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

中国文学是中华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在各民族文化彼此交融互动的进程中形成并不断发展的文化基因。考察民族文化融合重要历史阶段的文学现象与特质，有助于对中国文学发展的整体认知，从而形成全面、客观、具体的文学史观。北魏初期是中华民族融合的重要时期，创作主体的民族认同观念对文学创作的影响尤其值得关注。出仕北魏的汉族文士因身份差异、家族地位、政治期待等诸多不同，对民族政权及其文化的认同也存有差异，进而形成不同的文学交游关系。反映在文学创作中: 一方面，主动调适于民族文化背景而形成“声实俱茂，词义典正”的文风; 另一方面，形成专注于“述”而刻意不“著”、不勤著述两种不同的创作态度。北魏初期的文学创作在抒发胸臆、规止讽诫、雅正朴实方面独具特色，确立了北朝文学与追求清绮华美的南朝文学迥然不同的文学气质，这也是民族融合的特殊背景下，文学借历史契机而形成的特殊新变。因此，学术界应切实关注这一特殊历史时期的文学现

象。

［关键词］汉族文士; 民族认同; 文学创作; 北魏初期

    北魏在中国民族融合的历程中具有里程碑意义，定都平城后，拓跋政权积极推进汉化。北魏天兴元年( 398 年) “以经术为先，立太学，置五经博士生员千有余人”。翌年，“增国子太学生员至三千［1］( P1841) 。天兴四年( 401 年) ，又“集博士儒生，比众经文字，义类相从，凡四万余字，号曰《众文经》”［1］( P39) 。毋庸置疑，这些积极向中原文化靠拢的政策对于那些滞留北地的汉族文士极具吸引力。然而，拓跋鲜卑以“真胡人”身份“至中原”［2］( P153) ，拓跋氏族内部存在“胡族与胡族之间的融合将让位于胡汉之间的融合”的认同羁绊［3］( P91) ，且因文化互融、语言译介、政治期待等各种复杂问题的交织作用，中原汉族士人对拓跋民族政权与民族文化的认同并不齐等。北魏初期，尤其是定都平城( 今山西大同) 一段时间，认同差异尤为显著。是故，很有必要全面深入考察这一时期汉族文士个体定位、文化交游与文学创作中所体现出的民族认同之差异，切实关注中国民族融合进程中创作主体及其创作的历史契机与新变。

一

    迁都平城后，在一系列“兴文”变革措施推动下，滞留北地的汉族文士生活相对稳定，文士有条件将更多的精力置于家族政治地位、个体功名的实等，在对自我身份定位方面亦更趋自信，这些无一不与如何看待北魏民族政权及其文化息息相关。

    东晋政权南迁以降，滞留北方的士人在诸民族政权间颠沛奔波，一些中原望族亦未幸免。清河崔悦仕后赵石虎，其子崔潜仕前燕慕容 ，孙崔宏“避难齐鲁间，为丁零翟钊及晋叛将张愿所留”，后又仕后燕慕容垂［4］( P769) ; 渤海高庆及子高泰皆任后燕司空、吏部尚书等职，孙高湖仕慕容垂、慕容宝，后遇后燕衰乱，“率户三千”投至拓跋政权［1］( P751) ，等等。在各民族政权间的辗转经历，使得这些文士对民族政权有相当程度的接受与认同。相对南迁士人，他 们“于流播之中”亲历文化交融并初步形成开放的民族认同观念; 相对于滞留北地的一般平民，他们在复杂境遇中力求提升家族声望，追求功业建树， 119“拔泥滓之上”［1］( P1142) ，为当时中原文化的自然表征。特殊的身份与文化表征，无疑会影响他们对拓跋鲜卑“纯胡”文化的接受。

    其一，出仕身份“承”“变”与认同差异。北魏政权对汉族文士的任用主要出于两方面的考量: 家族声望地位与个体才性能力。清河崔氏、渤海高氏、赵郡李氏、范阳卢氏等，均为久居中原累世显赫的名门望族，因此崔浩、崔逞、李顺、卢玄等自出仕伊始 便 自 带 家 族“光 环”。崔 浩“弱 冠 为 直郎”［1］( P807) ; 李顺“有才策，知名于世”; 拓跋嗣时已为中书博士、中书侍郎; 拓跋焘时又从征柔然，有绝好的机会建“筹略之功”［1］( P829) 。高闾任职理由更为简单: “闾贵，乃赠宁朔将军、幽州刺史、固安贞子。”［1］( P1196)家族声望与自身所长相得益彰，给了这些士人更加优越的文化使命感，故须考虑如何继续家族沿袭数代的文化传统与声望。也有一些汉族士人家族曾有相当声望，但发展至本人已明显中落，他们只能通过自身努力获得拓跋族核心人物的赏识。例如，刘昞因学业令拓跋宗室“夙闻其名”，拜而出仕［1］( P1160) ; 胡方回虽“雅有才尚”，却“未为时所知”，最后以其杰出的文学成就引起拓跋焘发问才得以出仕［1］( P1149) 。对于这些汉族士人，如何重振家族辉煌，便成为入仕后须考量的重要问题。

    可见，投倚北魏的汉族文士，虽其表面获得不同程度的政治地位与待遇，但仍有家族文化的“承”“变”区别。“承”家族名望仕者，必然更加重视家族传统与本朝声望，其对拓跋民族政权的倚重更倾向于安宁族人以稳定家族地位; 以自身能力“变”家族地位者，则更注重个体才能的发挥与本朝提携，其对拓跋民族政权的倚重更倾向于功业与实政。这就使得出仕汉族士人既对拓跋政权及其民族文化产生接受差异，也对他们的自身定位具有不同程度的影响。

    其二，自我身份定位与认同差异。北魏初“未有官禄之制”［5］( P301—302) ，汉族士人出仕目的并非养家，而是更高层次的精神需求。对自身乃至整个家族地位的定位与认知尤为重要。崔浩常自比张良，以中原士人之首自居。一方面，他积极向朝廷推荐、提拔汉族人才［4］( P791) ，甚至为此与太子拓跋晃相争; 另一方面，又不择手段地打击对自己有威胁的汉族文士，李顺即其中之一。鉴于对自己及家族地位的特殊定位，崔浩在同僚乃至族人面前颇感豪: “始浩与冀州刺史赜、荥阳太守模等年皆相次，浩为长，次模，次赜。三人别祖，而模、赜为亲。浩恃其家世魏晋公卿，常侮模、赜。”［1］( P827)而高允却对己之身份定位不同。高允晚年也推荐过高闾代替自己撰写公文，但他不以推荐汉族文士为己任，也不以既有的人伦、姓族为标准，而是主张通过置学选拔人才，劝民风化，“道业夙成，才任教授，不拘年齿”，只要“郡中清望，人行修谨，堪循名教者，先尽高门，次及中第”，皆可纳入置学选用中。高允还著文称赞、缅怀共事文士，与其游集私门探讨问题。对待姻亲族人也不刻意区别贵贱，如遇“姻媾”远徙，“率皆饥寒”，他“皆徒步造门”， “散财竭产，以相赡赈，慰问周至”。晚年的高允受朝廷诸多殊遇，皆分之亲故［1］( P1077—1086) 。除去性格因素，崔浩与高允在发现人才、抚恤亲族、与汉族同僚相处等方面有很大不同，体现出二人在实现政治理想、发现自身价值过程中，基于自身不同定位的处事选择。他们的选择差异代表了当时汉族士人的普遍思想。

    其三，对北魏政权及民族文化的认同差异。与北朝政权的频繁更迭不同，民族文化之融合是一个漫长而自然的过程。对于传统的汉族士人而言，接受民族文化与出仕民族政权并不等齐，而是存在“分裂”状态。《晋书》载: “谌名家子，早有声誉，才高行洁，为一时所推。值中原丧乱，与清河崔悦、颍川荀绰、河东裴宪、北地傅畅并沦陷非所，虽俱显于氏，恒以为辱。谌每谓诸子曰: 吾身没之后，但称晋司空从事中郎尔。”［6］( P1259)显然，卢谌等虽认可并委身后赵政权，但思想认同并未同步，陈寅恪认为他“代表了中原汉族士大夫对胡族的态度。他们认为晋才是正统，在羯族建立的后赵做官是耻辱”［3］( P98) 。归根到底，此系一种保守的认同。一方面，他们在民族政权出仕，以求安身; 另一方面，又自称为晋遗民。显然，将思想认同与出仕行为区别对待，是北朝汉族士人普遍的处事方式。崔逞不愿携妻与子同往北魏出仕， “独与小子赜在平城”［1］( P785) ; 崔宏“避地江南”未 果，便出仕后燕为高阳太守，当拓跋珪征伐慕容宝兵临城下时，崔宏守将竟“弃郡走海滨”［4］( P791、770) ， “属城长吏，率多逃窜”［4］( P971) 。很多汉族文士对民族政权心存芥蒂，身仕于朝却未必与其理想契合，从而“行”“思”分裂。 

    另外，一些汉族士人的认同态度则相对更为开放。例如，张衮备受器重，“常参大谋，决策帏幄”，他说: “昔乐毅杖策于燕昭，公达委身于魏武，盖命世难可期，千载不易遇。主上天姿杰迈，逸志凌霄，必能囊括六合，混一四海。夫遭风云之会，不建腾跃之功者，非人豪也。”［1］( P613)燕昭王改革国政，广纳贤士，“乐毅自魏往、邹衍自齐往、剧辛自赵往，士争趋燕”［7］( P1558) ，燕国殷富; 荀攸向曹操自荐，协助曹操屡出奇兵。张衮认为，拓跋珪之才能，可与燕昭王、魏武帝相若，自己出仕北魏与乐毅、荀攸同，时下所遇政治机遇，与古代贤人并无二致。

    与之相类似的还有北魏天兴年间的李密，他问父李先: “子孙永为魏臣，将复事他主也?”李先答曰: “未也，国家政化长远，不可卒穷。”［1］( P792)李先将功业建树、家族安定与国家政治的长远发展相联系，这在北魏前期具有一定代表性。《魏书》载，北魏太武帝拓跋焘宠臣翟黑子因贿受审，便请高允出策帮忙，高允以为应“答诏宜实”，后崔浩国史案事发，面对拓跋焘的质问，高允以实相对。这些都是建立在对拓跋焘“明主”认知基础之上。正因如此，高允才会以父子之情恸哭拓跋晃，以人臣之诚恳诫拓跋王室。这些都已超出“人伦”情感，其背后的思想支撑依然是对民族融合的接受与认同。

北魏初期士人民族认同态度并不等齐，呈现出保守认同与开放认同两个并不具有清晰界限的层次内涵。持保守认同的汉族文士，即便位高如崔浩，亦未免心存芥蒂，未与拓跋王室彼此信任; 持开放认同的汉族士人，其出仕行为与思想认同形成一致，从而实现了安家与治国的思想统一，这些皆影响到汉族文士间的交游与文学创作。

二

    北魏前期投来的汉族士人，擅长文学创作者颇多，但现存诗文数量并不可观。《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仅收诗作 40 首，包括宗钦《赠高允》12 章，段承根《赠李宝》7 章，高允《答宗钦》13 章以及《咏贞妇彭城刘氏》8 章，多为唱和之作［8］( P2197—2204) 。文学酬酢，仍是当时文士私门集会的主要方式。高允作《征士颂》回顾了同游之人“或从容廊庙，或游私门，上谈公务，下尽忻娱”，可谓盛况空前，但诗文传播是在小范围内流传的，未及广泛流播。然可以肯定的是，此期因文学才能而受重视的文士之间，必然存在交游群体。受身份差异、民族认同观点影响，这些交游圈既有交集，又有亲疏关系。

    史载北魏天兴初年，姚兴侵东晋襄阳戍，时任戍将的雍州刺史郗恢派使者往北魏常山王拓跋遵处请求增援，拓跋遵向拓跋珪汇报此事后，拓跋珪令崔逞、张衮起草书信答复。郗恢给拓跋遵的信里有“贤兄虎步中原”句，拓跋珪认为这种称呼“悖君臣之体”，令崔逞、张衮在回信中有意贬低东晋君主司马德宗，但崔逞、张兖的回信却未贬之，反而称其为“贵主”，拓跋珪怒曰: “使汝贬其主以答，乃称贵主，何若贤兄也! ”［1］( P785)对于此事，拓跋珪的处理颇耐人寻味，《魏书﹒崔逞传》言崔逞“赐死”，张衮则由奋武将军、幽州刺史黜为尚书令史［1］( P614) 。 崔、张二人理应共同担责，但最后一赐死、一贬职，结果悬殊。汉族文士与拓跋民族政权彼此确实存在认同差异。

    崔逞为清河崔氏崔琰之后，虽然张衮也出于仕宦之家，祖父张翼做过辽东太守，父亲张卓曾任昌黎太守，但在家族声望上尚不及清河崔氏，故而， “以有才谟见任”的张衮对崔逞仰慕已久，“未尝与崔逞相见，闻风称美”［1］( P614) ，及至相见，则“礼遇甚重”［1］( P757) ，二人当交游甚笃。不难看出，崔、张二人并非找不出适当词汇贬诋司马德宗，而是不愿如此，至于谁应承担责任，二人是否经过辩论解释，其中细节均不得而知。另外，仅从震怒之下的拓跋珪处理结果来看，崔逞被赐死，可能不仅仅是答书问题，张衮的贬黜也可能另有其因。

    再看答书事前二人与拓跋珪之间的关系。 《魏 书》本 传 载，张 衮“率 心 奉 上，不 顾 嫌疑”［1］( P614) ，初投拓跋氏，张衮与拓跋珪之间亦非毫无猜忌，但他认为拓跋珪是“天姿杰迈，逸志凌霄，必能囊括六合，混一四海”的贤君，时下政局乃“千载不易遇”之机，便“策名委质，竭诚伏事”［1］( P614) ，不避嫌疑，向拓跋珪力荐范阳卢溥，虽未曾与崔逞谋面却盛赞其能，凡此皆可见出他仕于拓跋政权笼络汉族文士，积极进取的精神。崔逞则不同，《魏 书》本传载，后燕政权混乱，崔逞先“携妻子亡归”拓跋珪，后“使其妻张氏与四子留冀州，令归慕容德”，“逞独与小子颐在平城”［1］( P785) ，此举与张衮“策名委质”完全不同。是故，拓跋珪在“答书事”上对二人处理结果迥异。《资治通鉴》解释曰: “逞之降魏也，以天下方乱，恐无复遗种，使其妻张氏与四子留冀州，逞独与幼子赜诣平城，所留妻子遂奔南燕。并以是责逞，赐逞死。卢溥受燕爵命，侵掠魏郡县，杀魏幽州刺史封沓干。谓衮所举皆非其人，黜衮为尚书令史。”［9］( P3494) 《资治通鉴》言崔逞赐死，乃两事并责之结果，张衮则因举荐不当，与答书事无关。这种解释显然更能表现拓跋珪对二人处罚的态度。更为重要的是，二人对鲜卑军事、文化等方面的认知也不一样。 《魏书》载张衮: “从太祖征蠕蠕。蠕蠕遁走，追之五六百里。诸部帅因衮言于太祖曰: ‘今贼远粮尽，不宜深入，请速还军。’太祖令衮问诸部帅，若杀副马，足三日食否。皆言足也。太祖乃倍道追之，及于广漠赤地南床山下，大破之。既而太祖问衮: ‘卿曹外人知我前问三日粮意乎?’对曰: ‘皆莫知也。’太祖曰: ‘此易知耳。蠕蠕奔走数日，畜产之余，至水必留。计其道程，三日足及。轻骑卒至，出其不意，彼必惊散，其势然矣。’衮以太祖言出告部帅，咸 曰: ‘圣策长远，非愚近所及也。’”［1］( P612)《魏书》载崔逞: “太祖攻中山未克，六军乏粮，民多匿谷，问群臣以取粟方略。逞曰: ‘取椹可以助粮。故飞鸮食椹而改音，《诗》称其事。’太祖虽衔其侮慢，然兵既须食，乃听以椹当租。逞又曰: ‘可使军人及时自取，过时则落尽。’太祖怒曰: ‘内贼未平，兵人安可解甲仗入林野而收椹乎? 是何言欤! ’以中山未拔，故不加罪。”［1］( P785)

    以上两事，对比明显。张衮在军中积极宣扬拓跋珪的军事策略，以委婉方式推荐儒家思想; 崔逞则将拓跋鲜卑文化的落后溢于言表，完全把拓跋的崇武精神与儒家文化对立起来。本来“取椹可以助粮”足以答之，而他偏要引经据典，强调“《诗》称其事”，似乎告诉众人，通读六经之人皆知，不通文墨的拓跋族人怎会知晓，流露出对拓跋政权崇武轻文的鄙夷。曹道衡认为正因此事“使道武帝怀恨在心”，遂将崔逞“借故赐死”［10］( P16—24) 。同仕于北魏，张衮与崔逞对拓跋民族政权及其文化接受程度不同，对“贵主”一事的不同处理，亦可见出拓跋王室与持不同接受态度的文士间的交游存在亲疏之别。

    同样，“国史案”亦可窥见崔浩、高允与文士交游中的类似问题。闻刻国史，高允对同僚宗钦言: “恐为崔门万世之祸，吾徒无类矣! ”［1］( P1070)宗钦曾受崔浩礼遇，二人曾与张湛、段承根等一起论《易》。崔浩在《易》注中强调，自己记载讨论内容乃“退朝之余暇”，“论《易》”很可能是其公务的一部分，于此不能断定宗钦与崔浩交游之亲疏。但崔浩与张湛的关系就不同: “湛至京师，家贫不粒，操尚无亏，浩 常 给 其 衣 食。 每 岁 赠 浩 诗 颂，浩 常 报答。”［1］( P1154)虽然这些酬唱诗与颂辞皆因张湛惧祸而不存，但依然可以见出二人公务之外交游甚亲。宗钦则不见与崔浩公务之外的任何交游，相应，他与高允互赠诗作各存 12 首，盛赞对方品质之高洁。由此或可推测，宗钦很可能与高允关系更近，与崔浩则相对疏远。再看段承根其人，文才高而行为薄，与崔、高应该有所酬答，但现存仅李宝赠诗。由此不难窥见，围绕崔浩与高允的汉族士人，具有不同的交游圈，彼此之间亦有一定壑隙。正因各自都有亲疏区别，故而高允论刻国史之弊于宗钦，言崔浩与拓跋晃庭争之谬于东宫博士管恬。此期汉族文士交游圈的建立是以与拓跋皇族的关系及民族文化接受作为底色。

    历代文人交游活动，北魏初期最为平淡，既无盛大的雅集嘉话，也无堂皇的公开论辩，更不存在门派争鸣，但当时之汉族文士交游却独具特色，即交游的亲疏关系中嫁接了汉族文士对民族文化的态度，并且因此成为文士文化交游圈形成的基础，进而影响了文学创作。 

三

    钱钟书曾指出，北朝文人刻意模仿南朝，但在辞藻绮丽方面远远不及: “《隋书》曰‘质胜’，以短为长，犹因背曲而称谦态鞠躬、颊肿而赞贵相颐丰也。”［11］( P1506)就整个北朝文学发展言，确实如此，但北魏前期又略有不同。北朝文学创作整体上典雅古朴，早期入魏的汉族文士并非缺乏文学创作与模拟的素养，与其说是模仿不及，不如说是根据所处环境做出了主动调适。

    首先，从政治处境方面言，文学南北交流的条件尚不成熟。模仿是建立在彼此交流的基础上，事实上，北魏初期与南方文士的交流往往不利于北人自保。《魏书》载卢度世因崔浩事弃官藏匿一事: “世祖临江，刘义隆使其殿中将军黄延年朝贡。世祖问延年曰: ‘范阳卢度世坐与崔浩亲通，逃命江表，应已至彼?’延对曰: ‘都下无闻，当必不至。’世祖诏东宫赦度世宗族逃亡及籍没者。”［1］(P1049)卢度逃于高阳郑罴家避祸，拓跋焘凭直觉疑其“逃命江表”。这充分说明，拓跋焘对汉族士人虽度而用之，实则疑虑不减，一旦发现有人与南朝联系，便不加辨别做出极端反应，段晖“欲南奔”正是如此: “世祖素闻其( 晖) 名，颇重之，以为上客。后晖从世祖至长安，有人告晖欲南奔，世祖问曰: ‘何以知之?’告者曰: ‘晖置金于马鞯中，不欲逃走，何由尔也?’世祖密遣视之，果如告之言，斩之于市，曝尸数日。”［1］( P1158)在此状况下，投于北魏的汉族文士为求自保，自然不会主动与南人联系，更谈不上探讨文学，交流心得。南北文士有关文学交流模仿的客观条件尚未成熟。

    其次，从语言媒介使用角度言，质实的风格与文体更便于交流。北魏初期汉语与鲜卑语互译并用比较普遍，《魏书·官氏志》载，官设“译令史一人”［1］( P2793); 《南齐书》载: “诸曹府有仓库，悉置比官，皆使通虏汉语，以为传译。”［12］( P985)虽然如此，鲜卑“国语”仍是官学教育的重要语言。《隋书·经籍志》载: “后魏初定中原，军容号令，皆以夷语。后染华俗，多不能通，故录其本言，相传教习，谓之‘国语’。”［13］( P947)不但日常用语与各种公文必须使用“国语”，作为学习教材的汉文典籍也要经过翻译才可适用: “又云魏氏迁洛，未达华语，孝文帝命侯伏侯可悉陵，以夷言译《孝经》之旨，教于国人，谓 之《国语孝经》。”［13］( P935)不难见出，使用华丽辞藻与频繁用典，会造成翻译困难，加大与王室成员、鲜卑贵族的有效沟通，甚至还可能引起误会，非但不能得到欣赏，还有可能罹祸。汉族文士为了避免此类事情发生，往往用简单直白的语言进行交流赠答，进而形成《北史·文苑传》所言的独特语言风格: “洎乎有魏，定鼎沙朔。南包河、淮，西吞关、陇。当时之士，有许谦、崔宏、宏子浩、高允、高闾、游雅等，先后之间，声实俱茂，词义典正，有永嘉之遗烈焉。”［4］( P2779)

    “声实俱茂，词义典正”，即语言风格的质朴雅正。北魏平城一段时间出现的回归典雅稳重的四言诗体，便是这种文风的体现。崔僧渊自刘宋投倚北魏后便作《复族兄惠景书》，其文曰: “主上之为人也，无幽不照，无细不存，仁则无远不及，博则无典不究，殚三坟之微，尽九丘之极。至于文章错综，焕然蔚炳，犹夫子之墙矣。遂乃开独悟之明，寻先王之迹，安迁灵荒，兆变帝基，惟新中壤，宅临伊域。三光起重辉之照，庶物蒙再化之始。”［14］( P3625)

细读文本，虽然也能看到当时南朝流行的骈文痕迹，但总体不用典故，骈散相间，辞藻质实。作者并非无骈文创作之能，而是有意向北魏文风主动靠拢。除了在总体文风上表现出主动调适的倾向，北魏初期文士的创作又因民族文化态度以及交游文化圈差异的存在而体现出一定差异: 有些文士刻意专注于“述”而有意不“著”; 另有一些文士，并非刻意不“著”，而是由于各种原因“不能专勤属述”。

    北魏平城时期，很多文士对民族政权与民族文化持有保守认同态度，因此有意关注于述经史而不作“写志”诗文，其中最具代表性的便是崔宏、崔浩父子。史载崔宏“自非朝廷文诰，四方书檄，初不妄染，故世无遗文……乃作诗以自伤，而不行于时，盖惧罪也”［4］( P791) ，有意“不妄染”，绝非缺乏述志于文的能力，而是考虑自保。崔浩也尽可能“留心于制度、科律及经术之言”［1］( P812) ，不关注表述心志的文学创作。谨慎如此，却依然未能免于至祸，位不及崔浩而同样持有保守认同态度的文士，其创作心态便不难见出。史载张湛与崔浩互赠诗文，“及浩被诛，湛惧，悉烧之”［1］( P1154) ，畏惧如此，必然刻意不著。

    另一些文士则不同。刘芳初入平城，“处穷窘之中”而“澹然自守，不汲汲于荣利，不戚戚于贱贫，乃著《穷通论》以自慰焉”［1］( P1219)。《穷通论》全文已佚，具体时间已不可考，既然是在“穷窘”中表达个人坚守的“自慰”之作，其中必然涉及“穷”与 “通”的个人论述。张渊《观象赋》序言: “睹时逝怀川上之感，步秋林同宋生之戚，叹巨艰之未终，抱殷忧而不寐，遂彷徨于穷谷之里，仗策陟神岩之侧。乃仰观太虚，纵目远览，吟啸之顷，懔然增怀。不览至理，拔自近情。常韵发于宵夜，不任咏歌之末，前援管而为赋。”［14］( P3620)表明《观象赋》内容不止于赋“观象”，更重于叙与个体生命体悟相结合的情感。赋文最后明确指出观象的真正意义在于: “谅人事之有由，岂妖灾之虚设。诚庸主之难悛，故明君 之 所 察，尧 无 为 犹 观 象，而 况 德 非 乎 先哲。”［14］( P3622)北魏初期重术，张渊显然未因“术”而谈观象，而是交织了个人体悟与政治理想。高允的《征士颂》作于“感逝怀人”背景下，《酒训》抒发了“悾悾之情”与“狂瞽之意”，《塞上翁诗》“有混欣戚”，《咏贞妇彭城刘氏》旨在感念刘氏“义高而名不着”，其中均不乏个体情感寄托与抒情言志之成分。

    上述刘芳、张渊、高允等人的创作，有些虽原文已佚，但相关记载亦不难发现寄意于翰墨的痕迹。这也恰恰说明，在北魏前期并非所有投倚的汉族文士对文学创作心存回避，有意掩饰。其传世的作品不多，除了后人接受与整理因素外，很大程度上还有“不能专勤属述”的客观因素。

    北魏初期的汉族文士对文学创作所持心态并不等齐，所创作的文学作品在抒发情志方面存有差异，或重“述”不“著”，或不刻意区分“述”“著”。究其实，这反映了在中原文化与民族文化交融的特殊背景中，汉族文士所持有的对民族政权及民族文化认同态度的差异。也正因如此，这一时期的文学创作虽未若元嘉、永明文学一般华美、秀丽，但在抒发胸臆、规止讽诫、雅正朴实方面又特色鲜明，在中国文学创新发展历程中具有独特的价值与意义。

［参 考 文 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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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遗产，1999( 1) ． ［11］钱钟书． 管锥编［M］．北京: 中华书局，1986． ［12］萧子显． 南齐书［M］．北京: 中华书局，1972． ［13］魏徵，等． 隋书［M］．北京: 中华书局，1973． ［14］严可均． 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Z］．北京: 中华

书局，1958．

（摘自《河北学刊》第40卷第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