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浏览次
朱子理气动静思想再探讨
作者:杨立华 发布时间:2017-04-10 17:05 访问次数:124
关键词: 理; 气; 动; 静; 理生气
摘 要: 理气动静问题是朱子哲学的关键问题,也是历来研究朱子哲学的难点。本文从 “理生气”这一问题入手,将 “理必有气”和 “理有动静”联系起来加以考察。指出朱子哲学中的理必有其气质性倾向,而此种气质性倾向就落入到气质层面,从而也就有了动静。
关于理气问题的讨论,始终是朱子哲学的核心。程颐用 “所以”二字建立起形上、形下的严格界限,从而也埋下了与理气关系有关的各种问题的种子。当然,这些问题是到了朱子那里才真正得到充分展开的。
在与此相关的诸多问题当中,理气动静问题最难索解。虽然此前的研究对此也提出了一些看起来颇具说服力的观点,但其中仍有难以通贯的地方,有待进一步梳解。本文将 “理生气”与 “理气动静”结合起来加以考察,以期对此问题的理解有所推进。
一、从程颐对张载的批评说起
《近思录》第一卷中有这样一段程子的话:近取诸身,百理皆具。屈伸往来之义,只于鼻息之间见之。屈伸往来只是理。不必将既屈之气,复为方伸之气。生生之理,自然不息。如 《复》卦言 “七日来复”。其间元不断续,阳已复生。物极必返。其理须如此。有生便有死,有始便有终。[1](P16)
正文后小注曰: “此段为横渠形溃反原之说而发也。”
《程氏遗书》卷十五 “伊川先生语一”中有两段话,与此章相关:
若谓既返之气复将为方伸之气,必资于此,则殊与天地之化不相似。天地之化,自然生生不穷,更何复资于既斃之形,既返之气,以为造化? 近取诸身,其开阖往来,见之鼻息,然不必须假吸复入以为呼。气则自然生。人气之生,生于真元。天之气,亦自然生生不穷。至如海水,因阳盛而涸,及阴盛而生,亦不是将已涸之气却生水。自然能生,往来屈伸只是理也。盛则便有衰,昼则便有夜,往则便有来。天地中如洪炉,何物不销铄了? [2](P148)
凡物之散,其气遂尽,无复归本原之理。天地间如洪炉,虽生物销铄亦尽,况既散之气,岂有复在? 天地造化又焉用此既散之气? 其造化者,自是生气。[2](P163)
这几段论述都是在批评张载的虚气循环的气化宇宙论。在张载那里,太虚聚而为气,气聚而为万物,万物散而为太虚。这样一来,太虚之气也就成了由万物消散而来的气的某种形态,也就是程颐所说的 “既斃之形,既返之气”。在程颐看来,万物一旦消散,也就灭尽无余了,不会回复到 “太虚”这一气的原初状态,更不会成为新的创生过程的材料和基础。
程颐对张载的批评,朱子是完全认同的。《朱子语类》 卷九十五有一则材料,与上引《近思录》中程子的话有直接的关联:
又问: “屈伸往来,只是理自如此。亦犹一阖一辟,阖固为辟之基,而辟亦为阖之基否?”曰: “气虽有屈伸,要之方伸之气,自非既屈之气。气虽屈,而物亦自一面生出。此所谓 ‘生生之理’,自然不息也。”[3](P2437)
这段话里,朱子充分肯定了程颐不能以“既返之气”复为 “方伸之气”的观点。其中,“物亦自一面生出”强调的是创生的单向性,而不是像张载所讲的那样的循环。
上引 《近思录》 “近取诸身,百理皆具”一章下,江永集注中有这样一段解说:果斋李氏曰: 往而屈者,其气已散; 来而伸者,其气方生。生生之理,自然不穷,若以既屈之气复为方伸之气,则是天地间只有许多气来来去去,造化之理不几于穷乎。释氏不明乎此,所以有轮回之说。[1](P16)
这里提到的 “果斋李氏”即朱子之弟子李方子。李方子这段解说尤为透彻,也充分体现出了朱子对此一问题的看法。如果像张载所讲的那样,既散之气反归为太虚,太虚又聚而为气和万物,那么,宇宙间的气就有了恒定的量。所谓的造化不过是形态的改变,新的创造也就无从谈起了。
综上所述,程、朱对张载的虚气循环思想的批评,可以总结为如下几点: 其一,虚气循环论等于肯定了气作为材料的永恒存在。而程、朱认为,气作为有具体规定的存在者,是有限的,终究会灭尽无余。其二,既然肯定了气或材料的永恒存在,理就只能是气的形式或结构,因此是附属于气的。这样一来,以理为根源的道德价值也就会失去它的根源性。程、朱当然认为理是永恒存在的,气是有成有毁的。其三,如果有永恒的气或材料,那么,天地造化就只是永恒材料在形态上的改变而已,不会有真正意义上生生不已的创造。不再是生生不已,而只是永恒变化。其四,以永恒的气或材料为基础的造化,也就不再是无条件的,而是要依赖有恒定量的既有材料。这在程子和朱子那里,是完全不可理解的。
二、理生气与理必 “有”气
既然消散的气是灭尽无余的,也就意味着气的产生不是源自既有的材料,而是完全 “凭空”而来的。当然,讲气是凭空而来的,并不是道家意义上的无中生有。道家意义上的无中生有,是强调世界有其开端,万物产生之前,有一个绝对空无的阶段。朱子显然是认为,世界作为一个整体,是无始无终的。在这没有开端和终结的世界里,具体的、有限的万物有始有终。具体的、有限的万物的产生,根源于凭空而来的有限的、分化的气。这实际上与郭象万物 “自生”的观念是基本一致的。[4] 与郭象不同的是,朱子认为气的产生根源于理。
在朱子那里,理是天地生生不已的根本。所以,“理生气”是很自然的一种理论的表达。朱子讲 “理生气”,有两条材料。其一为 《性理大全》中所引: “太极生阴阳,理生气也。阴阳既生,太极在其中,理复在气之内也。”此条材料经陈来先生考证,出自朱子之弟子杨与立所编《朱子语略》。[5](P201 -203) 另一条见于 《朱子语类》:
谦之问: “天地之气,当其昏明驳杂之时,则其理亦随而昏明驳杂否?”曰: “理却只恁地,只是气自如此。”又问: “若气如此,理不如此,则是理与气相离矣!”曰: “气虽是理之所生,然既生出,则理管他不得。如这理寓于气了,日 用 间 运 用 都 由 这 个 气,只 是 气 强理弱。”[3](P71)
这里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当朱子讲到 “气虽理之所生”时,并没有受到学生的质疑。由此可见,在当时的日常讨论当中,这一表达并不令人惊异。至少, “理生气”的观念是受到普遍认可和接受的。
既然 “理生气”的观念确是朱子的主张,且为门下弟子普遍接受,那么,为什么在现存的思想资料当中, “理生气”的明确表述却如此鲜见呢? 可见, “理生气”或 “气虽理之所生”这样的理论表述,并不是以理作为气的产生的根源的思想之准确表达。 《语类》卷一有两条观念一致、但表述上略有区别的材料,可以给我们提供一个重要的线索:
有是理后生是气,自 “一阴一阳之谓道”推来。此性自有仁义。[3](P2)
问理与气。曰: “有是理便有是气,但理是本,而今且从理上说气。”……又问: “有是理而后有是气,未有人时,此理何在?”曰: “也只在这里。如一海水,或取得一杓,或取得一担,或取得一椀,都是这海水。但是他为主,我为客; 他较长久,我得之不久耳。”[3](P2 -3)
前一段材料中的 “有是理后生是气”与后一段材料中的 “有是理而后有是气”,表达的是相同的观念。也就是说,在朱子涉及理气关系的论述中, “生”和 “有”是可以互换使用的。而朱子之所以很少讲 “理生气”,则是因为 “有是理便有是气”这样的表达更为准确。
“理生气”其实只是 “理必有气”的思想的一种较为随意的表达而已。“理必有气”的观念充分体现在朱子关于仁义阴阳的论述当中。在朱子的哲学当中,仁义属理,本不应分阴阳,但朱子又明确有仁阳义阴的论述:
“仁 礼 属 阳,属 健; 义 智 属 阴,属 顺。”问: “义则截然有定分,有收敛底意思,自是属阴顺。不知智如何解?”曰: “智更是截然,更是收敛。如知得是,知得非,知得便了,更无作用,不似仁义礼三者有作用。知只是知得了,便交付恻隐、羞恶、辞逊三者。他那个更收敛得快。”[3](P106 -107)
仁阳义阴的观念,绝非朱子一时之论。朱子晚年曾与袁枢就此问题论难往复。仁义虽是理,但有仁之理,便有仁之气,有义之理,便有义之气。仁义虽然属理,但已不像太极之理那样的无分别,而是分了段子的。仁作为理,自身便涵一种发舒伸展的倾向; 义作为理,则有一种 截 断 收 敛 的 倾 向。理 必 有 其 固 有 的“势”。而 “势”就落入气的层面了。
理必有其固有倾向。也就是说,理必有气。天下没有不体现出某种气质性倾向的 “孤露”之理。太极之理虽无分别,但既是 “诚” 之理,就体现出实的倾向来。只虚实的定向,已
有了气质层面的趋向了。
既然理有其固有的倾向,这固有的倾向又必然有其气质层面的表现。理的气质层面的表现就是气。太极是实有的生生之理。一切根源于太极生生之理的东西,有始必有终。始就是阳,就有动的意思; 终就是阴,就有静的意思。动静互涵,阴中涵阳、阳中涵阴而成水、火。所以,天地间最初只有水、火二气:
天地初间只是阴阳之气。这一个气运行,磨来磨去,磨得急了,便拶许多渣滓; 里面无处出,便结成个地在中央。气之清者便为天,为日月,为星辰,只在外,常周环运转。地便只在中央不动,不是在下。[3](P6)
“天地始初混沌未分时,想只有水火二者。水之滓脚便成地。今登高而望,群山皆波浪之状,便是水泛如此。只不知因甚么时凝了。初间极软,后来方凝得硬。”问: “想得如潮水湧起沙相似?”曰: “然。水之极浊便成地,火之极清便成风霆雷电日星之属。”[3](P7)
由水、火二气,再凝结成天地万物。朱子的宇宙论就是以此为基础的。
三、理 “有”动静
理气动静问题根源于周敦颐的 《太极图说》。《太极图说》有 “太极动而生阳,动极而静; 静而生阴,静极复动”的表述。这一表述就自然引生了太极是否有动静的问题。在程颐以 “所以”二字特别强调出形而上与形而下的分别之前,这个问题还并不构成真正的理论挑战。但在严格地区别了形上、形下,特别是理、气之后,理的动静问题就成了不能回避的哲学困境。在 《太极图说解》中,朱子解释说:
太极之有动静,是天命之流行也,所谓“一阴一阳之谓道”。诚者,圣人之本,物之终始,而命之道也。其动也,诚之通也,继之者善,万物之所资以始也。其静也,诚之复也,成之者性,万物各正其性命也。……盖太极者,本然之妙; 动静者,所乘之机也。太极,形而上之道也; 阴阳,形而下之器也。是以自其著者而观之,则动静不同时、阴阳不同位,而太极无不在焉。自其微者而观之,则沖漠无朕,而动静阴阳之理已悉具于其中矣。[6](P72)
这里,特别值得注意的是 “太极之有动静”这一表述。细读整段解说,我们可以看到其中表述上的张力。单看 “自其微者而观之,则沖漠无朕,而动静阴阳之理已悉具于其中矣”这样的论述,朱子似乎是在说,理当中有动静之理,而这动静之理是气的动静的根源。如果确是如此,那么,动就有动之理,静就有静之理。由此出发,就难免落入柏拉图式的分有说的困境。朱子哲学既强调一本,不可能在根源处便如此支离。①
关于理的动静问题,朱子有很多不同的表述。至少从表面上看,这些表述是有着很大差别的。但如能深入思考,我们会发现其中思想的一致性。 《语类》卷九十四 《周子之书》有几则相关的材料:
问 “动静者,所乘之机。”曰: “理搭于气
而行。”
问 “动静者,所乘之机。”曰: “太极理也,动静气也。气行则理亦行,二者常相依而未尝相离也。太极犹人,动静犹马; 马所以载人,人所以乘马。马之一出一入,人亦与之一出一入。盖一动一静,而太极之妙未尝不在焉。此所谓 ‘所乘之机’,无极、二五所以 ‘妙合而凝’也。”
周贵 卿 问 “动 静 者,所 乘 之 机”。曰:“机,是关捩子。踏著动底机,便挑拨得那静底; 踏著静底机,便挑拨得那动底。”[3](P2376)
这几条材料讨论的都是 《太极图说解》中的 “动静者,所乘之机”这句话。其中,人乘马的比喻被广泛征引,用以说明朱子的理气动静观。但实际上,这是一个非常含糊的比喻。万物皆禀得太极之理,那么,太极之理是否会随万物的运动而运动呢? 太极为形而上者,无形迹可言,因此无所谓动静。既然万物皆禀有太极,也可以说太极寓于动静之中。所以朱子说:“盖一动一静,而太极之妙未尝不在焉。”这里,朱子对 “机”的解释值得留意。 “机,是关捩子”,指能转动的机械。 “踏著动底机,便挑拨得那静底; 踏著静底机,便挑拨得那动底”,强调的是静以动为基,动以静为基,动静互为条件。因此,在解释 《通书》中的 “动而无动,静而无静,非不动不静也”时,朱子说:“动中有静,静中有动。”[7](P112)
实际上, “太极之有动静”,其中的 “有”字显然是经过了朱子深思熟虑的。 《语类》卷九十四载:
梁文叔云: “太极兼动静而言。”曰:“不是兼动静,太极有动静。喜怒哀乐未发,也有个太极; 喜怒哀乐已发,也有个太极。只是一个 太 极, 流 行 于 已 发 之 际, 敛 藏 于 未 发
之时。”[3](P2372)
在这里,朱子特别强调不能说太极兼动静。不仅不能说太极兼动静,甚至也不能说太极贯穿在动静之中。
《语类》卷九十四里有一段对话,对太极贯动静的说法,提出了明确的批评:
问:“动静,是太极动静? 是阴阳动静?”曰:“是理动静。”问: “如此,则太极有模样?”曰: “无。”问: “南轩云 ‘太极之体至静’,如何?”曰: “不是。”问: “又云 ‘所谓至静 者,贯 乎 已 发 未 发 而 言’,如 何?” 曰:“如此,则却成一不正当尖斜太极!”[3](P2375)
从表面上看,张栻的讲法与朱子所说静为太极之体、动为太极之用的思想并无二致。朱子之所以不能接受 “至静者,贯乎已发未发”的说法,应该是因为如果至静之太极贯穿于动
静之中,那也就等于在动静之外别立一太极,从而将太极与动静分隔开来了。
综上所述,我们可以看到, “太极有动静”
这个讲法,是朱子关于理气动静问题的究竟说法。实际上,太极 “有”动静与我们前面所讨论的理必 “有”气,是相统一的。既然形而上之理,即使是无内在分别的太极,也有其固有的倾向,如太极就有实的意思,仁就有动和生的意思,义就有静和杀的意思,那么,这种固有的倾向就必然体现出某种气质层面的表现。理的气质层面的表现,就是气。天下没有不具气质性倾向的理,无 “孤露”之理。既然理必有气,气则在动静之中。所以,必然的结论就:理有动静。而这也就是朱子理气动静问题的最终结论。
参考文献:
[1] 朱熹. 近思录 [M].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1994.
[2] 二程集 [M]. 北京: 中华书局,1981.
[3] 朱子语类 [M]. 北京: 中华书局,1986.
[4] 赵金刚. 动静生生与理生气 [J]. 中国哲学史,2014(1).
[5] 陈来. 中国近世思 想 史 研 究 [M]. 北京: 商务印书馆,2003.
[6] 朱熹. 朱子全书 (第 13 册) ·太极图说解 [M].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
[7] 朱熹. 朱子全书 (第 13 册) [M].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
原文出处:《中国哲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