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近代以来，中国留学生持续而热衷前往的国家，就是美国。留美，既是近代中国人规模化留学的起始，也是对中国建构现代国家发生广泛和持久影响的事件。就前者言，从晚清政府派遣留美幼童开始，民国时期掀起留美第一轮高潮，中经人民共和国前三十年对苏联一边倒的留学政策间歇，进入改革开放时期留美的第二轮高潮。可以说，留美的学生数量，是最为庞大的；留学受到国家政治变迁的影响，也是最明显的。就后者论，留美产出的各行各业的精英人才，在留学的国家间比较，无疑也是最多的；而对中国建构现代国家影响最为广泛的，非留美生莫属。尤其是每当国家建构处在关键时刻，关乎政体选择的紧要时期，留美学生发出的国家建构声音，无疑受到中国社会最广泛的呼应，成为国家建构诸种主张中，社会反馈最为强烈的呼吁。

但正因为如此，试图对留美的中国影响做出全面的描述与深入的研究，就是一件极为困难的事情。本书不打算对留美生的中国影响进行全面描述与评价，仅仅试图通过民国和人民共和国两个时代的留美典型个案，对之进行窥斑见豹式的讨论。着重点落在留美政治学博士对于民主和专制的态度上。分析的焦点，集中于留美政治学博士在美国的国家价值确定之后，教育走向技术化取向的情况下的留学生活，何以导致他们对民主的失望、反感，而在申论他们关乎中国国家建构问题答案的时候，对现代主流民主制度发出拒斥之声，对专制体制怀抱遮遮掩掩或不加掩饰的期待之情。

一、在成熟现代国家中迷失的建国秘诀寻求者

从中国近代留学史看，大抵从19世纪晚期开始，由于中国学人留学日本的热潮逐渐告一段落，在寻找建国秘诀的时候发生了一个重大转变，那就是从“东土问经”转变到“西天取经”。中国的留美时代据此得以开启。中国人近代留学美国的历史，起源是各国中最早的。但最初的留美学生，并没有掀起留学美国的浪潮。著名的留美幼童故事，开启的仅仅是中国人留学美国大潮的先河而已。但这一开端确实是重要的，因为正是留美幼童学成之后，成为中国留美学生大潮的直接推手。

最初的留美学生，是因为偶然的机会，进入美国学习的。第一代中国留美学生容闳，就是由传教士带到美国的。后来又因为偶然的机会，他接触曾国藩，与曾国藩、李鸿章二人断定中国之不足抗御西方入侵，乃在于技不如人。因此建议和推导清朝廷选派聪颖弟子赴美求学。而容闳不仅是这事的推动者，也是清朝廷派出的办理留美事务的官员。1872年由清廷派出的一百二十位幼童，到1882年遭遇困顿，用了十年时间，算是打开了中国留美的大门。但这段被论者视为留美萌芽期的幼童派遣，并没有收到预期的效果。原因在于，“当时风气未开，大家子弟不肯远适异国，应选者多以政府能维持其生活之小家子，对于国事不熟悉，对于国学当然无根底，自难望其不外国化。”[1] 这一评论给人们三个重要提示：一是处于谋生状态的留学生，不足以兑现留学救国的目标。因为救国大事不是谋生小事所可思谋。二是留学幼童国学根底不深，容易出现国家认同的危机，逐渐成为“外国人”。三是派遣留美幼童的时候，留学尚未成为时潮，官家大户都还没有加入到留学队伍中，因此留学还缺少来自上层社会的推动力量。

留美大潮的到来，是由庚子赔款退还事宜的中美协议引发的。“自美国退还庚子赔款以后，名额大增，自经清华学校成立专以培植留美候补生之后，赴美者更多，人数超过欧洲各国留学生之总数。”[2] 留美大潮的推动力量，最有力的推手自然是美国政府和晚清朝廷。如果不是两国政府议定庚子赔款所派用场，留美就不可能告别萌芽期，进入高潮期。[3] 外交部与学部共同拟定的奏折，建议设立肄业馆，为学生留美做好预备教育；确定了选派学生的资格以及考试方法。后来留美预备学校（清华大学前身）的设立，就是根据这一奏折的精神落实的。考入清华学校的留美预备生，有官费补助，解决了留美资费问题。加之清华学校留美生回国势力坐大，成为留学收益的示范。因此，自费生也开始猛烈增长，以至于美国后来不得不加以限制。由于庚款留美的退款时限预期延续到1937年，因此二战前夕，留美学生之多，令《美国中国学生手册》的编者都惊呼，“中国留学生满布于美国”。[4]

留美高潮中前往美国学校就读的留学生，大多所学，属于理工科。这与中国留学以来的基本目标，是完全一致的。以简捷的方法，造就治国安邦的人才，总是留学运动的两种基本规定性。而治国安邦最简捷的造就人才的方式与途径，就是迅速培养一大批能够造出坚船利炮的科技人才。因此，留学欧美的学生，多选择理工科专业，也就在情理之中。[5] 不过即使在留美时期选择理工科专业的留学生，也不见得就是潜心现代科学技术，对中国和世界变迁大势不闻不问。由于政府选送出国留学的学生都是围绕“治国安邦”的目的派出的，这一目的也影响到自费出国的留学生，他们都心存学成报效祖国的政治心理。留美学习理工科的留学生，明确地表白自己这样的留学目的。与学习人文社会科学的留美学生试图直接给出救国答案不同，只不过理工科的留学生所走的是技术救国的道路罢了。这样的代表，就是留美学生组成的“中国科学社”群体。这一群体的成员认定，

“欧美各国实力的强大，都是应用科学发明的结果，而且科学思想的重要性，在西方国家的学术、思想、行为方面，都起着指导性的作用。在现今世界里，假如没有科学，几乎无以立国。”[6]

但科学救国的理工科学生志向，并不能直接解决中国建构现代国家的政治理念供给、政治制度建设的问题。留美高潮中就有人指出，研究政治学的学生太少，是一个不利于中国回答现代建国问题的遗憾之事。论者引述道,“对于社会政治理论，留美生兴趣浓厚者不多。有人曾对此提出批评，认为‘政治家今日中国所最当有者也。’政治家可分两种：一是政治理论家，‘其议论可新国人之耳目，其学识可解国中之难题’，二是政治活动家，可处理内政，办理外交，维护祖国尊严，促使国家民主、富强．这种人物如果多了，中国则可‘自第二、三等国而变为第一等国。’很遗憾，留美生中缺少方面的英才。”[7]

留美高潮中重理轻文的现象表明，最初留学生以为的救国问题，不是从国家结构的重建视角审视的，而是从国家治理的技术性要领出发确定救国路线的。这是一个关乎国家转轨认知的严重缺陷。但随后留学美国人数的急遽增多，学习人文社会科学的留学生相应增多起来。按照清华学校的统计，后来进入广义的文科（人文学科与社会科学）学习的留美学生占到47.3%，其中法政学科的留学生竟然也达到24.5%，尽管这一比例中学习经济学的占到9.6%。[8] 但从总体上讲，学习文科人数的增多，使得中国国家建构所需要的经济、政治、社会、法律、教育、新闻、军事学科的人才短缺问题明显缓解。加上文史哲的留学生中能够从人文社会科学视角审视中国现代国家建构问题的人数，相应增多起来。这是中国20世纪20、30年代留美归国学生，得以凸显中国建国的思想张力与制度抉择问题的重要性，掀起国家建构广泛争论，从而自近代以来最为鲜明地凸显出国家建构、国家转轨问题的核心价值一个决定性的条件。在这些争论中，国家发展的道路既得到多元显现，也为后起的评论者观察哪种主张更有利于中国建构现代国家，提供了便利。这也就印证了前面引述的政治学之关乎建国动员、国家尊严、政体选择和国家竞争的议论之具有的确当性。

1949年大陆政权交替，中国留美运动由国家权力力加阻止，结束了中国从美国汲取现代建国的精神资源与制度灵感的进程。不过中国政府这次让留美运动戛然而止，不是因为一时的社会理解、文化差异问题，而是由于政治意识形态的缘故。这种冲突，注定了中国新政府必定会断然中止留美进程：因为处在对峙状态的资本主义意识形态与社会主义意识形态之间的关系，不是一种调和的政治姿态就可以和平共处的。这种对峙，全面投射在国家基本理念、基本政治制度和日常生活方式上面。而留美运动恰恰培养出资本主义国家运作所需要的中国高层人才。由于这些因素，共产党之全面地转向苏联，仅仅派遣留苏（以及部分派往东欧）学生，[9] 就不仅是对教育机制感兴趣与否的问题，而是效法什么样的国家建构进路的问题了。

从1949年到1980年，中美教育交流都处于非正常状态。随着中国步入改革开放的轨道，留美运动重启。留美高潮的再次兴起，不是因为中国政府简单的政策转向所致，而是由于中国发现简单模仿苏联的国家建构模式，并没有取得预期的国家建构效果。改弦更张的重要动力是重寻国家建构进路。重寻国家建构进路，就是对既定国家形态进行重建的进路：如何实现经济繁荣、制度稳定和社会有序的国家建构目标，再次将中国人模仿先发国家建构自己国家的眼光，引向美国。于是，第二次留美高潮再次兴起。不过这一次留学运动，不像上次留美高潮中的学人，认准了美国建国模式的国家基因。相反，长期留苏塑就的国家理念，中苏分裂之后中国孤注一掷的斯大林主义偏执，文化大革命对这一代留美生的深刻影响，带出了完全不同的留美效果：超越美式甚或反对美式体制，成为留美生的一种时尚。尤其是留美研习政治学的学生，对于现代政治的读解，几乎不再留有模仿美国建国进路的恭敬之心，而扭转中国在现代建国的知识上和实践的被动处境，似乎成为他们趋同的选择。

留美前史时期的中国学生，对于美国的建国方案几乎是绝对臣服的。容闳撰写的《西学东渐记》，就记录下来这种臣服心态。一方面，容闳的爱国心是其留学美国始终不变的政治心理。他说，“一向被当作西方文明表征的西方教育，如果不能使一个东方人变化其内在的气质，使他在面对感情和举止截然不同的人时，觉得自己倒像来自另一个世界似的，那不就可怪了吗？我的情况正好如此。然而，我的爱国热情和对同胞的热爱都不曾衰减；正好相反，这些都由于同情心而更加强了。……因此，我苦心孤诣地完成派遣留学生的计划：这是我对中国的永恒热爱的表现，也是我认为改革和复兴中国的最为切实可行的办法。”[10] 这表明，最初留美的学生，绝对是以强烈而自觉的爱国心作为行动的精神动力的；而且在留学的过程中，爱国心有增无减；更为重要的是，他们在留学中形成了模仿建国的现代意识，努力将中国推向一个学习美国建国方略的政治变迁状态。另一方面，容闳认定，旨在改革与复兴中国的方案，不需要花费什么心思去别做求索，将美国所学敷之实用，就可以将中国推进到文明境地。一者，这有赖于留美学生的个人努力，“予意以为予之一身，既受此文明之教育，则当使后予之人，亦享此同等之利益。以西方之学术，灌输于中国，使中国愈趋于文明富强之境。予后来之事业，盖皆以此为标准，专心致志以为之。”[11] 二者，依靠政府积极派遣出国留学生的举措，“政府宜选派颖秀青年，送之出洋留学，以为国家储备人才。”[12] 他自信地认为，“然使予之教育计划果得实行，借西方之学术改良东方之文化，必可使此老大帝国，一变而为少年新中国。”[13] 三者，依照欧西治国方略，建构中国行政体系，俾使国家呈现治理的新局面。“中国不欲富强则已，苟其欲之，则非行一完全新政策，决不能恢复其原有之荣誉。作为新政策，政府至少需聘外人四员，以为外交、财政、海军、陆军四部之顾问，与之订立十年合同。十年后若有成效，则更继续聘请。惟所聘之顾问，必须有真确之经验，高深之学识，纯洁之品性而后可。既聘之后，其所陈之佳言良策，政府当诚意采纳，见诸实行。此外更派青年有才学之中国学生，处于各顾问之下，以资练习。如是行之数年，则中国行政各机关，不难依欧西之成规，从新组织也。”[14] 容闳最早系统表达的“西化”建国或复兴国家的理念，将中国的现代国家建构之模仿处境，鲜明地呈现给世人。尽管这有伤中国人的自尊心，但却如实反映了中国的国家处境。

不过容闳这样的表达，太过简单和直接。他自小留学美国，不清楚中西接触之后，文化的冲突必将导致政治认同的对峙。他极大地高估了留学生在中国国家转型中的作用，而对所谓“国情”在阻止中国建构现代国家的力量，却又明显低估。事实上，容闳自己就是在晚清政争中被迫中断他的以留学改造中国的理想事业的。在20世纪初期留美的学生，已经不再具有容闳这样的国家改造信心。相反，中美两国差异的辨认，促使他们走上一条中美两国国家建构各行其道的思考路线上去。这一时期的留美学生，相当一部分人开始走出对美的潜心模仿心态，认定中美两国“国情”的巨大差异，中国只能走一条适合自己国情的建国道路。留美学生留学救国的思维发生重大分流：理工科学生的科技救国思维仍然顽强地延续着，人文学科的学生已经开始反思科技文化的极大缺陷，对进步主义预设着的现代性体系进行反思，[15] 而学习人文学科和社会科学的部分学生，开始依循中国国情思维，考虑中国的国家建构问题。这些留学精英，在30年代初中国究竟应当走专制独裁或民主政治道路的争论中，明确主张中国应当实行专制独裁。在美国获得历史学博士学位的蒋廷黻，有着治学与从政的两种经历，他在蔡廷锴等发动福建事变之后，痛感中国无法以民主政治实现建国，而且在革命堕落为内乱的危机处境之中，只有实行专制，才足以建构起适合中国国情的政体，为今后的民主建国准备条件。蒋廷黻认为，“中国基本的形势是：政权不统一，政府不得好。”[16] 而且，以建立现代中国为目的的革命，事实上百年来都在销蚀国家的活力，成为加重人民负担的社会动荡。“在中国近年的革命，虽其目的十分纯洁，其自然的影响是国权和国土的丧失。我们没有革命的能力和革命的资格。在我们这个国家，革命是宗败家灭国的奢侈品。”[17] 在蒋廷黻的比较历史视野中，先有内乱，经过一轮专制，后经革命，国家才最终坐实到现代民主的平台上。英国、法国、俄国的现代建国史，均是如此。因此他强调：

“中国现在的局面正像英国未经顿头专制，法国未经布彭专制，俄国未经罗马罗夫专制以前的形势一样。我们现在也只能有内乱，不能有真正的革命。”

故而，在蒋廷黻看来，中国的建国也应当首先以为建国奠基的现代专制，终结为一家一姓服务的皇权专制，进而才能指望国家为民众谋求幸福，不至于让国家继续成为人民遭受痛苦的强制机器。

“总之，各国的政治史都分为两个阶段，第一步是建国，第二步才是用国家谋幸福。我们第一步工作还没有作，谈不到第二步。西人有个格言，说更好的往往是好的之敌人。中国现在的所谓革命就是建国的一个大障碍。现在在中国作国民，应该把内战用客观的态度，当作一种历史的过程看，如同医生研究生理一样。统一的势力是我们国体的生长力，我们应该培养；破坏统一的势力是我们国体的病菌，我们应该剪除。我们现在的问题是国家存在与不存在的问题，不是个那种国家的问题。”[18]

显然，中国建构现代国家的艰难曲折，导致留美精英对国家建构问题有严重误解，以为专制是统一国家的前提条件，而民主则是治理国家的有力手段。容闳忽略国情，简单地横移欧美治国模式；而蒋廷黻过于看重国情，得出专制建国的武断结论。胡适对于蒋廷黻的主张颇不赞同。但胡适反对蒋廷黻主张的原因，是专制需要的统治者高明，而中国没有这样高明的统治者，中国民众素质太低，只适合幼稚园式的民主政治。这样的推论，自然在政治理论逻辑上和现代政治实践史上都不能服人。所以，不惟蒋廷黻不服，而同意蒋氏主张的留美精英，显然超过胡适的同情者。就连胡适长期的论辩盟友、留英的丁文江，也与胡适论战起来。在本章的论旨中，支持蒋廷黻而具有象征意义的是，留美社会学博士吴景超和留美政治学博士钱端升。吴景超将一个建国的革命进程，区分为三个阶段，即推翻旧政权的第一阶段，群雄并争至统一而建构新政权的第二阶段，善政至和平恢复以建构国家的第三阶段。以这样的划分为前提，他强调中国当时处在群雄割据的阶段，因此以专制方式统一国家，就是一种势在必然的事情。

    “总之，我们根据中国历史的分析，革命实分三个时期，现在还是一个群雄割据的时期，说不上建国的大事业。我们当前最大的问题，是统一问题。国家统一之后，一切的建设计划，才能实行。此时来研究建国的计划，是无妨的，此时来谈建设的实行，未免超越时代。”[19]

吴景超是在国家发展阶段论的严格划分基础上，论述国家建构问题的。蒋廷黻基于比较历史研究，断言中国必经现代专制才能达于民主建国目标，似乎可以理解。而吴景超基于社会学的专业视野，竟然也主张专制主义，就有些丧失了社会理论判断力的感觉。但出身政治学的钱端升，也支持蒋廷黻的主张，就有些令人奇怪。现实与理想之间的自觉割裂，也许是钱端升确立中国建构现代国家基本思路的前提。

“近十余年来，为了种种不同的缘故，民主政治益见衰颓，而与民主政治处相反地位的各式独裁制度则转获相当的成功。我自己于三四年前尝写过关于民主政治的危机及将来的一文，在归结时我尚‘对于平民政治，希望无穷，我更断定凡背了平民而独裁的政治终将归于无成。’我现在对于以平民为主体的政治固仍有无穷的希望，而对于漠视平民利益的独裁制度固仍丝毫不减其厌恶；然对于有组织，有理想，能为民众谋真实福利的政治制度，纵是独裁制度，我也不能不刮目相看。”[20]

钱端升之论，证明像他这样的留美政治学博士在审视中国建构现代国家的时候，没有将其对于现代民主政治的信念，带入到观察中国建国的理论思考之中。相反，他为时局所困，也为制度的当下绩效所扰，竟然毫无现代政治信念地对新式独裁“刮目相看”。而且他对民主政治衰退的断言，事实上也是同样缺乏长远判断力的结果。只要在时光隧道穿行20年，钱端升的结论就显得十分好笑。这确实促人深思。

到20世纪80年代，留美学生的心态发生了相当大的变化。这一变化，首先是因为中国的国家统一问题基本解决了。当年困扰容闳与钱端升辈的国家分裂问题，不再成为留美学生思考问题的前提。他们思考的国家问题，不是国家的建构(state construction)，而是国家的能力(state capacity)；不是国家的结构，而是国家的功能；不是普世价值的接引，而是本土学理的阐释；不是礼赞美国制度的优越（哪怕是蒋廷黻们从国情视角的限定性认同），而是超越美式民主的紧要。于是，整个留美精英在专业角度对美式学理的接受依然如故，但在关乎国家建构的问题，则完全秉持一种疏离、批判与拒斥美国的国家建构立场。恰当此时，国家建构的真问题被他们的理论吁求所遮蔽，国家建设的技术性细节，被他们提升到不适当的高度，完全掩盖了中国的国家基本理念与制度构造存在的明显缺陷。在美国寻找建国答案的百年努力，不仅没有兑现其预期的目标，反而在这个最为成熟的现代国家中，迷失了建国秘诀寻求者自己的原定目标。

二、两个例证

诚如前述，本章不打算尝试分析整个留美精英群体对中国建构现代国家的所有看法和总体状况。本章仅仅试图以两个案例，来分析留美政治学博士为什么拒斥民主——两个例证是：20世纪初期留美学政治学人群体的代表钱端升，与改革开放留美政治学人群体的代表王绍光。前者公开主张专制主义，认定民主制度经已衰变。后者反对现代主流民主，提倡大民主体制，实际上是以民主的名义颠覆现代主流的民主体制一种聪明的做法而已。

钱端升是留美并获得哈佛大学政治学博士学位[21] 的现当代著名人物。在国民党统治时期，他已经是政法界的重量级人物。钱端升获得政治学博士学位以后，回国做过教授，担任过著名报纸《益世报》的主笔。还被礼聘为民国资源委员会的成员。这一委员会是蒋介石用于控制国家权力与资源的重要机构。尽管钱端升不是这个委员会的核心成员，但作为知识界的代表人物受聘，已经可以证明他受到当权者的极端重视。1948年，他因为政治学的研究成就，成为中央研究院第一届院士。可见，在国民党统治时期，钱端升是受到相当重视的政治学代表人物。1949年大陆政权交替以后，他先是担任北大法学院院长，后担负组建北京政法学院的工作，并出任院长职务。其间他努力靠近新政权，极力否定自己的过去，努力适应新政权的政治要求。1954年，他参与起草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成为极少数能够继续以自己的专业知识服务新政权的留美博士。但1957的反右运动中，钱端升遭遇挫折，从此专业荒废，虚度人生。此诚可悲可叹之事。[22]

但钱端升的个人经历不是我们此处关注的主要问题。我们关心的是，由钱端升作为留美精英的身份所呈现的、中国建构现代国家崭露出来的公共问题。钱端升一生与他主张的新专制紧密联系一起：民国时期，这一联系体现为他在政治理论上对专制的明确支持；人民共和国时期，体现在他积极否定自我，投入到思想改造的运动之中，成为新政权的积极支持者。后一方面不是本章评论的话题，因此存而不论。就前一方面而言，钱端升在20世纪30年代的民主与专制争论中，是鲜明支持蒋廷黻的专制主张的。不过与蒋廷黻的立论大为不同的是，钱端升不是将专制作为中国建构现代国家的过渡手段，而是当作中国政治的出路来加以论述的。钱端升的论述进路分为四步。[23] 首先，他强调指出“民主政治的衰颓”。这是他论述独裁政治对中国建国具有特殊意义的理论与实践前提之一。他把民主政治规定为“具体的，现实的一种制度，而不是指抽象的一种理想，或实现无期的一种希望”。这种制度实施于英、美、法、瑞、比、荷等国。其具有某些共同的特点：诸如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国家权力有限且用以制宪保护个人权利，实行代议制民主制、议会两院制以及政党轮替制，国家权力结构实行三权（立法、行政、司法）分立制衡制度。钱端升指出，这一制度曾经被认为是“绝对最良的制度”，但经过第一次世界大战，战后苏俄的建立、意大利墨索里尼法西斯主义政权的高效运作、德国希特勒披靡人民政治能力甚强的德国，都对民主政治构成沉重打击。“这样一来，不特民主政治自身的缺点暴露无遗，且代替民主政治的制度之堪采用也得了事实上的证明。”钱端升还似乎考虑到逻辑上的严谨性，指出独裁政治的兴盛与当下绩效，还不能直接用来证明民主政治的弱点。两者确实是两个不同的问题。但他就后者指出，

“现代的国家已不复是一个警察国家，所以国家的经济职务繁而且重。而且现在又是经济的民族主义澎湃时代，国与国间的经济战至为剧烈，故国家常有采取敏捷的处置的必要。然在民主国家，则国家权力有限制，而个人的自由受保障；议会虽号称代表人民，但与国中生产的组织无关；且议会中的各个政党又复互相牵制，使议会不能为敏捷有力的决议；议会即有决议，行政人员亦未必能实行。因此种种，民主国家的生产及消费乃不能维持其应有的均衡，而生产力的增加亦至极迟缓。除了上述的二者而外，民主政治尚有其他种种崩溃的现象。工人的骚动足以影响国家的治安；党争的剧烈足以减少法律的尊严；行政权的增加及立法机关的退让足以破坏两权的平衡。然此种种直接间接殆皆由前述两大弱点所引起，所酿成，故不必细说。”[24]

钱端升所列出的民主政治的缺陷，确实在当时有着事实上的强大支撑。从国家转轨的视角看，当时民主国家受到国内试图分享发展成果的阶级、阶层与集团的社会政治抗争的巨大冲击；同时受到国家干预经济发展的“新任务”的明显影响，难以将规范的分权制衡体制，用于处理经济事务的管理和社会事务的处置。相反，独裁制度与极权国家在这些方面的表现，反而给人们以改造、优化民主制国家以强烈的吸引力。“近年来采用一党或一人独裁之制度者甚多，而最成功者则为俄国的苏维埃制，意大利的法西斯蒂主义，及土耳其的凯末尔。德国的希特勒主义也有成功的模样。”这构成钱端升论述独裁政治对中国建国具有特殊意义的、另一个理论与实践前提。

“它们尽是独裁的国家。国家的权力无限，而这无限的权力则由一党专享。党之内则又大多有一权力无限的领袖。所以称它们为一党独裁的国家可，称它们为一人独裁的国冢也可。它们也有代表机关之设，或仍称国会，或称苏维埃代表大会，但这些都不是民主国家的议会可比，都不是建筑于人民自由平等选举的基础上的，而都是独裁的党可以包办，或至少可以占绝对优势的团体。……国家权力是无限的，所以它们在经济及文化上的设施也和民主国家有南辕北辙的悬殊。它们变法极易，而对于人民的强制力亦较大。国家可以经营民主国家所从未经营的事业，国家也可以限制民主国家所绝不敢限制的个人权利。结果它们对内可以消除各职业及各阶级间无谓的纷扰及自相抵制，如罢工，停业，及竞卖等等，而对外则可以举全国的力量以应付国际间的经济斗争。固然诸国之间经济，社会，及文化上的努力也不能谓为已得到完全的成功，但以比民主国家，则确有指挥若定的好处。”[25]

钱端升这样的比较论述，就是认可独裁政治或极权国家治理的高绩效。在这样的绩效面前，人们还有什么理由为低效率、颇混乱、权乏力的民主政治进行辩护呢？因此，将两种实行于当时代的制度体系加以比较分析，似乎可以自信地得出“何者为适宜于现代的制度”的答案。“民主政治的衰败及独裁制度的比较成功决不是一时偶然的现象，而是近代经济制度所造成的一种必然的趋势。据我的推测，近年来民族主义的空前发达也将使民主政治更站不住，而独裁制度更盛行。”面对这一空前的政治制度变迁，钱端升强调说，制度的变迁活力，使人不敢断定目前这两种制度会朝什么方向发展。但他确信，

“英美法等民主国家终将采用何种制度，是无法推测的。不要说英美法，即俄意德现行的独裁制将演成何种的最后制度，我们也难悬拟。我所敢言的只有三点。第一，民主政治是非放弃不可的。这点我认为已有充分的说明。第二，紧接民主政治而起的大概会是一种独裁制度。第三，在民族情绪没有减低以前，国家的权力一定是无所不包的——即极权国家。”[26]

钱端升这么确切的断言，是当时支持手段性的独裁政治的蒋廷黻都未敢明言的。依据这一建立在民主政治与独裁政治比较研究基础上的强势结论，钱端升迈出自己伸张极权政治立场的第三步，劝告处在建国困境中的中国人，不必畏惧独裁政治，相反应当相信这一政治形态为小恶以成大善的极端优越性。

“大家对于独裁也不必一味害怕。若以大多数人民的福利而论，独裁也不见得不及民主政治。上述四个国家的独裁者，虽对于少数人取缔极严，如苏俄之于资本家，德国之于犹太人，然它们之能为大多数人谋福利则是不容否认的事实。苏俄的选举为一个阶级的选举，可以不算外，其余之国的选民（与未有独裁前的选民大致一样）皆尝以绝大的多数来表示对于独裁者的信任。

赞成民主政治者一方提倡个人自由，一方又声言民治为大多数人福利的保障。然独裁既真能为大多数人（几乎是全体人民）增进福利，则又乌能因少数人的自由之被剥夺，而硬要维持谋福不及独裁的民治？

政治制度是一最现实的东西，不能永久地为我们的感情所牵制。我们的感情，因为过去的习惯及环境的关系，对于新制，尤其是索缚自由的新制，总不免有一种热烈的反感。我们反对极端国家的最大理由，仍是个人之无自由。然我们于推重个人自由时我们常不免过分重视个人对于事物之标准或价值。实则个人的估价离了社会的估价是无意义的。……在极端国家，个人的价值固有降到零点，而社会价值成为一切估价的标准之势，然这绝不是文化的退步。所以人类的成见迟早总须加以改正的。”[27]

在留美历史学博士蒋廷黻那里仅仅作为过渡政体的独裁，在钱端升这个留美政治学博士手里，俨然成为人类不易之政体出路。这已经不是简单呼应蒋廷黻结论的举措，而是对蒋廷黻以专制作为建构民主手段的结论的彻底颠覆。这在专制与独裁的论辩中，是走得最远的留美精英言论。这是钱端升仅仅将政体选择作为治国绩效的辅助条件，而一心以治国的一时效率来判定一个政体的弃取所得出的荒唐结论。因此，当他将自己的政体选择结论推展到中国建构强大国家问题上时，最后，他进一步的结论便呼之欲出。

“我们已不是一个毫不足轻重的国家。关于这一点国人几乎是全体一致的。不过关于达到这目的的方法则说者各异。有的以为应从平民教育着手，有的以为应从增进人民健康着手，有的以为应从开放党禁，提倡民治着手，有的以为应从分治合作，不再内战，埋头建设着手。但我以为我国应经的途径是和别国无异的。无论是增进人民的知识及健康好，或增加人民生产能力也好，没有一个强有力的政府，必绝对无成的。欲有一强有力的政府，则提倡民主政治不但是缓不济急，更是缘木求鱼。欲求达到英美那样的民治，即在最佳的情形之下，也非十年二十年所可办到。而且即使得到英美那样的民治后，国家也是弱而无力，不足以与别的民族作经济上的竞争。我以为中国所需要者也是一个有能力、有理想的独裁。”[28]

钱端升认定独裁政体是中国建构现代国家必须认准的政体形式。因此，尽管他将独裁限定为有能力、有理想的政体形式，但独裁之谓独裁，就是因为它大权独揽，无论什么样的理想，都是显示它的能力的工具。这一点钱端升几乎全无察觉或拒绝承认，实在是难以相信钱端升作为政治学博士对于政体优劣的判断力。留学精英的功利化建国思维所导出的结论，受其功利化眼界的限制，是否必定如此看待中国现代建国的政体选择呢？

转而分析本章确定的第二个案例。案例的主人是王绍光。王绍光成长于“文革”时期，1977年恢复高考，即考入北京大学法律系。毕业之后留学美国，毕业于康奈尔大学，获得政治学博士学位，然后在耶鲁大学担任了九年教师，之后回到香港中文大学，出任政治与行政系的主任。王绍光的学术与政治背景似乎不如钱端升强势，但绝对不同于那些悄无声息归国任教的、普通的留美学人。从学术上讲，他长期的学术研究合作者对他的推崇，就可以看出他具有的影响力。

“王绍光是现代中国研究领域的‘佼佼者’之一，也是在国内外学术界有较大影响力的学者之一。到目前为止，他在海外SSCI中被收录了12篇文章，引用次数277次，在海外中国政治学学者中居前列：2000-2005年间，他在国内CSSCI中被收录20篇（第一作者），被引用415次（排除自引）；在‘Google学术搜索’中，中文网站引用1490次，英文网站引用813次。这反映了他持续的创新能力和影响力。”[29]

而在改革开放的中国进程中，王绍光对于国家决策也发挥了受人瞩目的影响。这种影响力，从一个角度可以简单予以证明，他撰写的关于美国财政制度改革的著作，使时任中国中央政府财政部长为之专门举荐。[30] 这是王绍光著作所具有的现实决策效力的一个最佳注脚。正是由于王绍光具有的双重影响能力，使其成为改革开放时期留美政治学的精英人物、杰出代表。按照胡鞍钢对王绍光所做理论贡献的概括，他在民主理论、国家能力与市民社会的研究上，做出了“在世界上都是领先的”研究成果。[31] 因此下文循这一概括，对王绍光的国家建构理念进行缕述。

    王绍光明确批判美式乃至整个西式现代民主制度。他十分简洁有力地将之成为“选主制度”。他对现代民主的研究，主要由四个部分构成，一是对民主的起源与演化进行源流考辨，二是对民主兴起的条件进行勾画，三是对民主的运作机制加以描述，四是对民主的实践现状予以反思。比较而言，第二部分的论道，属于常识形态的描述，大致与一般的民主条件描述相当。第三部分对民主的机制与运作进行的描述分析，已经显露出王绍光对民主运作机制的偏狭性理解，因为他只是从选举制度与政党制度两个角度来描述和分析现代复杂的民主制度。如果说这还仅仅是为他推导出否定现代民主，回归“古典”民主奠基，因此在学理上尚可容忍的话，那么他对民主历史源流的主观化描述，以及在这一描述中得出的“民主的异化”结论，就值得商榷了。而在第四方面对现代民主做出的“反思”，设想的超越路径和方案，才真正体现出他反对“现代”民主的真实意图。

民主的历史源流确实漫长。但古典民主与现代民主的分流，则是公认的结论。古典民主之因应于希腊那种小规模、简单化社会的需要而产生，因此缺乏自由的希腊民主，乃是一种不得以适应希腊社会结构凸显出来的政治制度。在政治制度的设计上，希腊的直接民主制度，到后来几乎无法正常运行，因为人数增多之后，公民大会完全无法正常召开，会议程序几乎无法正常执行，于是希腊的直接民主遭遇到小团体政治、勾心斗角、拉帮结派、腐化堕落的困扰，以至于民主绩效低到令人难以置信的地步。[32] 转进到现代民主制度，代议制民主制兴起，取代了古典的直接民主制。代议制民主制除开一整套限制国家权力的机制体制设计，对产生国家领导人的选举制度，以及为选举顺利进行设计的政党制度，构成现代民主制度的支柱。国家体制的设计，包括保证公民自由的宪政制度、严密设计的选举制度、保持竞争性的政党制度。现代民主运行中确实与此前任何制度一样，都存在运行机制上的缺陷，但技术上的细节缺陷，与体制机制上的总体有效性，尚不能判定现代民主制度是一种不可救药的制度。但在王绍光看来，现代民主恰恰导致“民主的异化”。这一异化，体现在四个方面：首先，自由和宪制，限制了民主权威的适用范围。自由的优先性是为了保持社会上层的特权，而宪政对权力的规范，也是为了保护私有财产。基于这样的判断，王绍光指出，民主就是没有限制的直接民主，而限制民众的直接民主，就不能叫民主。

“在‘自由民主制’下，人民已经接受了对其使用民主方式进行决策的限制，使得民主决策的原则在人类生活的绝大多数领域里面不能被适用。‘宪政民主’也是一样，无非就是用宪法规定政府可以在哪些领域运作，不可以在哪些领域运作，民主的原则只能在适用的领域里面适用。……如果民主是个好东西，为什么不将这个好东西适用于与我们生活品质息息相关的各个领域呢？‘自由民主’和‘宪政民主’把‘自由’、‘宪政’置于‘民主’之上，就等于把‘民主’关入‘鸟笼’。换句话说，‘自由民主’、‘宪政民主’就是‘鸟笼民主’。‘自由’听起来是开辟了一片新天地，实际上是给民主划了个圈，在一个小圈圈里，你可以民主；在圈圈以外，对不起，民主靠边站，那是‘自由’和‘宪政’的领地。这是一种非常有限的民主。”[33]

其次，王绍光认为，“代议”限制了民众直接参与决策的机会。他指出，原生的古希腊民主就是直接民主。因此，按照原汁原味的直接民主理念，民众直接参与决策，乃是民主的根脉。通过选举产生的代议制民主制，其实是一种将人民统治的民主扭转为人民选举统治者的民主，人民变成了选民，民主变成了选主。

“民主一‘间接’、一排斥人民大众的参与，它就抛弃了民主政体的实质，变成了另一种政体，非但可能是不民主的，而且可能是反民主的。难怪有些思想家质疑‘代议民主’到底是不是够格被冠以‘民主’这一令人尊敬的称号。”[34]

再次，王绍光认为，“自由竞争性选举”限制了大多数人参政的机会。他指出，民主的实现形式，并不一定只有通过竞争性选举来产生，古希腊行之有效的抽签，也使产生代表的有效机制，否则就会由竞争性选举将民主推向寡头制和贵族制的对立面。

“拼资源、拼形象、拼口才、拼演技的选举制有利于经济和知识精英分子人围，把穷人、‘笨人’排除在外。选举把人民大众的作用局限于几年一次的‘选主’，将政治变为少数人的游戏。长此以往，无论选举多么开放、多么自由、竞争多么激烈，都不可避免地会形成统治者与被统治者两个阶层，使政体带上亚里士多德、孟德斯鸠、卢梭所说的‘贵族’、‘寡头’的色彩。”[35]

最后，王绍光指出，即使在现代条件下实现了普遍选举，也无法改变选举的“贵族”、“寡头”色彩。因为只要是“选主”支撑的民主，这种民主的贵族和寡头性质，确实难以改变。于是，对于现代民主制度，王绍光进行了总体上的否定。

“今天我们看到的所谓‘民主’都是经过改头换面的民主，它们是异化后的民主、去势后的民主、无害化的民主、去功能化的民主。经过‘自由’、‘宪政’、‘代议’、‘选举’、‘多元’一刀刀阉割之后，民主已从难以驾驭的烈马变成了温顺的小羊；穷人已没有办法利用它来实现他们最想实现的目标，他们甚至不再知道自己最想实现的目标是什么；富人也没必要害怕这种‘鸟笼民主’，鸟笼内外依然是他们的天地。对有产阶级而言，既有唬人的‘民主’之名，又无可怕的‘民主’之实，这种玩意儿不是‘好东西’又是什么？这让我不由想起拿破仑一句名言：‘真正的治国之道是利用民主的形式来行使贵族统治。’”[36]

正是由于王绍光对现代民主抱持全盘否定的态度，他期待的民主就是古典的民主、大众的民主、直接的民主——

“全部论述基于一个简单的信念，真正的民主是个好东西。所谓‘真正的民主’是人民当家作主的民主，而不是被阉割、经过无害化处理的民主。”[37]

这样的真正民主制度，具有四个指标：一是用抽签代替民主，增强民众参与政治的力度。二是加强商议，提高民众政治参与的深度。三是利用电子技术，提高民众政治参与的广度。四是超越政治民主，将民主的原则适用于更广泛的范围，尤其是经济领域。他将自己的抽签民主、商议民主、电子民主与经济民主，作为现代民主的替代性选项，一方面是为了承接“西方学者”对现代民主的超越努力，另一方面则是为了给中国实行什么样的民主制度开列药方。

“对于真正关心民主的中国人来说，我们应该拓展想象的空间，从理论和实践上寻求‘选主’体制以外实现人民当家作主的途径。中国是要在社会主义制度的基础上建设民主，它应是以最广大劳动人民利益为出发点的民主，是广泛参与的民主；完全不必向有产者作出巨大让步，而对民主大打折扣。如果认识不到这一点，盲目采用西方舶来的那些民主模式，最后的结果只能是南辕北辙。”[38]

王绍光对于民主的历史与现实、理论与实践的交错考察，最后的结论却指向的是中国。这一结论以对中国现实政治制度的完全承诺为前提，以建构直接民主制为目标，以超越现代民主制为追求，以不加限制的想象力为条件。确实，王绍光的结论比之于一般西方的左派学者得出的相应结论，要激进得多。也正是在这一思维定势中，王绍光一旦涉及到中国的国家权力运转时，也就怀抱一种不问结构、只问功能，将现实理想化的态度。他对中国的国家能力的研究，是其引起国家权力和学术同仁双方高度注意的话题。以前者言，他得出的国家能力就是财政汲取能力，对于中国形成超强的政府财政征收体系，产生了理论上的推动作用；就后者论，他对财政问题的论道，推动学界不甚关注国家基本结构的行政学研究者，得出治国就是理财的偏狭论断。

“国家能力(state capacity)是指国家将自己意志(preferences)、目标(goals)转化为现实的能力。本文主要指中央政府能力，不是泛指公共权威的能力。只有中央政府才能代表国家意志，而其他公共权威以及地方政府是无法代表国家意志和国家利益的。”[39]

王绍光与合作者将国家能力分解为四个方面：汲取能力、调控能力、合法化能力、强制能力。但在四种能力中，“国家汲取财政能力是最重要的国家能力”。

“财政汲取能力是国家动员吸取全社会资源的能力，是国家能力的核心，是国家实现其他能力的基础。宏观调控能力是国家对财力资源分配，稳定经济增长，以实现经济发展目标。合法化能力是国家对个人、集团、社会行为进行规范，建立以成文宪法为核心的法律框架体系，从而调节各利益集团的矛盾和冲突，以实现社会发展目标。强制能力是国家从事国防建设，维持社会治安，惩治违法行为，以实现政治稳定目标。各种国家能力相互影响，相互作用，一种能力下降就会影响另一种能力下降；一种能力提高又会影响另一种能力提高。但是，财政汲取能力是最重要的国家能力，国家只有掌握了财力资源，它才能实现其他的国家能力国家职能。”[40]

实际上，王绍光这里的学术辨析，应了一句常识性的大白话，“有钱好办事”。确实，近20年中国政府对于财政资源的强力汲取，构成它超强的社会政治支配能力的前提条件。但是，政府的相关能力并没有一个相应的提高，相反，却导致合法性危机、社会动荡和调节手段的短缺。不过这似乎并不影响王绍光顽强坚持政府主导的价值倾向。这在他的市民/公民社会分析中，得到了明确的呈现。王绍光将公民社会视为一个无所不包的大杂烩，“公民社会可以是国家、家庭以及市场组织以外的任何组织，”其中很小很小一部分是近年来人们熟知的所谓“非政府组织”、更大的一部分是“非营利组织”、最大一块是“草根组织”。他认为从来不存在一个整体意义上的公民社会，其间有阶级的存在、不平等的竞争；同时，公民社会也不是一块净土，不能将其与国家的关系看作是净土与污泥浊水的对立关系。公民社会大多依赖商业收益、政府资助和外国捐款，因此实际上也难以自主。公民社会的组织内部效应，诸如公共精神、合作习惯、交流技巧等等，都对其是否具有民主性发生重大影响。尤其是在现实社会中，公民社会与民主的关系呈现出复杂的关联性，而不能简单将其视为民主的基石。[41] 确实，公民社会与国家权力不是简单的对立性关系，公民社会一端的内部效应，与国家另一端的内部效应，构成国家-社会合理关系的基础。这是一个关系问题的三个结构成分。但是，王绍光明显强调了公民社会的弱点，做大了国家权力的优点，似乎指出公民社会的弱点，就可以反证强势的政府调节的绝对合理性与正当性。正是因为王绍光的这一思维定势，确立起他一旦认定政府在“做好事”的时候，一种坚定不移的无条件支持态度。他在讽刺人们的想象力不足，可他自己只是在中国”文革”既有做法的基础上，展开自己的“想象”。

在近期重庆的改革试验中，主管当局以唱读讲传（唱红歌、读经典、讲故事、传箴言）、规模打黑、平等许诺、五个重庆建设等等举措，作为引领中国改革进路的尝试。重庆的改革如何可以实现经济的可持续发展，真正兑现其作为直辖市设置的预期目标，是一个关乎中国前途命运的大胆试验，人们当然乐观其成。但重庆的所为，应当说仅仅是相关改革处在政策起点上的一种政治动员而已。但王绍光对于重庆则完全依据自己的政治价值偏好，就起点做出了结论。他在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对峙的视角指出，“资本主义强调个体和市场竞争，而社会主义强调互助团结。”[42] 重庆之声称平等享受发展成果，恰好符合社会主义最重要的本质特征。他以一种勾勒社会主义演进史的方式，将社会主义的演进区分为三个阶段，一是处于匮乏阶段的社会主义1.0版本，“中国免于战乱，保证了人的吃穿住用，基本医疗、基础教育都得到了发展，为下一步的发展奠定了基础。”二是解决温饱问题的社会主义2.0版本，“让经济更快、更稳的发展，消除贫困就成了非常重要的问题。”接下来便是致力解决小康以及后小康问题的社会主义3.0版本，“这个阶段面临的问题是，衣食问题已经基本上解决，住行问题还需要改善。住就是宜居的问题，行就是畅通的问题。私人的衣食住行问题解决以后，还要解决公共住行的问题。”基于这样的判断，王绍光认定，重庆当局承诺的三项制度和三项活动、五个重庆、两翼万元增收、国民共进等等正在努力的政策目标，已经呈现了社会主义3.0版本的轮廓。

“我感觉重庆经验最重要的，就是把社会主义的未来和能够看得见摸得着的成果联系起来，关注最广大人民群众的呼声，这里面既有社会主义1.0版本的要素，也有社会主义2.0版本的要素，更重要的是其中也蕴涵实践社会主义3.0版本的要素。重庆正在实践的社会主义，在社会主义各个阶段的发展中都具有连续性。当然，探索中国社会主义并不是重庆一个地方的问题，其实其他地方也在做，现在我们看到有很多人到重庆来学习经验，这就使重庆模式的适应能力变得强大，这不仅是具体的政策，也不仅是具体的制度，而是整个体制制度允许自我学习，这是重庆模式真正的实质，重庆正在证明这一点。”

王绍光长期的政治科学研究，坐实到中国的“社会主义”实践之中的时候，终于给人们一个现实样本，让人们可以从中判断王绍光的政治价值选择和制度倾向：那就是对他曾经经历且印象极为深刻的“社会主义”怀抱明确的、排他性的执着，对于国家权力承诺的衷心赞赏和积极的、政治理论上的强势提升。这种完全忽视国家基本结构长效合理性、仅仅只看重当下国家能力的论断，其实与前述钱端升的论断，在结构上是完全吻合的、进路上是完全一致的、判准上是完全相通的。只不过王绍光使用的辞藻是“真正的民主”，而钱端升使用的辞藻是“优良的专制”而已。

三、在民主与专制之间

钱端升对于民主衰落的断言、独裁专制的称颂，是基于一种政体的实际发展效果之比较研究。如果说他对民主丧失信心的现实支撑条件已然缺失的话，他的当下事实判断，也是严重缺乏长时段眼光和总体性制度衡量标准的。人类政治史的发展，证明钱端升的结论是错误的。与钱端升这种简单将民主与专制截然对立的简单化思维不同，王绍光对于现代政体之间的复杂关系，抱持着明显审慎得多的立场。王绍光不再表述一种简单的反民主的主张，他反而要求将民主的原生逻辑一贯到底，凡是符合并坚持贯穿到底的政体，就是民主的；否则就是反民主的。因此，他以一种“真正的民主”理念，作为反对现代主流民主方案的立论基础。但这种似乎聪明的立论技巧，实际上还是让人们明显觉察他是在以古典民主反对现代民主、以直接民主反对间接民主、以大众民主反对代议制民主、以参与民主反对程序民主、以社会民主贬低政治民主、以技术民主反对制度民主。总而言之，他是以“社会主义”的大民主，反对“资本主义”的有限民主。对钱端升和王绍光而言，这都是政治学理论的创制，都是富有想象力的体现。但实际上，这些理论“创制”，除开具体表述其观念的辞藻大部分已经替换之外，在专制独裁的政治理论中，早就为一些理论家所充分阐释（对钱端升而言）；同时，在超越“资本主义”有限民主而伸张“社会主义”全面民主理论方面，西方左翼学者也早就做出了全方位的探索和多种替代方案的表述（对王绍光而言）。因此，两代留美政治学博士对于现代民主的明确反对，除开同情性地理解他们是为了中国迅速强大而致力政治学思考的主观动机之外，实在难以理解他们对现代政治所采取的审视角度、得出的令人惊奇的结论。

    在民主与专制之间，究竟采取什么样的比较立场？抑或在“真实的”直接民主与“虚假的”间接民主之间，如何采取更为审慎的比较研究态度，确实是分析钱端升与王绍光做出的相关论断必须要回答的预设性问题。对此，可以从钱端升、王绍光以及二人的共同关注这三个视点上，加以分析。

就钱端升而言，他们那一代留美学人，面对国家动荡的状态，忧心如焚。因此，留学归来，中国的现实状态与美国井然有序的发展情景，形成了极为悖反、极具冲击力的画面。如何让一个动荡不已的中国，迅速走上一个规范发展的轨道，是决定他们政治思考、国家建构思维的核心问题。这不能不说是留美学人深具雄心、试图解决的大问题。因此，钱端升之对国民党专制的引导、对自己1949年之后去留大陆的决断、对个人生活事务的处置，再再体现出这种雄心支配之下的特殊心理与行为方式。他在申述支持独裁政治、极权国家的文章中，明确主张国民党独裁。但他对于国民党的实际表现，又是失望的。因此，在1949年政权发生交替的前夕，钱端升对新政权充满着希望，奔回中国。新政权初期也确实给予钱端升礼遇。人们在评价钱端升这个留美政治学博士的政治决断时，曾经指出这是他试图在政治上有所作为驱动的决断。[43] 这一雄心，是驱使他在政权交替的高风险状态下，义无反顾地回到中国的最重要动力。与此同时，钱端升自己对于国家事务与个人生活之间的关系，也加以简捷明了的确认。应当说他从来不具有信仰现代自由民主价值的个人主义理念，相反，他认定自己的一切行为都体现着某种国家状态。他在日常生活的小事上，几乎都以国体尊严来苛刻地约束自己。[44] 在这种国家至上的思路中，他的独裁极权之论，是多么顺理成章。

就王绍光来讲，他是改革开放时期放洋的留美学生。与钱端升那一代尚处在价值观形成阶段的留美学生不同的是，王绍光留美时，已经是形成了自己价值观的成年人。而且国家正在展示发展的光明前景，不会受到国家分裂动乱的精神折磨，这对他心生超越美国的另一种雄心，具有现实的支持作用。就前者言，王绍光受到中国泛政治时代的塑造，成为一个从小就对政治感到兴趣的观念人。[45]

“高中时期我也开始啃大部头的哲学、政治经济学著作。家里那两本《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我来来回回读了好几遍，还学着毛主席在书上写满了评语。1970年前后中央要求干部读马、恩、列的六本书。我不自量力也认认真真地读起来。《共产党宣言》、《国家与革命》和《法兰西内战》并不难读，《哥达纲领批判》也还凑合，但《反杜林论》和《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就不好对付了。当时各级革委会印发了不少学习六本书的辅导材料，而我却‘高标准，严要求’自己，坚持‘读原著’。这两本书反反复读了无数遍，直到懵懵懂懂自以为掌握了其精髓才罢休。”[46]

这样的精神自我塑造，使王绍光在年纪尚轻的时候，就基本形成了自己的价值观念、理论储备和判断问题的能力。加上王绍光作为文学青年的经历，就此确立了他判断问题的基本思想倾向。大学的学习、留学的生涯，似乎都没有改变他高中就形成的某些价值定势，而只是在知识上提供了更加丰富的养料而已。因此，王绍光实际上是以自己”文革”中的个人经验来确定其研究的价值取向和基本进路的。

“仔细想想，我感兴趣的‘政治’实际上是毛主席当年说‘你们要关心国家大事’里的那个‘大事’，而不是狭义政治学所指的那个‘政治’。说到研究方法，我是地道的机会主义者，或鲁迅说的‘拿来主义’者。”[47]

这与钱端升仅仅考虑国家强大、而不问政体长效效能的思路，其实是大同小异的。而且比较有趣的是，王绍光的遣词造句中恭敬地使用的“毛主席”，稍微过份一点加以解读，这体现了王绍光思想演进中，”文革”的持续影响力。事实上，他自己也毫不讳言这一点，“回首过去，我认为自己最有想像力的年代是上大学前那五年。那时读书完全没有功利的考虑，因此什么书都读；那时脑袋里还没有学科的框框，因此可以自由自在地想。”[48] 而那个时代，正是大众民主高涨的时代，一切约束性的制度与程序，都为大众民主所冲击，要么制定出来得不到遵守，要么根本就丧失了制定相关制度的需要。这对被时代塑造定型了的王绍光来讲，要再欣赏留学美国之后看到的现代代议制民主制度，实在已经腾不出政治思维的容留空间了。

钱端升与王绍光是两代留美政治学博士中的杰出代表。但是，两人在表达自己关于国家建构或国家建设的意见时，却虽隔六十余年，竟然给人不谋而合之感。这确实需要人们求解这一类同的导因。除开他们两位在考虑国家问题时，都怀抱共同的实用主义态度、因此都承诺了一种功利化的国家建构立场之外，还存在着一些可以辨认的共同驱动力：

首先，在民主与真正的民主、专制之间，一直存在让留美政治学博士们难以化解的政治论说张力。这一论说张力，源自民主与真正民主、专制制度的西方典范性与混合性自身的张力。无疑，在亚里士多德致力分辨政体类型，而得出最好的政体乃是混合政体的结论之后，自足的理想类型之政体形式，实际上从来只存在于政治学理论的分析之中。即使一种混合着运作的政体形式，由于其中实际发挥作用的是诸种政体的混合因素，因此很难表明这一政体究竟应当归属于那种典范或理想类型。但是，两代留美政治学博士都意图为中国寻找典范政体。这一意图势必将他们审视中国政体选择的目光，引向那些在历史上很罕见的、偶然出现的理想化政体类型上。于是，要么民主、要么独裁的二元思维，便主导了他们的思考。钱端升非常明显地显现出这种典范归类的政体思考缺陷：因为他将非常规状态的独裁政体或极权国家，作为后革命的常规状态下进行决断的中国政体建构标本。结果当然把他带入了短时间呈现促使国家疾速壮大的独裁与极权的政体陷阱之中。而王绍光本来对二元对峙思维怀抱警惕。但当他不经意之中陷入自己指责的思维模式之中而不能自拔的时候，他也将民主与专制、现代民主与古典民主、代议制民主与直接民主对立起来，结果也就混淆了民主政体选择和优化民主政体运作结构的关系，以后者代替了对前者应持的审慎态度。[49] 当他们认定中国作为后发国家，因此必须在国家建构中将政体选择视为一个创造性问题来处理的时候，却又跳跃到另一个极端：既然中国已经没有条件再坐实典范而自足的理想类型政体，那么就不必再陷入理想类型政体的抉择困境之中，因此只要哪种政体形式的某种运作方式和举措，能够保证国家的强大，中国就应当以创新的心态，勇于加以创制并应用。[50] 这样又将他们设定的政体选择问题悬搁起来，他们在政体论述中处理的中国国家建构问题，被他们自己的论述转换为反政体选择的国家实际能力高低的衡量问题。实际上，他们自己取消了自己设定的问题。结果是民主不民主、专制不专制的问题，都服从于国家能力的实际考量。

与此同时，涉及专制、真正民主与现代主流民主模式的选择问题时，无论是钱端升还是王绍光，都将学理分析与实践选择搅合在一起。无疑，钱端升与王绍光对于西方政治学的学理有一个系统的学习、了解与把握。但两人在处理中国国家政体选择的大问题时，秉持的却都是对策思维。在学理辨析与对策思维之间，存在着共享的逻辑，但更明显地分流为两种考量问题的进路：就前者看，两者共享的逻辑是，为了能够清晰表达国家建构或政体选择的解析思路，必须借重古今政治学的学理资源，否则就既不足以澄清现实中政体选择的问题意涵，也不足以开出政体选择病症的对症药方。两者考量问题的重大差异是，前者服从纯粹的理论推导逻辑，后者服从现实的权力对策需要。当钱王二位在进行理论辨析的时候，思路的清晰是有保证的；但当他们屈从于对策需要的时候，政治学理论便成为他们表达对策的利用工具。

其次，在理想政治与现实政治、文化认同与政治认同之间，存在着让留美政治学博士们难以合理决断的缝隙。现实运作中的所有政体，无疑都是具有缺陷的政体形式。这是因为，所有宏大的制度建构，就不免从全局、整体角度考虑问题，这就注定存在关乎局部的缺失和举措的失当。一个论者从什么角度考虑政体选择问题，决定着他以什么态度判定一个政体形式的接受与拒斥。做出这样的判定，当然依赖判定者自己对理想政治的价值认取、现实政治的利弊分辨。总的说来，当面对政治价值选择时，人们必须承诺那些显得比现实政治更为重要的、高位的价值观念。并且以这样的价值观念，作为衡量某些政体间利弊弃取的标准。这不是以价值判断代替事实判断，而是在事实之中确立政治信念。完全没有政治信念的事实判断，就只会是一种投机主义的取巧决定。相应地，一个人在决定某种政治事实如何认知的时候，需要确立辨认事实的客观态度、认知方式和衡量标准。这个时候，价值立场就不应干扰事实辨认。但是，由于事实与价值并不像休谟所确立的那样属于两个互不相干的世界。现代哲学的最新进展表明，事实与价值的二分法业已崩溃。[51] 因此，一个人在认定政体选择之于国家建构的决定性作用的时候，其实必定将他的政治信念作为事实认知的潜在预设。于是，他个人的政治信念就开始冒充公共的政治知识，被打扮成为势所如此的政体定局。钱王二位对于专制和真正民主的认取，都是这种冒充的结果。另一方面，钱、王二位实际上还遭遇到文化认同和政治认同的复杂拉扯。文化认同与政治认同是两种认同。钱端升显然是以文化认同来处理政治认同的问题。他热爱中国，试图为中国开出振兴的进路，拿出系统地推进国家强盛的方案。但他的政治认同却出现了问题——他对现代主流宪政民主政体缺乏起码的价值信念，也对宪政民主政体遭遇的制度困境缺乏深入辨证。因此现代政治的价值认同，完全溢出了他论述国家建构的视野。而王绍光的文化认同似乎没有干扰他的政治认同。但他的政治认同早就确立为直接民主、大众民主的强烈且刚性的排斥性基准。因此，在复杂的现代政治价值世界中，王绍光并没有怀抱一种审慎的态度，而是以早先确立的政治认同取代了可以替代的政治认同，并在两者之间设定了不可逾越的鸿沟。需要指出的是，一种在美国政治运转中表现不够理想的政体，并不能直接作为中国选择相应政体不适当的根据；反之亦然，在中国是适当的政体选择，不见得必定来源于在其他国家已经显示正当性的政体选择。在逻辑上两者是没有关联的。而钱、王两位的理论，恰恰就是反其道而行之的结果。

再次，在西方知识与本土理论的关系上，留美政治学博士存在难以化解的焦虑感。毫无疑问，钱端升对于西方的政治学理论是有比较系统了解的，尤其是在比较政治体制的研究上，他掌握了相对纯熟的研究技巧，出版了引起关注的重要作品：如《法国的政府》、《德国的政府》、《比较宪法》等等。但是，他对于中国政治的了解反而显得浮浅一些。虽然他也用英文撰写出版了《中国政府与政治》，但是对中国历史脉络中形成的政治结构，他基本上是从西方的比较政治学视角进行观察的。这就注定了他讨论中国现代建国问题的理论资源，不是来自中国，而是来自西方。这中间的紧张显而易见。钱端升对此还没有一个自觉。因为在他那个时代，以西方知识拆解中国经验，似乎是天经地义的事情。到了王绍光这一代留美政治学博士，由于中美显见的国家发展差距逐渐弥合，反而大大彰显出他将自己接受的西方知识用来解读中国的明显张力。而他对此具有明确的自觉。他试图以学理上的创新，而为创新发展中的中国，提供崭新的学理论述框架。王绍光以三个自问自答的问题，[52] 试图排解西方学理与中国经验之间的紧张：一是“政治学是否有必要本土化？”他的回答是肯定的。因为西方与中国的好多问题都没有现存的答案，必须在慎重借鉴西方学理的基础上，对中国与世界的某些新问题进行创造性的思考。二是“政治学是否可能本土化”？回答依然是肯定的。因为“美国政治学即不符合价值中立(value-free)的标准，也不符合客观(objective)的标准，更不可能放之四海而皆准(universalism)。既然作为科学性指标的美国政治学都不是科学，政治学有什么不能本土化的呢？”三是“政治学如何本土化？”王绍光给予的回答是，需要辨别问题的真假、质疑西方学理的预设、梳理政治学的关键概念、防止为方法而方法。显然，王绍光这里给出的本土化还仅仅是一种本土化的方法要领而已。只不过他意图化解西方学理与中国经验之间的张力，在意图上还是非常明显的。

“政治学的本土化必须从本土学者开始。虽然我们生于本土，自以为对本土有更深厚的关怀和更切身的了解，西方政治学潜移默化的影响之大恐怕超出了我们自己的想像。如果不有意识地反省，我们往往会不自觉地以西方政治学之‘是’为是，西方政治学之‘非’为非。什么叫文化霸权？让人在浑然不觉中变成附庸便是文化霸权法力的证据。”[53]

只是在这种强行要求的本土化立场面前，两种可能出现的异化让其猝不及防：一是将西方学理用来解释中国经验，就以为自己是在进行本土化的理论努力了。因为人们已经超越了以西方学理论述西方经验的状态。二是刻意采取反思或者反对西方学理的立场，以为这样就是本土化的理论创制。因为这种反思与反对就不是迷信态度、而是创制态度的标志了。但这两种本土化的进路，显然还是落在西方学理的窠臼之中。因为这些反思与反对，还是以西方学理作为基本参照系的。王绍光对于民主的论述，堪为这一断言的证据。

具体分析起来，钱端升与王绍光两代留美政治学博士，之采取反民主或真正民主（其实也就是反对现代宪政民主或自由民主）的立场，不仅是因为他们的政治学方法预设存在问题，而且在他们的民主理念上同样存在缺失。他们对现代民主建国的方案加以痛诋，对专制独裁和真正民主怀抱强烈期待，可以说是建立在三个重要的预设基础上的。

第一，从钱端升到王绍光，都假设民主必须是完美的。对钱端升而言，民主的治国绩效赶不上专制独裁国家，因此就不再信任民主政体；对王绍光而言，完美的民主必须是直接的，因而不完美的间接性民主就不是民主。这样的推论都是在对峙性的政体思维中得到表述的。但在民主的规范理论中，现代民主就只能是间接民主。萨托利明确强调，“要么是自由主义民主，要么什么民主都不是”，[54] 所谓人民民主这类“真正的民主”，既为萨托利这样的规范民主理论家所驳斥，更为苏联东欧这类直接民主实践国家的政治悲剧所呈现。但这些理论论争与实践结局，似乎不为王绍光所看重，所有他还充满信心地为人们张扬一种“真正民主”的乌托邦。当王绍光讽刺人们给民主加上“自由的”、“宪政的”限定词之后，就使民主失去了它本来意义的时候，他自己给民主加上的“真正的”限定，就是“人民”民主的限定词，不也具有危害民主本来意义的危险吗？而且，恰如萨托利指出的，

“不证自明的是，‘人民民主’是个赘词。民主这个词本来就有人民权力的含义，若是把这个新标签完整地翻译过来，那就只能是‘人民的人民权力’，如果有人想开开玩笑，也可以说它是双重的人民权力(bipopular power)。”[55]

而王绍光主张的“真正的民主”，实际上反讽地讲，也就等于是“真正的人民真正地做人民自己的主”。除开我们善意地理解王绍光的理论创新意图之外，他申述的“真正的民主”，其实早就被此前的学者申述过不知多少遍了，那是早就显得陈腔滥调的说法，显示出实践上危害无穷的结局。王绍光为现行政治制度所做的无条件辩护，并基于这一制度基础表达的乌托邦意愿，并不能在其理论创新的主观意图中得到人们的认可。

第二，钱王二位所认定的现代宪政民主制度的缺陷，就钱而言，实际上是在与专制独裁的暂时性比较时呈现的，这不是民主制度的结构性缺陷，甚至根本就不是缺陷，而是专制独裁的一时辉煌，遮蔽了他理性判断问题的眼光之后给出的糊涂断言；就王而论，实际上他指陈的宪政民主的缺陷，仅仅是技术层次上的缺陷。这些缺陷确实存在。犹如任何制度就必定存在缺陷一样，宪政民主制度必须在运作中不断改进其结构上的缺憾、矫正其运行上的错漏。这不等于说具有缺陷的现代主流民主制度就是必须颠覆的制度。制度的有效性在它足以自证其自我复制和基本效用的情况下，就必须获得人们的承诺。假如人们一旦抓住自由民主制度的某些缺陷，便要以可怕的“真正民主”加以取代，那么全民民主的政治灾难就永远也不可能远离我们而去。至于王绍光一定要将人民通通纳入政治轨道，不问他们意愿地强制参与政治决策，就更是需要否定的专断做派。在马克斯?韦伯“政治作为志业”[56] 的演讲以后，人们认识到，政治就是一种职业(professional)而已，并非人们生活的全部。代议制民主借助一系列制度规定，将掌握国家权力的人士限定在合法行使权力的范围之内。如果一定要以“真正民主”、直接民主、大众民主的名义强行每一个公民都参与到国家权力的行使中，而不是在他们选择国家领导人之后，保持监督权力，便自由生活在自己所愿的情境之中，那么这种民主，不过就是专制的另一个名称而已。在所谓的“真正民主”的国家里，曾经大量出现国家强制公民参与和自由的残酷事件——如果你不参与的话，国家暴力就会落到你的头上。这是典型的以专制冒充的民主，而且是以极端国家专制暴力来冒充的民主。对此必须予以明确的拒斥。

第三，钱王二位具有明显的政治审美主义取向。从钱端升以来一直到王绍光，他们之批判现代民主，对专制独裁或真正民主表达一种非常高的期待之情，就是因为他们认定宪政民主制度是有缺陷的，恰恰是他们认识到这一制度的严重缺失，所以他们希望有一种几乎没有缺陷的政治制度取而代之。在钱端升甚为赞赏的新式独裁，不过是昙花一现的荒诞政治形式；在王绍光那里得到赞许的真正民主，也不过是失败的历史方案的重新捡拾。而这样的努力，不过是用政治审美主义的眼光，去打量永远不可能完满的政治生活的结果。因此，这样的思维定势，势必在价值观念上、理论论证上、行动状态上、运行效果上催生一种强烈期待、却难以实现的乌托邦制度。这是一种典型的、政治立论的审美态度。其逻辑的自洽性是论者担保不了的：钱端升相信拉斯基式的民主，但基于现实需要，他却大力推崇专制独裁和极权国家；王绍光真诚相信真正的民主，但这种民主从来就是一种专制。这正是王绍光先叩民主两端（自由主义民主与社会主义民主、间接民主与直接民主），却未呈现民主创制前景，而处于一再表白自己创新态度的尴尬最重要的原因。

四、错位的抉择：美国大学状况与中国政治现实

钱端升与王绍光都是在美国名校攻读政治学博士学位的，面对中国建构现代国家的关键时刻（无论是民国需要统一之后建构民主，还是今天需要重构国家权力体系），他们的专业判断能力本应在留美而研习其他专业的人士之上。但事实上，钱端升没有超出蒋廷黻的认知水平，甚至将蒋廷黻的专制手段论，推导到专制目的论的极端；王绍光没有超出短期出国访问的留学人士（他的合作者）的水平，基于一种维护现行政治制度，对自己熟稔于心的大众民主不加反思地推崇。受到如此先进的美式教育的留美政治学博士，何以会出现这样让人费解的建国主张？除开上述思想观念方面的原因之外，他们接受教育的实际状态，对其主张，显然发挥了应予注意的引导作用。尽管这样的作用，在钱端升那里引起了价值与事实的分裂，在王绍光那里催生了以留学获得的新知强化原有价值偏好的结果。但两者对于现代主流民主的拒斥，共同显示出美式政治学教育存在的某种缺憾。

钱端升在美国接受教育期间，美国的政治学教育正发生巨大的转型。20世纪初期，美国的政治学明显受到德国政治思想的影响，国家学的痕迹非常深刻。但一战德国的战败，让美国人获得了一个反省自己模仿德国政治学研究得失的契机。这个时候，美国兴起了政治学研究的新浪潮。在这一浪潮中，美国的政治学研究，逐渐凸显出政府学和行政学研究引领整个政治学研究的新特点。这是一种不太关注政治基本价值问题、也不太关注政治思想史探究、更不太关心国家权力基本结构的研究风气。而政府学的研究，着重于比较政府的机制描述、政府间关系、政府体制优劣长短的比较。20世纪上半叶担任过美国政治学会会长的著名政治学家梅利亚姆，就曾经对那个时候的美国政治学风气进行过简要的描述，

“这个时期的最重要特点无疑是政治机构和经济机构逐渐趋于集中，国家逐渐趋向于社会化。……国家主义在整个国家的发展、政党内‘首领’和组织的兴起、工商界‘托拉斯’的出现、城市里委员会制政府权力的集中、州里中央控制的发展，所有这一切都是同一个向更严密的组织发展的总趋势的佐证。还有，当时的一个显著特点是国家的目的逐渐扩大。开始是奉行一项政府有限职能的理论，但是新的形势和新的精神使它不得不逐渐改变原来的立场，有组织的政治社会担负起了规模空前巨大的新任务。权力的集中和职权范围的扩大是这个时期机构发展的特点。在理论方面，由于对有魄力政府的迫切需要开始显示出来，原来那种为了保障自由必须使政府处于软弱地位的理论不得不放弃掉，而早期的放任主义学说则在政治社会应发挥更大社会职能的学说面前节节败退。把这个时期作一个整体来看，其特点是政府相对来说比较软弱，职权受到限制，但是从当时的各种倾向来着眼，则可以清楚地看到，总的趋势向加强政府和扩大政府职权发展。到这个时期末，权力分散在走下坡路，不干涉作为一个政治教条已逐渐失势。”[57]

在这种政治学氛围中，钱端升到了引领美国政治学研究风气、作为政治学研究重镇的哈佛大学留学。这所学校的重量级教授，也受到德国政治学风气的影响，国家学在一战前后的起落、公共行政学在二战前后的兴衰，都打上了美国政治学受德国影响的标记。前引梅利亚姆本人，就是受到德国二战前政治思想的影响，主张加强国家对社会控制的著名人物。而在哈佛担任教授的伍德罗?威尔逊，则是公共行政学兴起的重要推手。论者指出，“早期美国政治学的另一特色是政治学几乎就是等于政府学。哈佛大学的政治学部，于洛厄尔的指导之下，在辛亥革命那一年，从历史学部里开始独立出来的时候，它原来的名称就叫‘Department of Government’。而在洛厄尔掌舵哈佛（1909年）之前，政治学系名称为‘Department of History and Government’。”[58] 这样的系科设置，对于政治理论显然是极端轻视的。这之后政治理论逐渐在哲学系中栖身，而政治学系基本上为比较政府、国别政府的研究所主导。而政治学自身的研究特点，也被论者概括为三个转向：从着重培养师资及研究人才、依赖欧洲、注重比较历史研究，转向注重客观研究、强调专业化的政治学研究、为国家培养文官。[59] 受学于这样的政治学教育环境，钱端升对于政治理论的基本兴趣显然不足。

“在很大程度上，钱端升的学术思想及其著作，也可以说大体烙上了美国政治学的上述特点。这一点也可从他回国后所发表有关各国政府、中国政府和政治研究，以及他的藏书中，与政府学有关的大量书籍，均可窥见上述特色。简言之，钱端升作为一个政治学家，他所关注主要有两大领域：政府学和行政学，而这两大领域正是当时美国政治学的显学。”[60]

一个缺少价值关怀的美国政治学界，显然无法为钱端升提供一个为建构中的中国确立国家价值与结构的价值引导和足够知识。因此，当钱端升必须对中国建构现代国家发表意见的时候，他只能以比较政府的研究视野，[61] 作为观察相关问题、发表有关意见的知识储备。显然，以这样的知识储备探究国家建构的理论问题，实在是苍白了一点。钱端升在论述究竟是选择民主政体还是独裁政治时，完全采取的是一种他接受的美国政治学的客观态度，是对一种不问价值取向的、制度绩效的比较结果。因此，这样的结论就肯定是有失偏颇的：美国学者在自己国家稳定地建构起宪政民主结构以后，当然可以将审视国家政治发展的视野，转向客观的、比较的政府研究上面。但钱端升不能以同样的理论视角来观察中国的建国问题，因为中国尚处于确立国家基本价值和构筑国家基本制度的阶段，优化国家结构的功能，还是之后才有资格考虑的问题。钱端升之浩发专制独裁极权之论，实在是缺乏现代政治价值判断基本能力的表现。

王绍光的情况与钱端升大不一样。但同样的留美处境是，他在留美接受政治学教育的时候，美国政治学更是在20世纪50年代的行为主义转向之后，稳定地确立起了政治科学的政治研究模式。在这种研究氛围中，一切研究政治现象的人，大致都采取一种实证主义的立场，对于定性与定量研究的进路怀抱尊崇的态度。整个高学历教育，对于受教育者的文献功夫、数据收集、分析能力和观点创新，高度重视。但对于学生的价值偏好、立场倾向、文化传统以及教育背景，似乎忽略不计。除开博士课程遵循这样的进路设置与考核之外，学生自然可以自己的兴趣展开研习历程。课程的seminar范式拓展为课外的seminar范式，其自由的程度完全仰赖学生自己的资质、聪颖和自制能力。

“在康大我结识了一批新朋友，其中不少是北大校友，但更多来自国内其他院校。我们经常在周末聚在校园里的Sage Hall聊天。逐渐地，周末聊天成了定制。于是我们决定将周末聚会正式形成制度，称之为Sage Seminar。Sage在英文里是指‘圣贤’，Sage Seminar于是就有了‘圣贤会’的意思，这让我们好不得意。从1983年起到1989年，Sage Seminar每周一次，几乎从未间断。一般情况下，每周有个主讲人。讲题涉及国际关系、经济、社会、法律、历史、文学、戏剧、心理、环境、建筑、农业、数学、生化、物理、天文……无所不包。惟一的要求是主讲人要力求让非业的人能听懂。隔一段时间，我们也会安排无主题讨论。这时谈话的焦点一般集中在时事政治上。如果说在康大受到的教育训练对我日后的研究工作很有帮助的话，Sage Seminar是其中重要的一环。当年Sage Seminar的中坚分子，不管其专业是什么，后来都对人类事物有着广泛的关怀和兴趣。交流使我们每个人都变得更聪明了一些。”[62]

王绍光这样的教育经历，当然在知识上极大地拓展了他的视野。但是不能不看到，这样的教育，并没有价值观上的强烈碰撞；也没有借助批判的方式，帮助学生强化现代价值认同的内容。这是一个稳定的宪政民主国家自身所不需要的教育形式和内容了。因为在大学前的公民教育中，这些东西乃是作为常识交给学生，并获得学生高度认同的东西。但对于王绍光这样经已成年，具有其特殊的大民主价值观的学生来讲，纯粹知识化的教育制度，就是一种使用新知来支持和夯实他原有价值观念的过程。这是美国大学教育不曾考虑过的问题。王绍光之后以美式学术研究方法，高度同情性地研究中国文化大革命中的群众“理性参与”，就印证了美国高学历教育价值空置之后，其知识增长，可以用来论争任何价值倾向的学术观点。这对一个多元社会不是问题。但对于一个一元社会，就是严重的问题。尤其是王绍光生活在多元社会中，而对一个一元社会发表建国意见的时候，就更可能是极为严重的问题：他会极其自然地将自己的西式知识关怀，转化为对中国建国的实践看法。而基于他的政治科学训练，他的这种建国理念表达，不会受到以知识立场谈论价值问题困难的任何困扰，不会感觉到用政治科学资源谈论政治哲学问题的观念瓶颈。他反对西方式的民主，可能是基于一种知识兴趣，基于在美国高层次的大学教育中接受的知识不断创新的理念，这是正常的知识心态。但他对真正民主的强烈吁求，反映的则是他的价值取向和现实关怀。这一取向，是以美国大学中形成的知识习性，解决中国建国实践中遭遇到的别样问题。尽管美国具有现代的先发性，因此足以给中国人提供相关经验教训，但毕竟中国不是美国，美国的政治学知识回答不了中国建国的实际问题。于是，王绍光顺理成章地将尚未出国留学前已经形成并几乎定型的中国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安顿到了接引美国政治学知识以求解中国建国方案的问题上。这样的对接，似乎为王绍光的结论提供了双重的权威性保障：一是他对西方政治学新知的娴熟驾驭，二是他对中国特殊国情的烂熟于心。他之受到中国官方与学术界共同的重视，也许就在情理之中。但他的结论与推论的确当性、以及他的价值立场与事实辨认的某种错位，却不被人们察觉。

从两位留美政治学博士的个案分析中可以看出，由于美国大学价值关注的缺位，导致留美的外国学生价值既定倾向的自我确认，结果必然就是：价值误读了，知识也就扭曲了。可以说，美国的大学建制与中国的政治现实关注之间，存在着一条不可逾越的鸿沟。从晚清一直到当代，美国大学教育并无意去满足中国留学群体寻找建国答案的任何要求。美国的建国早已经尘埃落定了。在稳定的宪政平台上，左倾政治思潮和右倾政治思潮之间的弹性互动，成为人们习以为常的政治思考状态。这种大学态势，让那些到美国去找寻中国建国问题答案的留学生们很为难。加之愈来愈标准化的美国大学运行模式，越来越远离几代中国留美精英关注的焦点问题：中国如何建成一个强大的现代国家，不在人们的关注范围之内。因此他们对美国大学也就愈是心存不满，颇多微辞。而美国大学的学术自由，又使得中国那些存在或不存在价值迷惘的留学生，出现价值选择与新知增长之间的错乱，结果进一步引发留美学生对于中国问题做出判断的失误。本来，留学就是个人的晋身之阶而已，但中国留美学生自容闳以降，往往身怀救民于水火之中、救国于灾难之中的大志。于是，个人寻求发展的志趣与救国救民的鸿鹄之志，也给他们内心带来剧烈的折磨。一种两头兼顾的心态，催生了他们投机主义的拿来心理，往往因时因地发出一些关乎建国的短浅议论。

因此，在留美学生身上出现了多重的、因为价值隐匿导出的知识扭曲：一是胡适指责的以知识和身份作为晋身之阶。但却将自己的这一个人欲望打扮成忠心为国、全无私心。其实，留学生谋求个人发展的愿望，绝对是一种合乎常理的常人之共同愿望。但在为国读书的宏大托辞之下，一切知识都成为身外的、旨在振兴国家的知识了。二是超越西方的伟大学术志向遭遇到西方的全面知识压力，出现为创新而创新的知识扭曲。不管中国的实际情形如何，他们总是以一种特殊主义的先设立场，对之进行缺乏基本判准的创新性理论阐释。这样的阐释，在多数情况下，是失去了现代常识的虚幻理想主义、单纯审美主义的结论。三是留美政治学博士的国师心态，对他们的价值观造成扁平化的压制结果，形成了权力对知识的扭曲。这体现为三个悖谬：第一，对中国国家权力的政治顺从与美国批判精神的奇妙结合。在中国，他们屈从于权力；就美国，他们进行严厉的批判，两者奇妙的结合在一起。他们甚至来不及思考这一进路的反讽性质：既然美国如此糟糕，你何以对留美经历如此看重，并将之视为自己具有深刻见地的依凭条件？第二，对美国的历史审查和对中国的现场欢呼扭曲地组合。就美国讲，他们总是认定非常的糟糕，其构建的全球霸权，是全球灾难渊薮。美国没有将自己国家的宪政民主原则一以贯之，从国家领域延伸到国际领域，因此理当予以严厉谴责；以中国论，由于中国遭受过列强侵害，因此具有充分的理由抵抗西方进路，寻找自己独特的国家建构与重建道路。对美国进行谴责，乃是道德感的体现；对中国（尤其是政府）追求强盛的尝试进行赞美，乃是政治忠诚的需要。第三，就是将中国的可塑性想象与美国的既定性判断对峙处理，出现比较政治研究的你死我活结论。要么大民主、要么没有民主，类似这样的结论，实在忽略了社会政治制度架构之间巨大的趋同空间。而且，在所谓超越选主的论证中，王绍光推崇的抽签民主，是不是可以作为选举民主的完整替代方案，本身就是一个问题。但在他们二元对立的思维中，根本就不是问题。于是，一种宏大的超越现代民主的意欲，完全压倒了制度细节上的选优努力；一种抵制现代民主的先定价值，整个将中国人建国国家的思路，引向了无边无际、漫无目标的创新境地。中国的国家建构与重建问题，就此陷入云遮雾障的状态。

    转自《共识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