Escara）也被邀请参加了草案的讨论。[18]

（四）国民政府国务会议

       根据《中华民国国民政府组织法》，国民政府以国务会议处理国务，国民政府主席任国务会议主席，行政、立法、司法、考试、监察各院院长、副院长及主要部长为国务会议委员。立法院审议通过的法律案提交给国务会议，经国务会议讨论之后，“公布法律，发布命令，经国务会议议决，由国民政府主席及五院院长署名行之。”[19]国民政府主席和五院院长均为中央政治会议委员、立法院立法委员，他们在组织上具有多重政治身份，从民法各编立法原则的审议、民法各编条文的议决，到最后民法的颁布实施，都从始至终地参与。特别是胡汉民，民法起草委员会的起草与讨论他亦多参与，成为民法制定的实际政治负责人。民法的制定机构看似程序繁琐，实际而言，其核心人物胡汉民可以协调、贯通四个机构，一旦起草委员会解决了专业问题，民法草案的审议和颁行均会具有很高的政治效率。

三、民国民法的起草、审议与颁布

       在1928年3月，南京国民政府曾颁布《立法程序法》10条[20]，但该法所规定的法律起草机关为法制局，在同年10月《中华民国国民政府组织法》颁布后，政府组织机构发生全面改变。在立法院成立之初，胡汉民制订了一个全面的立法工作计划，其中包括在一年内制定完成民法的任务。1929年4月15日，立法院院长胡汉民提出“在一年内完成民法”的计划，他说：“一切重要的法典，如民法、商法之类，都得尽今年一年内，通通弄好。而民法的需要，尤其急切，尤其要先行完成。民法在从前已经起过两次草了，但是都不满意，都不算成功。这一次的起草，大家一致努力，求于最短期间，完成这件伟大的工作，立起中国法治的规模，……。”[21]为迅速完成民法制定的任务，复合立法机构大体按照以下程序展开工作：

（一）中央政治会议确定民法各编立法原则。先由中央政治会议委员拟订民法各编立法原则（胡汉民为各编草案的提案委员），中政治会议法律组对民法各编立法原则进行审定，中央政治会对法律组审定的立法原则议决通过，再将议决通过的立法原则交付立法院依照起草各编民法条文。

（二）立法院民法起草委员会，依照中央政治会下发的立法原则起草民法条文。起草委员会在召集人的领导下，以集体会议的方式讨论民法各编条文，并与起草委员会的顾问进行协商；遇到委员会内部有争议的问题，由召集人提请立法院院长、副院长参与讨论决定。起草委员会将起草完成的“起草说明书”、法律条文草案提交立法委员会审议。

（三）立法院立法委员会开会审议各编民法草案。立法委员会每星期召开一次全体审议会，首先由院长宣读总理（孙中山）遗嘱，然后按照次序审议议案。对于法律案，先由提案人报告法律案主旨、立法说明，接着开三读会，经三读会讨论修订后付诸表决。

（四）立法院将表决之法律案提交国民政府政务会议颁布。国民政府政务会由主席召集，政务委员包括各院院长、副院长和主要部门部长，经该会议决后即由国民政府主席签署、五院院长副署，以国民政府的名义予以公布。对于中央政治会议交付的立法案，政务会议只能提出内容修订，不能否决；对于中央政治会议议决交付公布的法律案，应在10日内公布；如法律案存在重要问题，仅可在公布期限内要求复议一次。

       上述立法程序体现了中央政治会、立法委员会、民法起草委员会、国民政府之间的分工与制衡，如严格按照这一程序展开立法工作，几乎不可能在一年时间内制定完成民法。在实际立法工作中，胡汉民发挥其中央政治会议委员、立法院院长、国务会议委员的三重身份，协调四个机构的运行，贯通四个机构的工作，使立法效率达到了极致。

       1928年12月，胡汉民、林森、孙科提出《关于民法总则编立法原则》19条，提请中央政治会议审议，该会第167次会议指定王宠惠、蔡元培、戴传贤三位委员会同原提案人审查。经王宠惠、蔡元培、戴传贤、胡汉民、林森、孙科审查，完成《民法总则编立法原则提案审查报告》，提交中央政治会议议决。1928年12月19日，中央政治会议第168次会议依照审查报告议决通过《民法总则编立法原则》，并交付立法院作为民法总则编起草依据。1929年1月29日立法院第10次会议组织成立了民法起草委员会，旋即遵照《民法总则编立法原则》开始起草工作。起草委员会经过两个多月起草与讨论，在4月初完成《总则编草案》155个条文（附施行法）以及《民法总则起草说明书》。1929年4月13日，立法院召开第19次会议，完成对民法总则草案的二读程序；4月20日，立法院第20次会议三读审议《民法总则草案》，会议用时6小时10分钟（自上午9时20分至12时40分，下午自3时40分至6时20分），听取了起草委员会的《民法总则起草说明书》，审议了《总则编草案》，以举手表决方式议决通过了《总则编》152条（附施行法）[22]。《总则编》经国民政府1929年5月23日公布，定于1929年10月10日施行。[23]

       1929年5月，立法院院长兼中央政治会议委员胡汉民与立法院副院长林森提出《编订民商统一法典，以符本党全民精神》8条，提请中央政治会议审议，该会第180次会议指定胡汉民、戴传贤、王宠惠三位委员审查。经审查，完成《民商法统一提案审查报告》，提交中央政治会议议决。胡汉民又提出《民法债权编立法原则》15条，提请中央政治会议审议，该会第182次会议指定王宠惠、胡汉民、戴传贤、赵戴文、陈果夫、孔祥熙6位委员审查。经审查，完成《民法债权编立法原则审查报告书》，提交中央政治会议议决。1929年6月5日，中央政治会议第183次会议议决通过《民法债权编立法原则》并交付立法院作为民法债编起草依据。起草委员会用了不到5个月的时间（6月初至10月底），起草完成《起草民法债编草案说明书》、《债编草案草案》（附施行法），提交立法委员会审议。1929年11月5日，立法院召开第58次会议，历时四天（5日上午8时至下午6时，6日下午3时至9时，7日下午3时至9时，8日下午3时至9时），听取了起草委员会的《起草民法债编草案说明书》，审议了《债编草案》608个条文，完成三读程序，删除4条，以举手表决方式议决通过了《债编》[24]。民法《债编》经国民政府于1929年11月22日公布，并定自1930年5月5日开始施行。[25]

       在《债编草案》起草过程中，胡汉民向中央政治会议提出《物权编立法原则（草案）》14项，经中央政治会议法律组审查，在原案基础上增加一项，共15项立法原则，于1929年10月30日，经中央执行委员会政治会议第202次会议议决通过《物权编立法原则》，函送立法院作为物权编起草依据。起草委员会经过不到一个月的起草，完成《民法物权编起草说明书》、《物权编草案》（附施行法），提交立法院审议。1929年11月19日，立法院召开第61次会议，会议用时1天半（19日上午8时至下午6时，20日下午3时40分至21时），听取了起草委员会的《民法物权编起草说明书》，审议了《物权编草案》，以举手表决方式修正通过了《物权编》[26]。民法《物权编》经国民政府于1929年11月30日公布，并定自1930年5月5日与《债编》同时开始施行。

       在《物权编》公布半年之后，1930年7月初，胡汉民向中央政治会议提出《亲属法上应先决问题》9项、《继承法上应先决问题》9项，经政治会议法律组审查，仅对亲属法上应先决问题第三项略加修正，于1930年7月23日，经中央执行委员会政治会议第236次会议议决通过《亲属法立法原则》、《继承法立法原则》各9项，函送立法院作为两编起草依据。起草委员会经过四个多月的起草，完成了“亲属编、继承编起草说明”、“亲属编与继承编”草案及其施行法，提交立法院审议。1930年12月2日，立法院召开第120次会议，会议用时1天半的时间（2日上午8时至中午12时，下午3时至下午6时40分；3日下午3时至4时40分），听取了起草委员会对亲属、继承两编及施行法的“起草说明书”，审议了亲属、继承两编及施行法草案，以举手表决方式修正通过了《亲属编》、《继承编》及施行法[27]。民法《亲属编》经国民政府于1930年12月6日公布，《继承编》于12月22日公布，两编均自1931年5月5日同时开始施行。

       自1929年1月29日民法起草委员会成立，至1930年12月22日民法全部公布完毕，整部民法典的制定工作用时不到两年的时间。从民国民法的整个制定过程来看，中央政治会议审定、议决各编立法原则（亲属编与继承编一次完成），每次用时两到三个星期，立法院审议通过各编需要两到三个星期，国务会议从接到法律案到公布平均需要两星期以上，民法典制定的最为核心的起草工作实际只用了一年的时间（1929年12月至1930年7月，有一个空档期），起草委员会的工作效率是惊人的。以下对起草委员会的工作情况做一具体观察。

       起草委员会的工作建立在清末民初民法起草的基础之上，傅秉常曾说：“民国成立以后，北洋政府仍沿用清末伍廷芳等所订之大清民法，至此时国民政府五院成立，始有议定新法之举。故余所主持之民法起草可谓一脉相承伍先生当年之工作。而余亲灼伍先生之教诲既多，个人所耗心血亦复不少，当时起草工作确极慎重”，[28]且“犹念念未忘廷芳先生有关民法起草之遗言”。[29]傅秉常所言难免有自我赞誉之嫌，但清末民初所积累的对大陆法系国家主要民法典的翻译资料，确实可以直接加以利用；清末民初两次完整的民律草案，以及1915年《民律亲属编》、1927年《亲属法草案》、《继承法草案》，对民国民法的起草均有极大的借鉴意义。正是基于清末民初的立法经验，傅秉常总结出了“折中主义”的民法编纂宗旨：“余以为国民党之统治，代表一新阶段之开始，吾人之法律亦应超迈现实，以求掖导社会之进步，但又不宜过分激进，致与现实脱节，无法在社会中发生预期之效力。”[30]据此编订宗旨，他在起草法律之初决定下述诸原则：

“（一）国民党之政策，自孙中山、伍廷芳先生以降，所揭示者无不指明以社会改革为目标，法律之制订应以配合党之社会改革为基本原则，必须进步开明。

（二）欲使社会革新，其步骤须实际可行，因此所订法律又不能过分激进。

（三）吾人所订民法为中国第一部民法，不宜过分复杂，以求能获普遍了解。

（四）但亦不宜过分简单，若干条文宁可备而不用，故于繁简详略，取舍之处，颇费斟酌。”[31]

       上述原则确立了民国民法简明、进步的基调，从而可以采用分编起草、审议、公布的方式来制定，各编汇聚在一起却没有自相抵牾的问题。民法的体系性同时也说明，5位起草委员中有一位灵魂人物，他主导者整个民法的制定，包括立法原则的拟订，各编条文的拟定，立法理由的阐释，以及配套的施行法，皆出自其手。傅秉常在其回忆中曾说道，起草委员会内部的分工是：“史尚宽负责德、法、日文方面之法律资料，林彬负责中国判例，余（傅秉常）则担任英译文之条文资料（此指英文原作以及德、法、瑞士、暹罗等国法律资料之有英译本者）”。[32]傅秉常不仅负责英文资料之采择，且把拟定好的条文翻译成英文，交给外国顾问评议改正，“当时并聘请二位外籍顾问：一位Padaux为暹罗法律改革委员会委员及暹罗大理院院长，暹罗民法即彼手订者。另一为 Escarra教授，后任巴黎大学法学院院长。吾人每日拟妥条文两条，即译成英文，原订条文于文字方面是否有漏洞，译成英文，即易察出。修订妥善后，即送二顾问评阅。”[33]傅秉常的回忆不免提高了自身的重要性，而他对史尚宽的肯定是客观无疑的，从民国民法的构造理论和制度设计来看，其内容基本来自对德国、法国、日本民法的萃取。傅秉常还回忆道：“焦、郑二人程度稍差，但焦为党国元老，且识大体，稍后两人均藉故缺席，实际负责逐条起草之委员为史、林与余三人，秘书如何崇善等亦常加入讨论。……亮畴（王宠惠字亮畴）当时任司法院长，间亦参加争辩。”凡重要问题之讨论,“王亮畴、胡展堂（胡汉民字展堂）均参加，戴季陶则自称为参加上课者” [34]

       民国民法制定中没有发生难于调和的论争，这也是民法制定效率极高的重要原因。参与民法起草的5位委员（郑毓秀为王用宾所代替）、4为顾问，以及院长胡汉民，总共10人，其中傅秉常、史尚宽、胡汉民、王宠惠、戴传贤、王用宾，还有两位法国顾问，总共有8位具有海外教育背景。其余两人，焦易堂和林彬，焦易堂因民法“程度稍差”，“稍后两人均藉故缺席”，坚持中国实务观点的只有林彬一人。林彬与史尚宽的争论，其结果大体可知：史尚宽精于欧陆民法，在争论中占有理论优势；其他评判者都有海外教育背景，在“进步”的基调之下，林彬只能保留意见。

注释：

[1]张生：《中国近代民法法典化研究（1901—1949）》，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46页以下。

[2]傅秉常口述：《傅秉常先生访问纪录》，中国台湾“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编辑，访问：沈云龙，纪录：谢文孙，校阅：郭廷以，1993年2月初版。其中《民法起草之经过》一篇，傅秉常先生颇为集中地叙述了他所亲历的民法起草过程。

[3]中国台湾“国史馆”编撰：《中华民国史·法律志（初稿）》，1994年出版，第26页；该内容即成为《立法程序法》第1条内容，载《国民政府公报》第37期，1928年3月。

[4]载孔庆泰编：《国民党政府政治制度档案史料选编》（上册），安徽教育出版社1994年版。

[5]参见《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政治会议条例》，载孔庆泰编：《国民党政府政治制度档案史料选编》（上册）。

[6]字展堂，生于1879年，卒于1936年。幼读私塾，两度赴日本留学，1906年东京法政大学速成班毕业。在民国民法制定期间，任国民政府立法院首任院长，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常务委员、中央政治会议委员，国民政府国务委员。

[7]虽然称作“法律组”，具有法律教育背景的仍然是少数，专修民法的只有王宠惠一人。对于这些非专业的党政要人而言，审议民法立法原则和各编草案，是在行使立法权，实质上是学习民法的过程。

[8] 1928年10月公布之《中华民国国民政府组织法》第25条。

[9]《中华民国国民政府组织法》第27条。

[10]傅秉常口述：《立法院之成立与余加入之原委》，载《傅秉常先生访问纪录》。

[11]陈红民、雒军庆：《南京国民政府一二届立法院组成分析》，载《民国档案》2000年第2期。

[12]傅秉常口述：《傅秉常先生访问纪录》，其中《诞生地方》、《家庭背景》、《求学经过》讲述了他的学习与工作履历；以及徐友春主编：《民国人物大辞典》，河北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158页。

[13]徐友春主编：《民国人物大辞典》，第161页。又参见张谷、葛云松《志绩芬扬：史尚宽及其民法全书》，民法全书代总序，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

[14]徐友春主编：《民国人物大辞典》，第1164页。

[15]徐友春主编：《民国人物大辞典》，第457页。

[16]徐友春主编：《民国人物大辞典》，第1489页。

[17]朱信泉、娄献阁主编：《民国人物传》第12卷，中华书局2005年版；徐友春主编：《民国人物大辞典》，第47页。

[18]王宠惠1906年在耶鲁大学法学院获得民法学博士学位，曾将德文版《德国民法》翻译为英文，其履历可详参张生：《王宠惠与中国法律近代化——一个知识社会学的分析》，载《比较法研究》2009年第3期；戴传贤字季陶，1909年毕业于东京大学法科，其履历参见朱信泉、严如平主编：《民国人物传》中华书局年1984版，第4卷第121页以下；宝道和爱师嘉拉的履历参见王健编：《西法东渐——外国人与中国法的近代变革》，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540、541页。

[19]《中华民国国民政府组织法》第13条。

[20]载《国民政府立法公报》第37期，国民政府秘书处1928年3月印行。

[21]胡汉民：《新民法的新精神》，载《胡汉民先生文集》，中国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当时委员会编辑，1978年版。

21原草案有155个条文，在二读会删除3条。立法记录参见中国台湾“司法行政部”印行：《中华民国民法制定史料汇编》，第３８１页。

[23]国民政府国务会议应在10日内公布《总则编》，其公布行为延误了20天的时间。

[24]立法记录参见中国台湾“司法行政部”印行：《中华民国民法制定史料汇编》，第537页。

[25]国民政府国务会议公布《债编》延误了一星期的时间。

[26]立法记录参见中国台湾“司法行政部”印行：《中华民国民法制定史料汇编》，第576至578页。

[27]立法记录参见中国台湾“司法行政部”印行：《中华民国民法制定史料汇编》，第648至650页。

[28]傅秉常口述：《民法起草之经过》，载中国台湾“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编辑《傅秉常先生访问纪录》，访问：沈云龙，纪录：谢文孙，校阅：郭廷以，1993年2月初版。

[29]傅秉常口述：《立法院之成立与余加入之原委》。

[30]傅秉常口述：《民法起草之经过》。

[31]傅秉常口述：《民法起草之经过》。

[32]傅秉常口述：《民法起草之经过》。

[33]傅秉常口述：《民法起草之经过》。立法院聘请国民政府司法院院长王宠惠、考试院院长戴传贤，国民政府法律顾问法国民法专家宝道（Georges  Padaux）为民法起草委员会顾问。法国商法专家爱师嘉拉（Jean Escarra）为商法起草顾问，但也参与了民法文稿的讨论，傅秉常在《民法起草之经过》中，还称“香港名律师Sir William Shenton 亦为顾问之一”，亦为参与意见，而非立法院所聘正式顾问。

[34]傅秉常口述：《民法起草之经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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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出处：载《比较法研究》2015年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