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是“资本主义vs社会主义”，但也不是“趋同论”

    最近我们的书界盛传：有一本风靡世界的《21世纪资本论》，提出了“资本主义向何处去”的大问题。我认真拜读了皮凯蒂的这本书。它提的基本上是西方左派的老话题，当然老话题也可以讲得很精彩，但他并没有自比马克思。“论21世纪的资本”在我们这里被翻译成“21世纪资本论”，倒是很抓眼球的。不过，现在世界上还有“资本主义”吗?马克思当年抨击的那种资本主义早就已经不存在了，现在世界上所有国家，至少是主要国家，从中国到美国全部搞的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既不是19世纪的“自由竞争资本主义”，也不是列宁搞的计划经济或者马克思朦胧想象的那些东西。“既有计划又有市场，既有国有也有私有，既讲社会平等也讲利益竞争”现在是几乎所有国家的现实。

    但是我并不想在这里宣传“趋同论”。虽然都“既有-也有”，但并不等于说这些国家的体制是一样的，政治体制不一样就不必说了，经济体制其实也有本质的区别。所谓本质区别,就是不能仅仅从数量比例看。“既有”、“也有”的两种东西比例大小是个问题，但并非主要的，也未必能成为区分的标志。中国国有经济雇员比例比美国高，但不如奥地利，然而中国与美、奥的区别显然比美奥间的区别大得太多。另一个例子是“福利”，据说瑞典是高福利国家，美国则是低福利的。但中国的福利就不是高低的问题，我曾指出它是一种“负福利”。

    需要强调，我这里讲的不是国家利益的冲突，而是体制的区别。两者不是一回事。在1970～1980年代，中国和苏联曾经是国家利益上的头号死敌，毛泽东不仅主张联美制苏，甚至还埋怨西方反苏不尽力，对苏搞“绥靖”。但这并不等于毛时代中国跟美国的体制接近、跟苏联相差很远——我们都知道其实恰恰相反，那时的毛泽东非常崇信苏联的体制，甚至见不得苏联人自己“修正”它。所以，今天我希望中国崛起，但并不希望“中国模式崛起”，并主张改变、至少“修正”这个模式，也是很自然的。实际上，就国家间尤其是大国间矛盾而言，尽管最近的一些事件使人担心走向“新冷战”，但至少“旧冷战”结束后的20年间大国间关系是明显缓和的。然而大国的体制是否“趋同”则是另一回事。照我看，至少中国与其他大国做对比，1980年代的体制的确有趋同之势，但自1990年起，虽然趋同的成分仍存在，总体上体制的区别是在拉开，而不是趋同的，甚至1992年中国明确宣布要转向市场经济也没有改变这一点。

    有人问了：既然你说现在世界上已没有纯社会主义，也没有纯资本主义，大家都在搞“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但又说实际上体制的区别还是在拉开，这不矛盾吗?为什么会拉开呢?

    两种相反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先谈“A类型”

    原因就在于：我们讲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可以有截然相反的两种理解，有一种理解，我姑且把它叫做“社会主义市场经济A”吧，在这种理解中，“社会主义”意味着老百姓必须对政府进行更大程度的公共服务问责，你要给我们提供更多的福利和保障，这不是你的“恩情”，而是我们的权利，我们供养你就是让你给我们干这个;干了是你该的，我们无须感恩(像瑞典那样“从摇篮到坟墓”国家都承担责任，也不见百姓对统治者感恩戴德)。不干我们就要问责，就要换马(所以瑞典自由党理论上不喜欢福利国家，但上了台还是得搞福利，因为老百姓不给你卸责，你就必须搞)。我们讲政府要“为人民服务”，不是人民为政府服务，这种“社会主义A”就是这么做的，尽管它的政府并不整天这么标榜——用得着吗?公仆服务不好，主人就把你解雇了。你不但得服务，而且只要主人要求，你还得“服务最大化”(高福利)。

    但是什么叫“市场经济”呢?在这种A类型中，所谓市场经济就是“市长不找市场找”(注意：不是“不找市长找市场”，是限制“市长”找百姓弄权，不是限制百姓找“市长”问责)。你政府的权力要受到限制，不能有无限政府，你的权力不仅是我们授予的，而且必须有明确的边界。边界之外就是我们的自由，包括契约的自由、市场行为的自由。总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A”的“社会主义”意味着公民加大对政府的问责，而“市场经济”意味着公民对政府权力严格的限制，权力无限的政府就不可能是市场经济的。

    有人说这个“社会主义市场经济A”是“分配社会主义”，国家只搞分配，不搞生产，其实倒也未必。不管是最早开始掌权的瑞典社会民主党，还是英国工党，甚至第三世界国家中这种模式曾经的典型代表印度，其实本来都是想搞“生产社会主义”的。但不是他们不想搞，而是后来发现很难，因为在民主体制下搞生产型国有制，的确相当难，难就难在民主条件下搞“红色血汗工厂”不太可能。东欧也有这个问题，东德刚刚建立没几年就发生了1953年的6•17工潮，就是工人运动，提出的主张就是“反对红色血汗工厂”，既然搞社会主义，怎么能允许血汗工厂比资本家都搞得厉害?资本家都不能让我们干那么多，挣那么少，“社会主义”就意味着我们有权比资本主义工人干的时间要短，工资要高，福利要多。你现在相反，居然要我们“一不怕苦，二不怕死”“先生产，后生活”“小车不倒只管推”?资本家都不敢这么要求我们，是不是?

    经济学家通常讲国有企业是“预算软约束”，其实在民主条件下国有企业的“预算软约束”是最典型的。在专制条件下这个问题倒不一定很突出，因为专制条件下官僚唯上是从，完全可以对劳动者进行“硬约束”，把国有经济搞成“红色血汗工厂”，要劳动者干得更多，挣得更少。例如列宁就对泰罗制很着迷，他认为苏维埃经济的优越性之一就是可以强制普及泰罗制。布哈林更是赤裸裸地提出“无产阶级专政”不仅是对付资本家，也包含“对工人阶级自身的超经济强制”!他列举的强制方式包括：禁止罢工、“劳动军”制度、强制无偿劳动、变劳动权利为劳动义务、取消“劳动自由”(“劳动自由与有计划地分配劳动力不相容”)等。

    但“社会主义A”这么干就不行。瑞典社会民主党掌权以后，是国有化了一批企业，之后发现经营很困难，民主条件下的国有企业往往工会就很强大，民主条件下国有企业管理者也不可能像我们国企干部那样——上面的指令完成得好就可以升官。民主国家政府官员，政务官靠选举，事务官靠“科举”(专业考核)。没有“厂长受上面赏识就可以提部长”这种升迁渠道。既没有升迁激励，又没有资本积累激励，所以国有企业“预算软约束”是非常难解决的。东欧国家剧变初期之所以急于处理国有企业，主要并不是什么“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家”的影响，而是因为民主化以后国有企业的预算软约束变得更厉害。讲得简单点，既然民主化了，厂长就不能只讨好上面，而要讨好工人，工厂又不是他厂长的，工人和管理者大家一起吃国家，国家受得了吗?包括南斯拉夫的“社会所有制”企业，后来也碰到了这样的问题。

    从生产社会主义角度讲，有一个时期很多工党和社会民主党执政的国家国有经济的比重也搞得很大。比如英国工党，有人说它比瑞典社会民主党“右”，其实那是在政治上英国人更加温和，“告别革命”比瑞典人更彻底，但在经济上要讲国有化，工党却比瑞典人更热衷。当然有些国家的社会党，像奥地利社会民主党，比英国工党还积极，经济国有化一度比英国的比重还要大。但是后来到1970年代，就普遍认为国有企业很难办。还有一个典型就是印度，印度所谓的马哈拉纳比斯社会主义，就是“政治学英国，经济学苏联(不是学瑞典)”。印度国有企业办得怎么样?记得改革初期1980年左右，我国体改部门有个代表团访问印度，回来后做了个报告，我印象深的一点是说印度的国有企业办得不如我们，但是印度的私营企业办得比我们好。请注意，1980年的时候中国没有私营企业，所谓不如我们和比我们好，都是与我们的国有企业比。简单地说就是印度民营企业的状况比我们的国有企业要好，但是印度国有企业比我们的国有企业要差。政治民主化延伸到企业内部，变成企业民主化、“工会治厂”，资本积累激励和政治升迁激励都没有了以后，搞国有企业的确是难度很大。结果印度到了1990年代，拉吉夫•甘地时，也向市场经济转轨了——比中国晚了十多年。总之，要么是专制国家的国有企业我不说好不好吧，至少还可以正常经营，要么是民主国家的民营经济经营得也不错。

    这样，“社会主义A”的国营企业经营困难，逐渐就主要转向“社会主义分配”了。有人说这是社会党“变质”了，被资本家收买了。其实民主体制下的存量国有化一般也是赎买而非没收，增量国有化就和资本家的偏好更难相关。国家是把资本家的企业赎买下来由政府自己经营，还是搞累进的高税收、让资本家主要是给国民而没法给自己挣钱?资本家对哪个的抵触更强烈?这根本是不一定的。道理很简单：赎买也好，征税也好，两者都有条件是否优惠的问题。对资本家来说，企业要是可以卖个大价钱，这钱还是我的嘛，我怎么一定会更愿意交那么高的税让你把我赚的钱几乎全拿走?所以瑞典左派放弃大办国企而转向“分配社会主义”，与资本家的偏好无关，而是绝大多数选民(主要当然是劳动者)的选择，实际上就是可行性的缘故。这个体制发展到现在，已经在发达国家中成为普遍的形态，即使在美国，我们知道美国几乎是不办国企的，连军事工业都是私营的，但就再分配而言，国家财富中公共财政所占比重也是相当大的，而更重要的是民主制下那公共财政就是“公有”而不是官有、皇有的，是用于“社会”、取向于社会平等的，不可能用于皇家或官家，那还不是“社会主义”?古代专制皇帝的“盐铁官营”倒是管生产的，难道那才是社会主义?

    因此这种“社会主义市场经济A”，当然有人说不能叫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应该叫“社会市场经济”，我觉得本质上没什么区别，讲得简单点就是国家的作用和市场的作用都存在，个人意志个人利益和公共意志公共利益都对经济行为有重大影响。在这种条件下民众对政府的问责能力很强，而政府的权力被民众限制得也很严;前者体现“社会主义”，后者体现“市场经济”。

再谈“社会主义市场经济B”，以及A与B两种类型的全球互动：积重难返的畸形互补

    但是，还有另一种“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姑且叫“社会主义市场经济B”吧[1]，那虽然也有两种调节，但是两种调节的逻辑都恰恰与A相反：在这种体制下，“社会主义”意味着政府拥有无限权力，老百姓不能限制它。而“市场经济”意味着政府可以推卸责任，老百姓不能对其进行公共服务问责。前者使自由市场无法存在(或者没有市场，或者只有垄断和特权充斥的“市场”);后者使福利国家无法存在——给你一点福利你必须感恩戴德，不给你也不准要求。老百姓被告知“不找市长找市场”，“市长”却可以随意找老百姓横征暴敛。总之，无论“社会主义”还是“市场经济”，在这种B类型中都意味着人民要“为政府服务”——尽管它经常标榜的是相反的说法。

    换句话说，在上节论述的类型A中，“社会主义”意味着政府责任变大，而“市场经济”意味着政府权力变小，“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就意味着政府责任越来越大，而权力越来越小。相反在本节讲的类型B中，“社会主义”意味着政府权力变大，而“市场经济”意味着政府责任变小，“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就意味着政府权力越来越大，而责任越来越小。

    这样一来，这两种“社会主义市场经济”A和B的差别，也就变得越来越大;换言之，不是“趋同”，而是“趋异”了。

    现在世界上所有的国家都是“混合经济”，但是这个混合经济有两种不同类型，用我的话说：有些国家政府拥有“社会主义的权力”，甚至“超社会主义的权力”，但是只承担“资本主义的责任”，甚至连这点责任都不愿意承担。而另一些国家，政府只有非常有限的权力，或者说是“资本主义的权力”，但民众却要它承担“社会主义的责任”，甚至可以说是“共产主义的责任”——所谓福利国家的分配，追求社会平等到这种程度，以致如果按照以前的某种教条，似乎不太像是“社会主义”，但却更像是“共产主义”：福利国家这种分配形式是“按需分配”的，不是“按劳分配”，福利保障不是奖励劳动模范。所谓福利就是满足穷人的需求，包括没有劳动能力或劳动机会的人的需求。如果按那种公式，“按需分配”的福利国家实际不就是要求国家承担“共产主义的责任”吗?

    A和B的对比，现在可以说越来越鲜明：有些国家政府权力无穷大，可以任意横征暴敛，但是责任却很小，福利说不给就不给，延长退休年龄、公共服务价格暴涨，都可以一锤定音。另一些国家政府权力很少，但是责任无穷大，民众既要求减税(或者反对加税)，又要求增福利(或者反对减福利)。两种体制的区别越来越大。而这两种体制在全球化的背景下构成了一种非常有意思的互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A”类型的国家尽管国民可以很富裕，但政府却越来越穷，穷得债台高筑。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B”类型国家尽管国民并不富裕甚至很穷，政府的钱却多得没法花，没法花就有两个办法：一是政府放手“自我服务”，不仅越来越奢侈，花在压制民众上的钱也越来越多;二是借钱给那些“A类型国家”，让他们的债台越筑越高。

    一般地说，如果可以随心所欲，统治者总是希望权力尽量大，责任尽量小，专制条件下尤其如此。相反，民众总是希望统治者权力尽量小(以便民众有尽量多的自由)、责任尽量大(民众有尽量高的福利)，民主条件下尤其如此。但是，在全球化的程度没有如此高之前，这两种状况的发展会受到很大限制。例如在A类型的孤立国家中，百姓如果既要高福利又要低税收，那很快会出现大亏空，政府只有印钞填补，百姓很快会吃到恶性通胀的苦头，他们就明白游戏不能再这么玩了。反过来在B类型孤立国中，统治者一味要求百姓“先生产后生活”，在计划经济中就会出现大饥荒，在“市场经济”中就会出现严重的生产过剩危机。

    但是现在经济全球化了——我这里讲的全球化不一定是全球范围的全球化，也包括一个地区范围内的国际化，比如说全欧化，欧洲一体化——不管欧洲一体化也好，还是全球化也好，总而言之，市场经济“超国界”的大发展，使得A类型国家民主制下民众“既要马儿跑，又要马儿不吃草”的毛病越惯越严重，国民消费过分，积累能力不足，但全球化下的贸易逆差和国债规模使他们越来越可以在全球透支，以拖延问题。而反过来，B类型的国家成为“世界(血汗)工厂”，国民消费不足，积累能力过剩，可以而且“需要”别人来透支;B类型的“马”更是骑在国民头上狂吃山珍海味却可以不“跑”，吃不了就借给别人。像这样一种全球化下的AB互动，两方面都积累了大量的问题，而且相反相成，互为因果却又互相抱怨。这些问题逐渐走向积重难返。

    因此，我觉得现在人类社会真的是面临一个非常重要的关口，比起过去只有“资本主义”的时代，以及冷战时期“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两个平行市场”互不来往的状况，说进步当然有很大进步：A类型获得了高消费高创新，B类型获得了高增长高“国力”，而且交往也产生了类型转化的进步——B类型不但向A类型学习“市场经济”，而且也在学人家的“社会主义”(他们福利国家对我们的影响，正如我们血汗工厂对他们的影响一样是不言而喻的)。但是，说危机也蕴含着空前的危机，那就是截然相反的两种“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在全球背景下畸形互补的“竞劣”发展。

    皮凯蒂vs沃勒斯坦：南北差距缩小而西方内部分化加大?

    这样一种畸形互补，当然就造成了一个问题，就是很多人认为发生了平等的危机，包括《21世纪资本论》这本书，都是在这一背景下展开的。至少从左派的角度看，19世纪的《资本论》就批判那个世纪而言是不朽的，假如要指责资本主义条件下的不公平，可以说的话，马克思基本上都说完了。需要解释的新东西无非指的就是在目前全球化背景下这种互动造成的不平等。

    在这方面，皮凯蒂无疑是个标志性人物。近几十年来，由于马克思讲的那种“贫困化”尤其是“绝对贫困化”在西方实在难以证明，西方左派大都把批判的矛头主要指向了穷国和富国之间的不平等，抨击“南北差距的拉大”，突出“资本主义世界体系”“边缘与中心”的对立，如沃勒斯坦、萨米尔•阿明等人都是强调的这个。即便把批判矛头仍然指向西方内部的，也“对财富分配和社会阶级问题丧失了绝大部分兴趣”，很少谈经济分化，而是把重点转向了“文化批判”，如过度世俗化导致人生意义的迷失，所谓人的“一维化”“媒体宰制”“品位的区隔”、“象征的暴力”、“符号权力”与“文化资本”的不平等之类,从法兰克福学派到布迪厄都是如此。

    而皮凯蒂改变了这个趋势，他把人们的视线重新吸引到发达“资本主义”社会内部的经济不平等上来。从这一点而言他确实取得了很大成功。

    曾有中国的书评说皮凯蒂也批判“南北不平等”，笔者一度信以为真，等到读完此书后才发现评论者似乎是想当然，或许根本没看原书。实际上根本不是这么回事。恰恰相反，皮凯蒂对全球化会在总体上缩小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水平上的差距这一点是完全承认并且还颇为强调的。与沃勒斯坦等人不同，他把抨击经济不平等的主要矛头又重新指向了西方内部[2]。在这点上，他倒是“回到了马克思”。自19世纪末到1970年代由于经济繁荣和福利国家的成就使人们对平等产生了乐观预期，他这本书的主要工作就是找了许多数据，证明这种乐观预期已经破灭。他指出1980年代以后西方各国的贫富差距又在拉大。有人对他的这些数据提出质疑。但是我想部分数据或许可疑，但他关于西方当代贫富差距重新凸显的总体判断符合一般人的直感，学界也不是他首先提出，这个判断应该还是实在的。

    皮凯蒂实际上要解释的是当代全球化发展后，在西方发达国家内部造成的不平等扩大。这一点上他确实比沃勒斯坦这些人敏感。其实，所谓“全球化过程中穷国和富国之间扩大的不平等”恐怕并不存在，可能只存在失败国家和成功国家之间的不平等，这两类国家的差距在拉开。但失败国家和成功国家完全不等于原来的穷国和富国。加入全球化过程中的发达国家有失败的也有成功的，发展中国家同样如此。

    比如国外左派特别强调最近几十年拉美的衰落，好像这就是全球化造成的不公平。其实拉美的衰败，衰败最典型的国家并不是“穷国越来越穷”的问题，而是“富国变穷”的问题。海地原来就非常穷，现在同样，可以说它很失败，但也难说越来越穷。而委内瑞拉和阿根廷原来怎么能叫“穷国”?委内瑞拉还可以说是靠石油，“富”而不“发达”，但“拉美衰败”最典型的是阿根廷。而阿根廷是拉美几乎唯一的纯白人国家、“纯西方型”社会，它根本不是一个“发展中国家”，它曾是一个不但富而且很发达的国家，其现代化基本与欧美同步，比很多欧洲国家包括它的前宗主国西班牙都要富得多。但庇隆夫妇时代它就开始衰败了。而“庇隆主义”的经济主张与希特勒差不多，就是所谓国家社会主义，后来军政府时代基本上也是这样。阿根廷在20世纪初人均收入曾在世界排第七，超过德国、法国、加拿大与荷兰，后来垮成这个样子，那是富国变成了穷国(说是穷国有点夸张，但说从世界最富的几个国家之一衰落成“中上收入国家”是没问题的)，可见全球化未必就有利于富国。

    另一方面，这几十年来穷国变得更穷的情况也有，但不能说是全球趋势，而且有的也与全球化无关。比如朝鲜显然更穷了，但她加入全球化了吗?她不恰恰是因为闭关锁国窝里横而变穷的吗?更不用说全球化也造成不少穷国变富了，中国不就是吗?中国不是加入全球化最积极的国家之一吗?谁能说她变得更穷了?印度的绝对水平比中国低，但发展速度也仅次于中国，比所有发达国家都快得多。仅凭中国、印度这么大的体量，这两个国家能由穷变富——至少走出了过去的极度贫穷，那怎么还能说总体上全球化导致穷国更穷?

    但皮凯蒂讲的一个现象是有的，尤其是后冷战时代的全球化，的确造成了发达国家内部不平等的重新扩大。皮凯蒂主要使用“%-倍数”指标(即顶端的n%人群占有总收入的多少，为底端n%人群的若干倍)，其他学者则使用别的指标如基尼系数，但结论往往类似，即不平等加强了。而这恰恰与本文前面讲的AB两种类型国家在仅限于经济维度的现行全球化格局中的畸形互动，有着密切关系。一个基本状况是：AB两种类型国家共享市场经济的全球化，使A类型国家的资本大量流向B类型国家——这些国家特别具有依靠专政机制压低要素成本来招商引资的“低人权优势”，A类型国家的资本可以流入那里搞血汗工厂，形成大量廉价商品再向A类型国家市场进行覆盖，这个覆盖就对A类型国家原有产业产生一种替代效应。从经济总量讲，这对双方似乎都不是坏事，甚至都是好事。B类型国家由于这种互动出现了GDP的高增长(国土内生产的增长)，而A类型国家GDP增长率并不高，但GNP(国民财富的增值)也由于这种互动而明显提高。

    但从分配格局讲，这对资本输出、商品输入的A类型国家原有分配格局会造成明显冲击。因为劳动和资本的收益分配，从市场均衡的角度讲，是由两种要素的过剩和稀缺格局来决定的。资本越过剩，劳动相对稀缺，劳动的谈判实力越强;而劳动越过剩，资本相对稀缺，劳动的讲价实力越弱。原来发达国家过剩的资本面对民主制下的福利分配和强势工会无可奈何，现在全球化了，资本“惹不起，躲得起”，转到“低人权国家”办血汗工厂去了，发达国家的资本就不那么过剩、甚至相对稀缺了，而那里的劳动就变得相对过剩了。简单地说，在这波全球化的20多年中，发达国家普遍出现就业率下降。就业率下降当然会导致对福利的需求进一步提高，失业的多了，要增加政府的再分配。但另一方面资本外流却导致税基的减少，使福利供给能力又受到压抑。全球化的一个规则也加剧了这种现象：这就是“避免双重征税”规则。A类型国家的资本跑到B类型国家，在这些国家办血汗工厂，赚取超额利润，但却减少了本国的就业机会，同时“避免双重征税”又规避了本国的赋税，税基减少和福利需求增加造成严重分配失衡。如果干脆把公司注册地也迁来，这些外国老板也入籍中国变成中国人，这个企业变成中国企业，倒也罢了，这样的话他们就会关心中国的人权问题，关心中国的公民权和产权保障，关心中国政治体制。可是他们把资本的“祖国”照样留在西方，一方面享受民主国家的人权保障和资产保障，却不承担那里的纳税责任;另一方面作为西方资本家他不用关心中国的人权问题，却可以在中国办厂获取超额利润。这样两头都讨巧，的确是造成发达国家原有利益平衡被打破、贫富差距拉大、基尼系数提高的重要原因。

    “双顺差”与高增长：哪个是“新兴国家”经济趋于平等的原因

                                        ——兼论中国何以例外

    因此，对于发达国家的劳动者或弱势群体而言，全球化下的这种资本外流、商品进入的双向流动，的确恶化了他们的谈判实力，所以西方左派对全球化持强烈的批评态度，认为全球化导致了他们分配格局的逆转和基尼系数的上升，这完全可以理解。

    但如果从中国的角度看，同样是左派，面对的问题其实正好相反：既然市场条件下劳动和资本的分配格局是受稀缺和过剩格局决定的，则外国资本进入中国，中国商品(实质是附着在商品上的劳动)输出外国，实际是减少了中国的资本稀缺和劳动过剩，造成了资本相对过剩和劳动相对稀缺，使中国劳动者谈判地位增强，利益分配格局变得有利于他们。换言之，资本、商品这样一种双向流动的全球化过程，逻辑上在西方会导致社会不平等加剧的同时，在中国恰恰相反，它应该导致中国社会不平等缩小，劳动者谈判实力增加，而资本的谈判实力趋于下降。

    事实上，皮凯蒂书中强调的一点，即经济高增长时期“资本优势”会下降，分配会比较平等，而经济放缓则会导致资本优势凸显，不平等扩大。应该说在全球化时代这种情况的确存在。笔者认为其原因不难解释，就是如上所述的市场均衡条件改变，而不是像皮凯蒂所说的什么r>g(“资本收益率高于经济增长率”)的“规律”发生作用。

    近几十年来，经济出现高增长的国家多数都是全球化潮流下的外向型经济拉动的，资本流入、商品涌出形成的“双顺差”是这类经济体的显著特点。皮凯蒂注意到这些经济体在高增长时期收入分配会相对平等，但他把速度本身作为原因(而高速度不可持续，这样他就可以论证“资本优势”是常态了)，却有意无视“双顺差”对市场均衡-要素博弈的作用。他正确地强调全球化缩小了南北差距，促进了新兴国家的高增长。但他说这只是科技和知识传播的作用，与资本输入、商品输出的外向型发展无关。

    皮凯蒂这个说法于逻辑、于常识、与统计都是讲不通的[3]。没有投资和贸易，科技和知识难道是仅靠学术交流来传播的?而事实上，投资与贸易不仅促进了经济高增长，大规模的资本流入、劳动(主要是附着在商品上的劳动，也包括直接劳务输出)流出更改变了这些外向型发展的新兴国家(地区)的劳资博弈均衡。与资本输出、商品输入的发达国家出现不平等扩大相反。这些国家在“资本项目与经常项目双顺差”最明显的时期(同时也是高增长时期)大都出现了基尼系数下降、社会趋于平等的所谓“均富”趋势，日本、韩国、中国台湾、西班牙莫不如此，甚至当时仍实行种族隔离制度的南非，也在“双顺差-高增长”的1970～1980年代出现了不平等程度下降的趋势(尽管是在高不平等的基数下)[4]。

    事实上，就是老牌发达国家，他们在经济高增长时期多数也是资本流入(或本地资本的高积累)、商品流出的。而这个时期恰恰也是关于平等的乐观预期(从19世纪的“美国例外论”到20世纪的“库兹涅茨曲线”)流行时期。有趣的是，这个时期的欧美左派和劳工运动并不反全球化，相反还正盛行“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英特耐雄纳尔一定要实现”这类“国际主义”口号，与今天欧美工会热衷于贸易保护、关税壁垒形成了鲜明对比。

    还有一个明显的反证：20世纪中叶一些拉美国家如巴西、墨西哥等也一度出现经济高增长的“奇迹”，但是他们采取的是“进口替代”型发展战略，而不是吸引资本、输出商品的双顺差外向型模式，于是就没有出现高增长时期分配趋向平等的情况，反而是在这个阶段不平等更加严重，成为所谓“中等收入陷阱”的著名例证。南非的例子就更明显：种族隔离时期最后20多年她的不平等是下降的，但1994年黑人掌权后，不平等却明显上升，尽管这个时期不仅废除了种族隔离，而且执政者还是南非共产党成员占30%左右的左派政府，甚至就经济增长而言，这个时期南非虽然没有再现“经济奇迹”，但增长率并不低于种族隔离最后几年和过渡的动荡期。然而，新、旧南非的经济结构类型却有明显改变：由过去制造业为主“双顺差”的出口拉动型变成了第三产业为主、逆差明显的进口拉动型。显然，造成不平等动态变化的主要原因就在于此。

    当然，影响不平等状态变化的因素不会只有一个。已经有皮凯蒂的批评者指出他把增长率看作唯一的原因而不考虑制度变化这个“至关重要的因素”。这个批评是对的。笔者认为真正的原因并非增长率，而是资本-商品对流的“双顺差”，但也要指出不平等下降的原因还有其他。事实上，前述南非种族隔离后期不平等程度的降低与这一时期种族隔离制度的弱化也明显有关，否则就难以理解1970年前南非同样处在“双顺差-高增长”状态，但不平等却在强硬达于峰值的种族歧视下愈发严重的事实。不过，单纯以种族隔离的制度强弱来解释也不行，否则1994年后彻底取消了种族隔离，收入不平等何以反而扩大?[5]同样，对于1980年代以前欧美劳工及下层地位的上升和社会平等化趋势，左派传统上通常强调这是劳工斗争的成果和民主福利国家的制度成效，右派则以这一时期发达国家资本高度积累导致过剩、劳工相对缺乏，因而谈判实力上升这一“市场均衡”因素来解释，笔者曾指出，这两种说法并不矛盾，当时的“西方平等”应是两者的综合结果。

    而根据这一思路，中国在“双顺差-高增长”状态下何以出现不平等的明显扩大就不难理解了。在近著《南非的启示》中，笔者指出当代中国与旧南非在身份性歧视下实现“双顺差-高增长”经济奇迹的路子是非常类似的。看看1970年前南非在“双顺差-高增长”时期不平等因高强度歧视而扩大的史实，就可以了解中国何以“例外”了。

    西方的左派与中国的“左派”：皮凯蒂的问题误置

    遗憾的是，与前述欧美、东亚、西班牙、南非(1970～1990年代)等多数情形不同，中国(与1970年前南非类似)的情况却显得十分“特殊”。我们看到的情况是：恰恰在“双顺差-高增长”最典型的时期，中国的基尼系数很快上升，不平等的状况在加剧，甚至比资本输出-商品输入的西方还更甚![6]这是什么道理呢?在西方，上述加剧从逻辑上是很容易解释的，无论从市场经济(要素博弈之均衡条件改变)的逻辑，还是从社会主义(福利国家危机)的角度都很容易解释。但是在中国这就很难解释：从“社会主义”的角度讲，中国一个“社会主义国家”怎么比所谓资本主义的西方更贫富悬殊、基尼系数更高?而从“市场经济”的逻辑讲，既然与西方相反，全球化过程在你这里是减少了资本稀缺和劳动过剩，怎么你的劳动者谈判地位还是那么弱，甚至比西方弱得多?

    这只能说是“经济以外”的原因了：因为B类型国家的政治体制导致劳动者的谈判地位被人为地压低，劳动获得的回报是低于市场均衡水平的。一个极端的例子是：近年来在“民工荒”导致“企业用工成本上升”(按：这无疑是有利于劳动者的市场均衡变动)的情况下，中国很多地方为展开“招商引资”竞争，动用政府力量“帮企业解决用工短缺问题”，“政府将企业招工这一经济行为行政化”，“招工指标层层下派”，甚至用纳税人的钱重奖招工中介。尤其是借助教育行政化体制，通过教育主管部门迫使职校技校学生扩大进厂“实习”规模，“实习”期根据企业订单来安排，以满足企业“弹性化的用工需求”，“实习”工资畸低，且与学生所学专业“经常毫无关系”，但不“实习”就不准毕业，迫使大量学生把“本应用来学习的时间和体力消耗在一条条流水线上”。2010年受“跳楼事件”困扰的富士康，在很大程度上就是通过这一途径摆脱了困境，而且避免了“人力成本”的“过度上升”。据调查当年暑期就有10万在校学生被派到深圳富士康“实习”，昆山富士康的“学生实习工”达到整个厂区员工的六分之一，而向重庆富士康派遣实习工的职技校达119家，太原、武汉富士康也是类似情况。在体现中国基础设施建设惊人竞争力的建筑业，低工资自不待言，“年底结算”更是体制认可的“中国特色”，时至2013年，不给农民工按月发工资仍是普遍现象，全国工地按月支薪的比例只有19.9%，北京最低，只有5.5%，因为北京政府工程多，而拖欠工程款的“时常是政府项目”。只要年底给钱就不算欠薪，就这样，“未经讨薪”即能拿到钱的比例也仅46.6%，而12%的工人年底仍没拿到一分钱。这种规则不仅等于强制农民工承担利息损失，而且实际上剥夺了他们在年内选择离开的权利。

    在集体谈判权方面，中国过去工会、商会都是完全官办的摆设，实际就是政府说了算，没有任何谈判。经过几十年市场经济的发展，如今商会的多元化已经颇有进展，官办的“工商联”之外，许多地方已经出现民间商会，尤其是外商、港台商的商会完全是自主的。但自主工会则完全没有，官办工会“上层姓‘官’，中下层有的姓‘官’有的姓‘资’，但唯独不姓‘劳’”。为“招商引资”，劳资纠纷中官府与官办工会对工人往往比资方更强硬，多次发生资方愿意让步而官方却执意弹压工人的新闻，1990年代“下岗”大潮中官方电视频繁播放“看成败，人生豪迈，只不过从头再来”的“公益歌曲”，堪称彻底否定工人谈判权的奇葩之举。在西方，关于工会的作用，尤其是过于强势的集体谈判权对个体契约自由的妨碍历来争论很多，但是只许有商会、不许有工会则是谁都不会赞成的。当然在中国，官方对资方侵权同样屡见不鲜;一些左派认为中国官方“代表资产阶级”，这种观点是不对的。但在劳资关系方面，中国的体制对劳工显然压制更甚，尤其对如今已成为蓝领工人主体的“农民工”更是如此。

    显然，政府动用权力为“招商引资”不择手段加上对“农民工”的制度性歧视，严重扭曲了资本-劳动的市场均衡机制。本来，即便没有福利国家和强大工会这类“社会主义”因素，仅凭市场均衡条件，我国劳动者也应该有更大的利益博弈空间和要价的能力，但是“经济以外”的条件使其不能实现，至少不能充分实现。1970年前的南非和当代中国，在这一点上是相似的。

    所以，尽管笔者并不以左派自命，但如果我是一个左派，我在欧洲当然是要反全球化的，因为这个全球化导致资本的外流，外部血汗工厂廉价商品涌入，弄得我们失业增加了、工会蔫了、福利黄了、贫富差距大了;但是，我这个左派是在中国，我为什么要反对这种过程?这个过程在中国与西方不是相反的吗?我们是资本流入，商品输出，它导致的市场均衡变化不恰恰是有利于中国劳动者的吗?

    因此，如果在中国真扮演左派角色，就不应该反对这种全球化。那么中国的不平等弊病怎么办?这就应该推动政治体制改革，减少现有政治体制对劳工维权能力的压抑。首先第一步要得到市场均衡条件下劳动者应该达到的收益，其次在这个基础上我们还可以“为福利而问责”，要求福利国家二次分配的利益。但如果市场均衡条件下的状况都不能争取到，还谈得上第二步吗?

    所以我觉得在西方民主福利国家当左派是要反全球化的，在中国真当左派，则是应该赞成全球化，但同时要推动政治体制改革，使全球化造成的要素供求格局变化理应对中国劳动阶层、弱势阶层带来的那些好处能够真正得到实现，进而促使B类型转变为A类型，使“社会主义”和“市场经济”都能增加效率和公平。

    这方面如果取得成功，也就同时解决了上述那种全球性A、B“畸形互动”造成的危机。我们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不再是B类型的了，也就不会居民消费率畸低、积累率和投资率畸高、产能极度过剩、百姓缺乏保障而政府的钱多得不知如何花以至于需要靠“被别人透支”来维持高增长。而他们的A类型不能再无限制地透支我们，那种“既要马儿跑又要马儿不吃草”的毛病也就不会越惯越严重，而是福利要求会逐渐合理化。两边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由目前很大程度上是畸形的互动变成良性互动。

    这才是解决我刚才讲的这种世界性问题的根本出路。皮凯蒂先生作为一个左派，他的书不被右派欣赏是很自然的。但左派的书也可以写得很伟大，比如马克思。而皮凯蒂就不行，他的书即便按左派的逻辑讲，对问题的把握和解决的建议都不怎么样，这就是我对该书评价不高的根本原因。

    “21世纪的资本”和两千多年来的资本优势?

——历史与逻辑的双重谬误

    “21世纪的《资本论》”与19世纪马克思的《资本论》最大的不同之一，在于马克思是个历史进化论者，尽管后来所谓的“五种社会形态依次演进规律”是强加给他的，但他确实是只把“资本主义”当作一个“历史阶段”，市场经济“交换关系”中劳动与资本的二元对立关系只是在这个阶段才具有决定性意义。马克思从来就认为“交换关系”取代“人身依附关系”只是在“市民社会”才实现的过程，绝非几千年来都如此，更不是任何地方都如此。

    在作为《资本论》雏形的1857～1858年手稿中，马克思明确地说，“一切劳动产品、能力和活动进行私人交换”，既同“人际间的统治和服从关系为基础的分配”相对立，又与“在共同占有和共同控制生产资料的基础上联合起来的个人所进行的自由交换”相对立。这三者分别就是后来马克思学派定义的资本主义、前资本主义(“家长制的、古代的或封建的”)和后资本主义(即他理想中的共产主义)。撇开未来的共产主义能否实现的问题不谈，至少前资本主义的分配建基于“统治-服从关系”，资本主义分配建基于“交换”，两者的区别是很清楚的。显然，只有在这个“一切劳动产品、能力和活动进行私人交换”的时代，劳动与资本才是非此即彼的两个分配对象(从而“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二元对立才能形成)。

    而在此以前的历史时期，盛行的是“以统治-服从关系为基础的分配”，“劳动”与“资本”都得服从“统治”者，分配规则既非“按劳分配”，亦非“按资分配”，而是“按权(政治权力与身份性特权)分配”。或者用马克思的话说，就制造不平等而言，“在古代世界政治起着主要作用”。当然，马克思的经济决定论(“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不限于资本主义，但“交易分配”论却仅限于资本主义，即：“前资本主义”的分配之所以具有政治性(“超经济强制”性)，是因为当时生产力低，导致交换不发达。现在看来其实未必如此。工业时代由于政治强权压制交换而导致了政治性的分配，我们难道没见过?所以，我们不必接受马克思的经济决定论，但也不必否定他对政治性分配不同于交易分配的区别，更不能忽视他认为前者(至少在非民主条件下)比后者更野蛮的观点。

    但是，皮凯蒂却试图证明他所定义的“资本主义基本定律”“适用于所有社会的所有历史阶段”。在这个意义上他的书与其名为“21世纪的资本”，毋宁说叫“21个世纪的资本”更贴切(而马克思的那本书倒更像是《19世纪的资本》)。尽管由于资料局限，他多数表格讲的是19世纪以来的情况(可见他还是想做一位力求实证的严谨学者)，但只要一有机会，他就要试图论证他所谓的资本优势(“资本收益率高于经济增长率”，或曰r>g)是除极罕见的经济超常增长阶段外，古今中外都适用的“规律”。他甚至煞有介事地搞了个公元1年到2000年的“全球税后收益率和产出增长率比较”表，宣称r>g从古代“直到‘一战’前夕的人类历史绝大多数时候都显然成立，21世纪很可能也是如此”[7]，而且地域上这不仅适用于西方，也适用于包括中国在内的“全球”。换言之，除了在罕见而不能持续的“经济奇迹”中“劳动”可能分到些蛋糕，在其余古今中外的一切情况下，不平等的唯一原因都是由于“资本”欺负了“劳动”，缓解它的唯一办法就是抬举政府来“冲击”资本。而专制权力“通过如任意征税、没收、特权、官僚制度加于工商业的干扰等等办法来捉弄财产”这种马克思痛斥的中世纪弊病，按皮凯蒂的逻辑也都应该是救世良方了。

    为了给这种超时空、无条件的“资本-劳动”二元对立论找根据，皮凯蒂大力批判了“人力资本”之说。他把资本定义为可以自由交易的财富，而人是不能交易的，所以“人力”不是“资本”。在他看来，“人力资本”之说是为了掩盖资本与劳动的区隔。应该说，在自由人(人不能被交易)和自由市场(物可以被自由交易)的条件下他的这个说法是有道理的。在市场经济的要素博弈中，“人力”与非人力的“资本”确实是不同的要素，“人力资本”之说会给分析这种博弈带来逻辑上的混乱。但问题在于，古今中外任何时空中都只有自由人和自由市场吗?人(不是指人提供的劳务，而是作为劳务提供者的人本身)在某种程度上能够被交易(奴隶制、农奴制和其他人身依附制度，包括依附于专制国家即马克思所谓的“亚细亚生产方式”及其逻辑的现代体现)，而物的交易却有诸多窒碍和束缚，乃至完全不可交易(完全无市场的命令经济)——这都是不可能的吗?在这些条件下“资本”与“劳动”能构成影响“分配”的两个因素，而且是仅有的两个因素吗?

    皮凯蒂的回答显然是肯定的。他专门解释了他的“资本-劳动”二元对立模式可以用于奴隶制。在他看来，由于奴隶的人身可以交易，所以奴隶应该算是主人的“资本”，而不算是参与分配的“劳动”。然而，在一个只有奴隶和奴隶主的经济(现实中未必有这样的经济，正如未必有只存在工人和老板的经济一样，但作为逻辑分析你不能回避这种“典型”，正如不能回避分析劳资关系)中，如果奴隶不算“劳动”，岂不就只有“资本”一个独享者，还何谈资本与劳动的收益分配乃至资本优势这一“普遍规律”?奴隶固然没有法律意义上的财产权，但他也要消费，用马克思的说法即也需要“必要劳动”，而奴隶主能剥削的只是“剩余劳动”(虽然可能不是“剩余价值”)，因此，说奴隶不参与分配本身也是说不通的。假如按皮凯蒂的说法，奴隶无论待遇如何都只能算在主人“资本收益”项下，那奴隶要求改善待遇还有何正义性可言?如果连改善待遇都不该要求，他们还能要求解放?皮凯蒂的“规律”用于奴隶制会导致这样的逻辑后果，恐怕他自己也没想到吧。

    而更重要的是，假如面对“半奴隶”状态例如农奴制或其他依附关系呢?农奴有其独立经济，能说他不参与分配吗?那么他算不算“劳动”呢?如果算，与他竞争分配份额的难道只是“资本”?又由于按皮凯蒂的说法，“自由市场中资本对劳动总有优势”，所以自由就应该是不利于农奴的?

    皮凯蒂也多次提到“农业社会”，但他似乎只知道自由租佃制(以土地为“资本”的地主与自由佃农的“劳动”对立)和内战前美国南方那种商业化奴隶制(庄园内只有“资本”，“资本”对“劳动”的优势似乎只是就奴隶主与北方自由劳动者的关系而言)，这在中国或美国或许可以理解，而在皮凯蒂的祖国——历史上曾经盛行依附农制度的法国，他这样说就令人奇怪了。要知道，农奴受制于主人并非因为财产关系，而是因为人身关系(即马克思所谓的“统治-服从关系”)，中世纪法国农奴的份地是基于采邑或封臣制原则的土地，这种土地既非农奴的也非领主的自由财产。主人把份地“封”给作为最下级封臣的农奴做采邑，这与主人的领地也是受封于上一级封主的采邑，逻辑上是一样的。每一级的这种依附关系都是基于不自由、非交易性的身份。因此，购买了(采邑以外)土地的农奴还是农奴，而失去了土地的主人(所谓骑士)还是主人，前者照样对后者承担义务。如果皮凯蒂对这些农奴说你是“劳动”，所以为了反对“资本”你应该抵制“自由”，他们会怎么说?

    在1861年前的俄国，贵族自己的私有土地很少，当时俄国绝大部分土地属于农村公社或“农民集体”，而农村公社又受专制国家的控制。由于贵族为沙皇国家服役，沙皇就把若干农村公社赐予其为采邑，社员受命服侍贵族供其役使，因而形成俄国野蛮的农奴制。但是沙皇并没有授予贵族以土地私有产权，农奴作为社员拥有耕作公社份地的权利(以及不能摆脱份地的义务)，也从未有“租了贵族土地故而要交地租”的概念，他们只是作为公社社员受“公社之父”(沙皇)的差遣来侍候老爷。直到农奴制废除时，沙皇实行“割地”，把部分公社土地割给贵族私有，使其可以不靠役使农奴而是靠土地收益维持地位，贵族才有了“地主”身份。那么在此以前，农奴是因为“没有土地”而受“剥削”吗?当时俄国马克思主义者曾把农民自由退社、自由交易份地作为农民解放的“唯一要求”，普列汉诺夫甚至说，“俄国人民分为两个阶级：剥削者公社和被剥削者个人”，公社化会造成“古代中华或秘鲁帝国的再版——共产主义基础上的专制帝国”。他们这么说，难道是为“资本”谋“自由”，而与“劳动”过不去?

    不仅如此，由于皮凯蒂断言r>g是常态，只有在经济高增长的“奇迹”下才会例外，经济增长愈缓慢，这个“定律”就愈凸显。而我们知道在盛行不自由制度的古代、中世纪，经济通常就是停滞的，按皮凯蒂自己的说法就是“经济增长在人类历史的大部分阶段近乎为零”。那么这种状态下r>g或“资本”通过“自由交易”来欺负“劳动”的弊病就愈严重，而在逻辑上，这就意味着更需要减少“自由”、让不受制约的权力狠狠打击“资本”——在农奴制时代尤其应该打压“自由”?这说法太耸人听闻了。不幸的是，如果皮凯蒂要把他的“定律”用到那个时代，在逻辑上我们就必须得出这样的推论。

    皮凯蒂的著作发表后，不少经济自由主义者纷纷反驳。他们把皮凯蒂和马克思绑在一块，说这两人对“资本主义一般规律”的论证都是失败的。其实，不管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的具体批判(如剩余价值论等)在学理上能否成立，自由竞争经济带来的“结果不平等”引起非议并不始于他，也不会因他的所谓“失败”而结束，而他显然已经成为这种非议的最具象征性的代表。今天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A”或民主福利国家就体现了这种非议的巨大影响。从这点上讲马克思已经不朽。

    但是，马克思的“资本主义一般规律”无论成立与否，至少马克思并不想把它推广到“所有社会的所有历史阶段”，更不会在农奴制时代嫌“自由”太多(正如那个时代的自由主义者也不会嫌农奴享有的“福利”太多一样)。马克思是批判资本主义的大家，但他对资本主义在历史上“曾经起过的巨大进步作用”的高度评价也是众所周知的。马克思生活在19世纪中叶的欧洲，当时多数国家(包括他的祖国德国)的宪政民主仍在建立过程中，专制因素仍很浓厚，他在批判资本主义的同时对政治上的专制主义和经济上的前资本主义专制国家干预感同身受，抨击亦烈。

    而生活在21世纪的皮凯蒂，除了“资本主义”之外似乎已经没有什么可抨击的了，从自由主义或“右派”的角度看他的观点固然难以接受，但从马克思的观点看，他的“泛资本主义”论说恐怕就更难接受——而且在这方面更正确的可能是马克思，而非皮凯蒂。

    防止什么“卷土重来”?

——自由市场与福利国家都面临“低人权优势”的挑战

    这当然不是说皮凯蒂比马克思更“左”或者更“右”。表面上看，马克思只限于在“资本主义社会”批判资本主义，在“前资本主义”时代他不仅不批判，还很强调资本主义的进步性——不仅强调“资产阶级民主”对于“封建”和“专制”政治的进步性，也强调自由市场经济对于“封建社会主义”与专制国家的干预和管制的进步性。而皮凯蒂却把对资本主义的批判推广到“任何社会的任何历史阶段”，似乎比马克思还“左”了。但另一方面，皮凯蒂政治上既不主张革命，经济上也不主张国有化，他开出的药方只是对资本进行“民主监督”和征收“全球资本税”。尽管在没有全球政府的情况下如何征收这种“全球税”大受怀疑，但这种主张基本还是属于民主福利国家即我所说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A”的传统思路。与中文译本刻意把“论21世纪的资本”理解成“21世纪的《资本论》”不同，皮凯蒂对马克思与后来打着他旗号的运动刻意保持距离。在导言中他说自己成长于柏林墙倒塌的年代，“我们这一代见证了苏联解体，并且对于这种政治制度或者对于苏联没有丝毫的喜爱和怀念。我一向对‘反资本主义’的那些传统而粗糙的论调免疫”。在他的书出版大获成功后，他还对记者称自己与马克思不同：“我相信市场竞争、私人财产与私人经济，这不仅仅事关经济效率，还与我对个人自由包括创业、经营自由的理念有关。”因此，一些极左派在为他欢呼的同时也表示了不满：“有了皮凯蒂，我们仍需要马克思”。而另一些评论者则恰恰对皮凯蒂“与亚当•斯密和马克思的较量”极为看重。

    实际上，皮凯蒂出现的背景就是当代“社会主义市场经济A”面临的严重困境。而这场论战基本上还是以往“自由市场vs福利国家”长期争论的延续。偏向自由市场的“右派”大多批评皮凯蒂，而偏向“福利国家”的“左派”大多支持皮凯蒂。也可以说，这是一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A”类型内部的论战，皮凯蒂一方要求更多的“社会主义”成分，并为如今这A类型越来越少“社会主义”(越来越不平等)表示抗议，认为19世纪的“野蛮资本主义”正在卷土重来。而反对他的一方则要求更多的“市场经济”成分——至少反对减少此种成分，同时作为事实判断，他们认为现实中A类型的“社会主义”成分并未减少，对未来的“库兹涅茨乐观”也并未破灭，为此他们对皮凯蒂的数据提出很多质疑[8]。

    在我看来，反驳者在数据上挑刺纵有成就，但没法从总体上推翻人们(不仅是皮凯蒂)的印象，即：30年来西方内部不平等在增加，库兹涅茨曲线带来的关于平等的乐观预期发生了逆转。然而，皮凯蒂就此事实展开的解释并不成功。问题在于：双方实际上都在A类型内部谈问题(皮凯蒂号称论及从古至今，其实是把从古至今都看成“资本主义”，他并没有真正的历史眼光)，延续着19世纪以来的左右之争。

    然而，今天我们很可能面临着一个全新的问题，即本文前面所言的：高度全球化时代A、B两类型互动可能造成的恶性后果。它不可能通过西方内部的左右之争来理解，更不可能按上述左或右甚或左右“之间”的思路来解决。皮凯蒂担心19世纪“巴尔扎克式的资本主义”卷土重来，他的反对者试图解除这种担心并恢复库兹涅茨式的乐观。笔者并不认同皮凯蒂的解释，但却可能比他更悲观。在依托民主政治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A类型”发展到今天这个程度后，再回到19世纪的“纯资本主义”的可能微乎其微，然而A、B两类型互动的前景却不好断言。在自由竞争市场和民主福利国家双方的支持者展开又一场大论战之际，他们是否想到一种概率也许不大、但却是明显存在的可能：自由市场与福利国家都被一种既缺少自由也缺少福利的体制所击败，卷土重来的是一种比“19世纪资本主义”还要糟糕(无论对他们的左派还是右派而言)的体制?

    对比19世纪的争论，如前所述，那时马克思在批判资本主义的同时也高度关注“反封建(广义封建，即前资本主义的各类专制)”问题，而自由主义者则在“反封建”的同时与马克思们论战。另一方面，两者以外的“负能量”——从中世纪势力到近代极权主义既摧残自由民主派，也摧残社会民主派，并相应受到后两者的抵抗和反击。但是，也许恰恰因为一个世纪以来西方的成功导致了自满，现在我们看到的争论却“单纯”了许多：皮凯蒂批判“资本主义”，而他的对手则捍卫“资本主义”[9]，双方似乎都心无旁骛。我们已经看到皮凯蒂的“资本主义批判”一旦用到中世纪会导致什么后果，正如另一方如果把“福利国家批判”用于中世纪会同样荒谬一样。

    当然，古典意义上的奴隶制、农奴制今天或许已不存在(除了极个别的，如ISIS那样的情况)，但是不自由的人和不自由的财产——尤其是专制国家之下的不自由，在今天的世界上仍然并不罕见。而且更重要的是：今天全球化的深度与广度都已远非19世纪可比。如果说那个时代的左右派可以不管印度或中国如何而争论英国资本主义的问题，也可以产生很多真知灼见，那么在今天的全球化格局中，不了解B类型的人不但没法讨论中国问题，恐怕也不可能对A类型目前面临的问题作出有说服力的分析。

    皮凯蒂把西方这些年的贫富分化全都归咎于对资本的“自由放任”，这在马克思的时代说说也就罢了，在今天西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A”的条件下哪来的“自由放任”?这方面我不想附和西方的“右派”，就让大家看看我们中国的官方“左派”是怎么说的吧：

    2010年我们有几位“左派”聚在一起抨击西方，说着说着就把怒火聚在了“福利国家”上，一位所长说：“金融危机其实是一次福利主义的危机”，“西方自罗斯福新政以后，对老百姓实行甜头主义。但福利主义政治积累了大量的问题，终于酿成了这次危机”。另一位接话说：“西方现在的问题说白了就是(福利国家使)人变懒了。”“中国人比你勤劳肯干，且肯忍受较低生活水平”，这有什么不对?!又一位副所长提到，这些年西方“人权政策重心主要往草根上靠，以此针对中国现在存在的社会矛盾”，这就“非常可怕了”。说透了，西方这不就是想用他们的“社会主义”颠覆我们的“中国特色资本主义”，把我们的血汗工厂“和平演变”成可恶的福利国家吗?

    皮凯蒂可能不奇怪：西方也能听到“自由放任”论者批评福利国家的声音，只是火气没那么大罢了。但他不知道的是，我们这些大骂福利国家的朋友当然不是自由放任论者，恰恰相反，他们是既反对自由，也反对福利的!而更有意思的是，这些朋友既骂西方的福利，也骂西方的自由，但却既得到了西方福利主义者的赞扬(你们拒绝自由市场?好样的!)，也得到了西方经济自由派的赞扬(你们拒绝福利国家?好样的!)。在那些除了“自由市场与福利国家之争”就不知有其他的西方人看来，你没自由就证明你享受着高福利，你无福利就证明你比谁都自由，那种既无自由也无福利的状态，他们是怎么也没法理解的。

    取之于民，囤之于官?

——皮凯蒂的“公共资本”概念与B类型的“高税收低福利”模式

    皮凯蒂对此就完全不能理解，于是他的某些论证在我看来非常古怪。例如他痛心疾首地说，西方现在“私人资本”压倒了“公共资本”，国民资本中私人资本“全都占90%以上，有的国家甚至超过100%，比如意大利的公共资本为负，也就是说其公共债务超过了公共资本，因此私人资本的比例增大”。而中国则一枝独秀，“公共资本似乎占国民资本的一半左右”，因此赢得了他的高度赞许。

    但是谁都知道，现在西方各国普遍实行高税收高福利的“分配社会主义”，即便是最偏向自由竞争因而皮凯蒂很不喜欢的美国，税率虽比欧洲低，但比美国自己的过去还是高多了。我国一些“左派”朋友一直以此为榜样，抱怨中国官家“汲取能力”不如人，尽管这个说法似乎过于谦虚(我国官府税收之外加上“卖地财政”、国企盈利、“预算外”搜刮等“全口径”收入其实已经高于他们)，但也说明我们扩充“公共资本”的路数至少表面上是跟他们学的。怎么按皮凯蒂的说法，我们的“公共资本”会比他们阔得那么多?

    原来，皮凯蒂讲的“公共资本”是扣除了公共支出之后的净资本!在逻辑上他的这个指标其实与“资本主义”还是“社会主义”、“自由放任”还是“福利国家”并不相关。道理很简单：低税收低福利的自由放任经济固然会使收支相抵后的国库余钱不多，但高税收高福利的收支相抵不同样会使国库余钱无几吗?事实上，虽然现代左派和各种社会主义者一般都会反对“自发的市场”而强调国家的经济作用，但除了“生产社会主义”者要求国家掌握大比例的存量生产性资本(皮凯蒂看来并不持这种主张)外，对于分配性资源他们尽管也强调国家干预，但这是“取之于民，用之于民”，没人要求静态地囤积这种性质的“公共资本”。

    从分配角度讲，在逻辑上只有高税收+低福利、收入多支出少，国库最有可能涨满。但这与皮凯蒂鼓吹的“民主监督资本”难道不是恰恰相反吗?布坎南等人曾证明：如果其他条件相同，则民主制下政府财政易于出现赤字[10]。他的论证比较复杂，我曾以“两种尺蠖效应”为喻给出更为简单的论证：因为民主制下左派、右派都要讨好老百姓，而老百姓天性就喜欢让右派为他们减税，让左派为他们增福利，既要马儿跑又要马儿不吃草。就像皇上天性喜欢让左派为自己扩大权力，让右派为自己推卸责任，马儿骑在人头上狂吃山珍海味、跑一步你得谢恩不跑你也没辙一样。欧美各国收税固然多，但国民的福利问责更厉害，他们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A”决定了其公共财政必须不折不扣地“取之于民，用之于民”，而没法“取之于民，存之于官”;甚至往往取之于民相对少，用之于民相对多，以至于形成大量公共债务，照皮凯蒂的说法，就是“公共资本为负，私人资本超过100%”了。

    怎么办呢?皮凯蒂似乎很苦恼。但在我看来，这问题太简单了!只要废除了民主制度，皇上可以横征暴敛，百姓不能对其进行福利问责，给你一点你要千恩万谢，不给你只能干瞪眼。皇粮国税“取之于民，用之于官”，甚至官挥霍不完还可以囤之于官，贷之于洋，何愁府库不充盈，“太仓之粟陈陈相因，至于红腐而不可食”!

    所以，对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B”而言，“公共资本的积累”简直太容易了!不幸皮凯蒂教授生当官不聊生的“万恶西方”，完全不知道有此等好事。他犯愁他们那里的“公共资本”不足，这当然不是向往“取之于民存之于官”，更不是想要“人民为政府服务”的B类型，而是希望他们那种“社会主义市场经济A”能够延续，希望民主国家的税收能够赶上国民福利开支的增长。他的脑子里除了“私人资本”和“公共资本”的较量，是根本不知道还有一种两者皆非的“皇粮国税”的。他提出：是放任资本自行其是呢，还是“让资本接受民主的监督”?看到这我几乎要笑出来了：他竟然完全不知道还有一种两者之外的选择，那就是让资本和劳动都接受皇上的监督!

    皮凯蒂这本大厚书反复论证靠劳动(他所谓的劳动包括经营管理)致富比靠继承遗产致富更合乎理性和正义。与马克思时代无区别地谴责“资本”家不同，21世纪的皮凯蒂虽然强调“民主监督资本”，但并不否认企业家、创业者和经营管理工作的意义，他主要反感的是未经自身努力而仅靠继承得来的“资本”。他指出如今发达国家生育率下降使这个问题更加突出：假如像过去一家有十个孩子，哪怕是富人之子也很难靠这十分之一遗产维持“富二代”，可是现在家庭只有一两个孩子，“世袭富户”的可能性就增加了。这的确是个显而易见的问题。而且皮凯蒂还知道中国由于长期实行强制性独生子女政策，使得这个问题也很突出，这成为此书对中国的许多赞赏之余少有的一处疑虑。

    皮凯蒂为此开出的药方是只靠累进所得税“抑富”还不够，还要大幅度加征遗产税。在西方从左派的立场讲，他这些想法无疑是合乎逻辑的，而且也并不是首创，遗产税在那里也早已有之，并且成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A”的特征之一，只是税率或许还未达到皮凯蒂的要求而已。

    但愿“昂纳克寓言”仅仅是寓言

    可是在“B类型”国家，哪怕也是基于左派立场，皮凯蒂的药方能对症吗?在“靠劳动致富”与“靠继承遗产致富”之外，难道就没有其他致富可能?在法国当左派的皮凯蒂或许已经不需要考虑其他可能，但是在B类型国家呢?靠权力致富不可能吗?靠强掠致富不可能吗?靠继承——但不是继承财物而是继承权力、身份与特权致富不可能吗?皮凯蒂可曾听说过“我爸是李刚”?这李刚是“资本家”吗?平民出身的“康师傅”不仅自己而且整个家族的成员几乎个个腰缠万贯，这是因为“康师傅”的“劳动”?还是因为“康师傅”从他爹那里继承了什么遗产?

    不仅皮凯蒂，一般西方学者无论左右也不会想到还有这“第三种可能”，因为事实上西方现在也不会有这种可能。通常现今的西方学者，左派认为妨碍他们追求福利国家的只有自由放任，右派认为妨碍他们追求自由放任的只有福利国家。所以左派看到有个地方自由很少，就想当然认为那里福利很多，并为之鼓舞;而右派看到那个地方福利很少，就想当然认为那里最自由，也为之鼓舞。正好这个地方经济增长又挺快，于是双方都以为这个地方可以为他们在西方的争论提供有利于自己的依据，于是我们就看到了“左派歌颂低自由，右派歌颂低福利”的古怪合唱。其实可以设想，有朝一日假如那里的经济出了大问题，他们又会“左派大骂低福利，右派大骂低自由”，双方又都以这个地方为依据来论证对方的谬误。

    对此我能说什么呢?生当其中，甘苦自知，对我们的问题感受最深的是我们自己，我们不能被那些满脑子只想他们自己问题的别人(无论左派还是右派)牵着鼻子走。

    不过要指出的是，“我们的问题”和“他们的问题”并非来自什么永恒不变的文化宿命或万古不易的特殊“国情”，其实我们现在的问题他们如今没有了，但历史上是曾经有过的。所以那时他们的思想者，包括左派思想家都不会像如今的皮凯蒂那样想问题。比如马克思，这个在19世纪写了《资本论》(不是《论19世纪的资本》)的左派大师，恨“资本主义”绝不会亚于皮凯蒂。但是被普鲁士容克专制整得没了“祖国”而流亡到最资本主义的英国去放言高论的他，还是知道世界上有比“资本主义”更坏的东西。他对“私人资本”的批判堪称皮凯蒂的老祖宗，但对那个时代的“公共资本”，尤其是他那专制祖国的“公共资本”却有更加不堪的评价，以至于在迄他那个时代的西方经济学传统中，马克思一向认为主张自由放任的派别比主张国家管制的派别更“进步”——17世纪主张自由贸易的魁奈比主张国家管制的柯尔贝进步，18世纪主张自由放任的亚当•斯密比主张国家管制的李斯特进步，等等。

    而对于那时的“国家”，马克思斥责其“通过如任意征税、没收、特权、官僚制度加于工商业的干扰等办法来捉弄财产”是一点不留情的。至于更加专制的沙皇俄国，列宁起草的社会民主党纲领更曾明确表示：“反对一切想靠不受限制的政府及其官吏的保护来为劳动阶级谋福利的企图……俄国人民需要的不是不受限制的政府及其官吏的帮助，而是从它的压迫下解放出来。”这与今天西方“右派”的主张是不是很像呢?

    实际上，左派支持福利国家，反对自由放任，而右派反之，那是宪政民主制度而且是普选制宪政民主下特有的现象。历史上在有宪政而尚无普选制的时代，统治者曾以恩赐“福利”为饵来消弭下层民众对民主权利的要求，那时的“福利国家先祖”是英国的迪斯雷利、德国的俾斯麦那样的“右派”，而左派与自由主义者都是这种“托利党社会主义”(李普塞特语)或“封建社会主义”(马克思语)的反对派。再以前，当宪政与普选制都还未有之时，专制权力“通过如任意征税、没收、特权、官僚制度加于工商业的干扰等等办法来捉弄财产”，即所谓柯尔贝主义(Colbertism)，更是受到宪政进程中不同阶层民众的抵制，那时还没有现代所谓的左右派之争，有的只是(用标准的马克思主义术语说)“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都要求反封建”。

    皮凯蒂如今已经不考虑这些问题，他考虑的是如何使“民主控制下的资本主义”——即我所说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A”能够持续发展下去，而不让“食利者-民主之敌”和“继承制资本主义”卷土重来。皮凯蒂政治上坚信西方的民主制度，经济上对“生产社会主义”也没有兴趣，这本书并不讨论私有企业或是国营企业的利弊，从头到尾谈的只是分配问题，最终的建议是以“全球资本税”来补充如今以累进所得税为主的再分配形式，以解决现今西方公共债务庞大、福利国家难以为继的问题。接受马克思彻底消除“资本主义”理论的人恐怕不会把这本书看成“21世纪的《资本论》”，皮凯蒂本人其实也没有这样看。但是他坚持“分配社会主义”方向、发展福利国家、要求“劳动”对于“资本”的优势——这种左派立场是非常明确的。那些批评福利国家、主张自由放任的西方右派不喜欢这本书，是毫不奇怪的。

    但即便从左派的角度讲，我们中国的问题固然难以从此书寻找答案，就是如今西方的问题，从这本书恐怕也难以求解。这是因为，如果仅从西方内部看，“福利国家还是自由放任”当然是真问题，冷战时代乃至更早时他们全力争论这种问题是很自然的。然而，30年过去了，与冷战时代“两个平行市场”甚少互动的情况完全不同的是，在今天前所未有的全球化模式下，无论福利国家还是自由放任实际上都是在全球意义上面对挑战(从另一面讲也是面对机遇)。换句话说，福利国家面对的挑战绝不仅仅来自“自由放任”，就像“自由放任”面临的挑战也不仅仅来自福利国家。皮凯蒂担心19世纪式的资本主义“卷土重来”，其实如今西方右派思想家包括经济学界被视为右派的“新自由主义”诸流派的忧虑也不亚于他，他们也惊呼自由市场面临挑战，担心“社会主义”卷土重来。其实，无论亚当•斯密式的资本主义还是马克思式的社会主义，今天“卷土重来”的可能性都并不大，但比19世纪的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都更糟糕的一些东西，比如作为法国学者的皮凯蒂很了解的“柯尔贝主义”或者马克思当年描述的“亚细亚生产方式”，会不会在今天的高技术-全球化时代以某种形式“卷土重来”呢?

    实际上在笔者看来，今天全球范围内真正的问题已经不是“福利国家还是自由放任”，更不是“社会主义”还是“资本主义”，而是前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A”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B”的互动和互相影响、互相挑战了。在交往日益密切的全球化中，A与B的各自问题既互为因果，有愈演愈烈之势，又互为浸染，劣币驱逐良币、良币驱逐劣币皆有可能。改革开放30年，我们在向他们学习“市场经济”的同时，其实也在向他们学习“社会主义”(现代公共福利与社会保障等)。但另一方面，全球化背景下我们的“低人权优势”也形成了“血汗工厂打败福利国家”之势，我曾以“昂纳克寓言”作比喻描述过这种可能：

    2009年我在德国和东德末代共产党总理莫德罗长谈，两德统一是西德把东德“吃掉”了，德国取得了很大进步，但也有严重的问题：东德原有低质制造业垮了后，新的制造业发展有限，德东地区出现了一定程度的“去工业化”。虽然第三产业大有发展，但就业率仍比西部低。作为反对派的莫德罗很不满。为什么?因为统一后西德通过巨额“统一税”和东西马克一比一兑换，基本拉平了两边的收入，高福利社会，强势工会，劳工权益等都变得和西德一样，对资本也就不再有特殊的吸引力。于是尽管政府极力推动西德资本投资更新东部工厂，效果却很有限。西德资本宁可投资中国生产巨量的德牌汽车，也不愿更新东德的汽车厂。

    我当时对莫德罗说，您设想过另一种可能吗?比如说两德统一，你们可能把西德“吞”掉吗?莫德罗说不可能，我们搞原来那套体制明显失败了，如果搞民主，西德有6000万票，东德只有1600万，投票我们也投不过他们呀。

    我说，能否设想第三种如果?假如20年前，东德镇压了民主化，柏林墙仍旧，东德人仍没有自由，低工资低人权，更没有东西马克一比一兑换。但是，昂纳克先生到西方逛了一趟拉斯维加斯和红磨坊，觉得花花世界妙不可言，突然对市场经济发生大兴趣，说我不搞乌托邦了，我要赚钱。政治上不变，但经济上要与西德一体化。对西部资本完全打开大门，当然前提是西方也开门让我把商品卖过去。我可以用专政手段提供最好的招商引资条件：土地你看中哪块我就给你“圈”来，工人只许规规矩矩，不许乱说乱动，老百姓的房子我想拆就拆，企业产权我想给谁就给谁，不需要跟任何人商量，工会农会一概不许有，谁来投资我有重赏，谁妨碍招商引资我就镇压谁……如果这样，你说会有什么结果?莫德罗说不可能这样。同样的问题我其实还问过左中右各种德国朋友，他们都觉得不可思议。但是我仍追问，假如就这样硬干了呢?

    答案很简单，如果硬这样干，东德人又忍受了，那我们看到的后果可就跟现在完全相反：西部资本不会再到中国来，也不会跑到罗马尼亚，甚至都不会用土耳其劳工，他们会一窝蜂涌入东德，把东德人当农民工，一片血汗工厂在那里拔地而起，把海量廉价产品覆盖到西部市场，把那里的原有产业全部替代……这样东德立马会发生经济奇迹，而“去工业化”和高失业率将会出现在西德。随着资本出走，劳动丧失议价能力，工会蔫了，福利垮了，一百多年建立的所谓“人民资本主义”“社会市场经济”和福利国家都将荡然无存。当然，东德这样也会产生严重的社会问题，比如贫富分化、官商勾结、腐败蔓延、环境污染等等。但假如东德人可以忍受这一切，那么西德会怎么样呢?

    我说，如果东德不发生变化，西德无非只有三个选择：一是西德人自己搞个经济柏林墙，阻断一体化，我的资本不许出去，你的商品不让进来。实际上就是现在盛行的贸易保护主义的极端版。但这样做，在道义上就要付出极大代价，因为打破柏林墙本是你自己倡导的呀。而且其实也不可行，因为西德不可能有东德维持柏林墙的那种手段：东德可以把自己翻墙的公民枪杀在墙下，你西德能把到东德投资的企业家枪毙吗?

    二是如果你不修这“柏林墙”，你就要把自己的条件降低到东德水平，否则在一体化情况下你没法跟它竞争。西德人要学做“农民工”，福利和人权必须大降，福利国家重变血汗工厂，接受劣币驱逐良币。如果西德真的这样，实际上就等于被东德统一了。因为从制度上讲你已经被同化了。

    三是西德的民主体制下上述变化不可能被民众接受，不管是减少自由还是减少福利都会引起剧烈的社会动荡，更不用说引进东德的制度了。而西德如果因此发生大乱，东德就有可能用非常手段统一西德。

    但真正的问题是，如果东德这样吞掉西德，当然在任何意义上也不是什么社会主义战胜资本主义，只是血汗工厂战胜了福利国家、“野蛮资本主义”战胜民主社会主义。我问莫德罗：“右派”是否乐见这种结果姑且不论，您作为一个左派，希望看到这样的“胜利”吗?

    他没有正面回答，只是坚称不可能有这样的事。当然，众所周知这样的事在德国并没有发生，所以我把它叫作寓言——“昂纳克寓言”。

    但在其他地方，这种不良现象还只是“寓言”而已吗?实际上，这对他们的自由、福利都逐渐构成了比他们内部“自由放任与福利国家之争”更大的挑战。

 

然而，从皮凯蒂这本书问世后左派基本是一片叫好、反对的基本只是右派的情形看来，他们那里无论左右对于这一“天下大势”似乎都还不太明了。如果说我们对他们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A”了解得还很不够，那么他们对我们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B”就更是无法理解，甚至往往以己度人，一厢情愿。当然，在全球化程度没有那么高的过去，这个缺陷并不那么严重，但是今天，这缺陷恐怕就不能不正视了。

    （文章来源：《领导者》共识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