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8年5月，一支由德国艺术家组成的交响乐团访华演出，曲目为著名德国浪漫主义作曲家古斯塔夫·马勒的代表作品《大地之歌》。该作完成于1909年10月，首演于1911年11月20日的慕尼黑，其时马勒业已逝世。   

    89年后《大地之歌》的访华演出掀起了一场不小的波澜，那就是围绕该作品的创作基础中国唐诗而展开的一系列解译和确证工作。不言而喻，外国艺术家以中国为题材进行的创作本就不多，像马勒这样具体而直接引用的例子则就更少了。《大地之歌》共六个乐章，学者们一致认定第一乐章《尘世苦难的饮酒歌》源自李白的《悲歌行》;第四乐章《美人》亦出自李白之手，题为《采莲曲》;第五乐章《春天里的醉汉》则脱胎于李白的《春日醉起言志》;而第六乐章《告别》则是孟浩然《宿业师山房待丁大不至》和王维《送别》二诗拼合而成。六个乐章共用七首唐诗，问题的焦点集中在第二乐章和第三乐章之上，前者题为《寒秋孤影》，诗作者标明为TSCHANG TSI，后者《青春》作者署名为李太白，毫无疑问自然就是李白了，但无论从诗作的作者还是从诗意上都无法确认是哪首诗。在许多有关《大地之歌的欣赏辞典以及介绍性著述中，这两个乐章的唐诗歌词也被视为悬案而搁置。当时音乐会在座的国家副总理李岚清得知这一情况当即表示:“一定要尽快把德国艺术家演奏的两首唐诗搞清楚，一定。”由此，中西音乐文化交流史上的一场特殊意义的解译和确证工作拉开帷幕。截止本文完稿，第二乐章业已获得圆满破解，第三乐章依然众说纷纭，尚待进一步查证。以下对这一历时近三年的解译工作做一简要记述。  

    一

    1999年5月29日，《深圳商报·深圳周末》刊载了陈秉安先生的文章《谁能破译两首唐诗的密码》。该文追溯了1998年德国交响乐团访华演出成功，但第二、三乐章唐诗歌词无法破解的情况，详述了在李岚清副总理对此事的特别关怀下，著名诗词专家周笃文教授的解译结果。周教授认为《大地之歌》是诗词学中的“歌德巴赫猜想”，由于其内容的复杂和涉及面深广，无法破解。周教授自《大地之歌》乐谱前注得知马勒所引唐诗歌词来自汉斯·贝格的译本《中国之笛》，但该德文诗歌译著又转译自法国女作家戈谢的译本《玉书》和德国作家哈伊曼的译著。中间经过几次不同文学版本的翻译，其中任何一个环节出现误读，便会造成解译的无法进行。第二乐章《寒秋孤影》作者TSCHANG TSI，按照音译可能是唐朝诗人张继或张籍，还有可能是钱起。但通过查阅《全唐诗》，三人诗作中都没有类似《寒秋孤影》景象描写的作品。第三乐章《青春》，周教授则认为根本不是李白所作，不仅内容不符，而且《青春》的风格怪诞、离奇，与李太白超然、飘逸的诗风相去甚远，倒有几分李贺的味道，但查找李贺的诗作，也无下落。初战受挫，留给中国人一个备感遗憾的谜题，文末作者写道的“中国人，努力”，令人深思。该文向中国人发出了呼唤，经1999年6月22日《作家文摘》转载，影响面迅速扩大。  

    二

    1999年10月15日出版的《音乐爱好者》1999年第五期，上海音乐学院著名音乐学家钱仁康先生发表文章《试解< 大地之歌>中两首唐诗的疑案》，首先对陈秉安的文章作出回应。    钱仁康先生早在1983年与英国马勒研究专家米歇尔博士的通信中便考证过《大地之歌》二、三乐章。文中追忆了当时情形，并说明德国作家汉斯·贝特该《Hens Bethge, 1876-1946》《即前文汉斯·贝格》在其《中国之笛》《Die chinesesischeFlute》的后记中说明，他是根据海尔曼《Hans Heihnarm》《即前文的哈伊曼》的《中国抒情诗》《Chinesische Lyrik》、戈蒂埃《Judith Gautier》《即前文戈谢》的《玉书》《Le Livre de Jadel》和圣一德尼《Marquis d' Heivey,Saint-Denys》的《唐诗》《Poesies de L'epoque des Thang》来写《中国之笛》的。由于他的译笔非常自由，故而称“仿诗”。钱仁康先生的研究不仅进一步确认《大地之歌》唐诗歌词还有圣一德尼《唐诗》这一重要来源外，而且指出，第二乐章的唐诗《寒秋孤影》《Die Einame im Herbst》采自《中国之笛》中的同名诗，贝特该根据《玉书》中《秋夜》《 Lesoird' sutomne》仿制这首唐诗。对于《玉书》与《中国之笛》均注明的作者Tschang-Tsi，钱先生认为有可能是张继、张籍、张绮、章喝、常沂等人。根据《中国之笛》中收有三首张籍的作品，钱先生推断《寒秋孤影》应该也出自张籍之手，结果却没有找到相近的诗作。但比照之下，钱先生发现钱起的《效古秋夜长》的开头四句与《寒秋孤影》在诗意上颇为吻合，并说明贝特该将《效古秋夜长》的每一句唐诗译成四行德文诗，所以《寒秋孤影》共有16行。1983年8月5日，在于米歇尔博士的信中，钱仁康先生将这一考证结果告之，得到米的赞同，并在他的《古斯塔夫·马勒》第三卷《生与死的歌曲和交响曲》中应用了这一结果。 

    无独有偶。钱文发表不久，1999年12月23日，《光明日报·文艺副刊》，发表了总参三部研究人员任一平、陆震纶两位先生的文章《揭开马勒< 大地之歌》第二乐章唐诗之迷》，使第二乐章的唐诗歌词得到更进一步的认证。 

    任、陆两位先生以周笃文教授所谓“返回去”的方法，从各种译本人手，将查对范围尽最大可能缩小，进行分析性查证。经过研究、查考，任、陆两位先生将六首唐诗的流传轨迹逐一梳理清楚。   

    最早的版本是赫维·圣丹尼斯《即钱文中圣一德尼》的《唐诗》，出版于1862年，是第一次由法国人将唐诗译成法文。朱迪斯·戈谢《1845-1917》的法文版《玉书》初版于1867年，汉斯·海尔曼德文版《中国抒情诗》序言作于1905年，是在法文版《唐诗》和法文版《玉书》的基础上转译的。而汉斯·贝格的《中国之笛》则是根据德文版《中国抒情诗》、法文版《玉书》和法文版《唐诗》转译而成的。  

    任、陆二位先生对证诗歌标明的作者TschangTsi无论德文还是法文，参考书中作者的小传和注释，确认是张籍无疑，但查找无果。深人研究之下，发现《玉书》作者戈谢的翻译随意性很大.存在许多讹误，不仅将诗人的名字“钱”冠“张”戴，—《寒秋孤影》源自钱起《法文Tsien-Ki》《效古秋夜长》在《玉书》中题为《秋天的晚上》，却用了张籍《TchangTsi 》的名字，长达10句的《效古秋夜长》她也只译了前四句，而圣丹尼斯的《唐诗》不但全译了该诗，并且正确地归在钱起《TsierrKi》名下。同时，戈谢更将钱起诗第一句中的“秋汉”认为是河流.造成“秋汉飞玉霜”译为“秋天的蓝雾弥漫在河上”的谬误。任、陆先生文中指出该书其他几处错误，最后将5种版本的译文与钱起原诗进行对照，确证的结果与钱仁康先生1983年得出的结论相同。

    由此，《大地之歌》第二乐章《寒秋孤影》唐诗歌词获解，得到各方面专家的认同。

    三

    第三乐章的解译明显艰难于第二乐章，其中最大的问题在于写明“李太白”之作，却没有相近的诗作与之对应。整个查证过程中，李岚清副总理投注了深切的关心和支持，极大地推动了破译工作的进程，他专门组织各方面力量深入展开破解工作。目前对第三乐章破解意见总体共有三家。   

    其一:《青春》源于《宴陶家亭子》 钱仁康先生在《试解< 大地之歌>中两首唐诗的疑案》中还提出了自己对第三乐章《青春》的看法。在《中国之笛》中，该诗题作《陶亭》，著明原诗作者李白。贝特该根据《玉书》中的同名法文诗写成这首德文仿制的唐诗。在遍查李白诗歌无果的情况下，钱先生受到《陶亭》的启发，找到李白一首《宴陶家亭子》的诗作，其题目以及内容都与《陶亭》有关。钱仁康先生认为《玉书》作者一定把“陶家亭子”误解为“陶制的亭子”，故而译为“陶亭”或“瓷亭”。同时认为译诗并不拘泥于李白的原诗，而大加发挥，形容绿白陶瓷建成的凉亭似乎是“青轩秘晚霞”。最后三节描写水中倒影，则是从“池开照胆镜”一句生发出来的。因此他初步断定，《大地之歌》第三乐章的原诗是李白的《宴陶家亭子》。

    其二:《青春》源自《夏日陪司马武公与群贤宴姑孰亭序》1999年10月李岚清副总理致函中国驻法国大使馆，要求对《大地之歌》进行查证。1999年11月8日，中国驻法国大使馆昊建民先生在回复李岚清副总理责成该馆进行《大地之歌》破译工作的公文中，呈报了查核结果。该文件标题为《关于查核德国作曲家马勒交响乐中涉及唐诗的情况》，认为根据国内作者的最新研究成果，第二乐章是李白诗“古风第26首”和“长相思”部分诗句的组合，第三乐章则源自李白的文章《夏日陪司马武公与群贤宴姑孰亭序》。这一关于第二、三乐章的看法明显是根据国内作者秦晋的研究文章《马勒< 大地之歌>第二第三乐章试解》提出的，该文原载1999年10月21日《光明日报》第五版。关于第二乐章已有定论，自不必言，第三乐章则成一说。秦晋先生认为《青春》来源于李白的《夏日陪司马武公与群贤宴姑孰亭序》一文，二文第一均有水中亭子，第二都提到亭子的建筑形态，第三皆涉及横跨的桥，第四都讲到朋友在亭中聚会，第五聚会者衣着很华贵，第六二文在主题“饮酒畅叙，赋诗作乐”方面一致。   

    1999年11月30日，李岚清副总理致信中央音乐学院院长王次招教授。王次绍院长接到该信后考虑再三，将所有资料转至中央音乐学院著名音乐学家、翻译家廖辅叔先生手中，并请他立即开始破译。序先生即刻着手这一工作，写出《关于< 大地之歌》那两首唐诗的难题》一文做答，得出的观点与秦晋先生一致。文中廖先生认为钱仁康先生《宴陶家亭子》的观点论据的说服力似乎不够，仅可备一说。廖先生明确表示得出《青春》源于《姑孰亭》的结论是受到昊建民先生呈报李岚清副总理《关于查核德国作曲家马勒交响乐中涉及唐诗的情况》的启发，以此循迹而得。廖先生撰文时并未得到秦晋先生的文章，在作答文章中详细比较了译诗与《姑孰亭》二文的大量相似之处，与秦晋先生的比较结论大同小异。同时指出外国人翻译中国诗歌往往望文生义的弊病，从而进一步确证《青春》与《姑孰亭》的联系。此为第二种观点。   

    其三:《青春》源于《清平调三章》题注。任一平、陆震纶先生在发表确证第二乐章的文章之后，继续研究第三乐章的疑题，与杨文科先生共同撰写《探寻马勒< 大地之歌>第三乐章唐诗之源》的论文。该文继续第二乐章确证的“返回去”方法，深人研究《青春》译诗的直接来源，根据马勒的《青春》源于戈谢的《琉璃亭》这一前提，查证出瓷亭是戈谢的创造。再于《琉璃亭》一诗的主题为饮酒赋诗，与酒的关系很密切，以此为查找的出发点，发现《清平调三首》的题注与《琉璃亭》的主题甚相吻合。文章在分析引文的基础上，将译诗与题注进行了详细的比较，认定戈谢将《清平调三首》题注改写成一首署名为李白的诗，这就是《琉璃亭》。    笔者曾与任一平先生电话联系，询问作为直接译诗来源的戈谢《玉书》中是否也收有《宴陶家亭子》和《姑孰亭》，得到的回答是否定的。此为第三种观点。

    四

    1999年12月28日，周笃文先生与洪允息先生在《人民日报》《海外版》发表文章，题为《《青春>，一首扑朔迷离的仿唐诗—关于“世纪之谜的续解》，回顾了一段时间里各方面破解的情况，同时表明了自己不赞同《姑孰亭》和《宴陶家亭子》这两个观点，认为前者本为序文，与诗歌在文章学上的区别很大，同时与诗中所描绘的小亭也不属一类;后者则与诗中的情境相去太远，大相径庭。笔者与任一平先生联系中得知，周笃文先生对《清平调三首》题注的看法未置可否，只是认定《瓷亭》完全是戈谢兴致所至的仿作。五    2000年3月23日，钱仁康教授于《光明日报》发表文章《< 大地之歌》唐诗谜十七年前已解疑》。文中钱先生回顾了自己发表于1983年12月5日刊登在《解放军歌曲》上的《马勒的《大地之歌>与唐诗》一文，陈明这一史实。 

    2000年4月25日，任一平和陆震伦先生对钱仁康教授3月23日文章做出回应，写出《“初步肯定”不等于“确证”》一文。文中任、陆二先生对钱仁康教授先后不同时期发表的文章进行了对照，其中参阅了1983年11月刊登于《解放军歌曲》中的另一篇相关内容的文章《中国古诗与外国歌曲》，进一步提出自己的观点，认为应该尊重历史，对第三首诗作的解译工作仍需努力。2000年12月14日，由中央音乐学院、北京大学和中国音乐家协会理论委员会联合举办的“马勒《大地之歌》唐诗歌词解译及作品评价研讨会”在中央音乐学院召开。本次研讨会得到李岚清副总理的特别关怀，参与和关注这一课题的30余位专家学者基本到会，近20余位专家发言，可谓近三年来研究成果之集大成。各位专家在歌词解译的原有基础上，不仅提出了进一步的研究观点，同时，还对作品的音乐价值和文化内涵进行了更为深入广泛的讨论。   

    研讨会由两部分组成，中央音乐学院博士研究生毕明辉首先对近三年来学者的研究成果作了综述报告。第一部分唐诗歌词解译:钱仁康先生委托上海音乐出版社樊愉先生代表自己到会宣读了《< “初步肯定”不等于“确证”>读后感》和《我对《大地之歌>第三乐章歌词来源的看法》二文，通过比较《陶亭》和《宴陶家亭子》二诗的诗题和内容，认为《陶亭》是一首离题不远的“仿诗”，《宴姑孰亭序》和《清平调》不可能是《陶亭》的原作。周笃文先生由《大地之歌》作为中西文化成功对话的历史意义谈起，依然认为是戈谢的仿作。廖辅叔先生对原有文章进行了补充，认为外国人尽管对中文存在望文生义的问题，但对中文字词的严格对应翻译还是相当准确、甚至是精确的，《陶亭》不可能被理解为是陶家的亭子，而只可能是陶制的亭子。秦晋先生则提出不应该人为设障，中文诗与文在文体方面的区别对外国人而言不可能像中国人那样的径渭分明，因此完全有可能由文生诗。任一平先生的论文《《玉书》—中西文化交流史上的一本奇书》，全面考察了《玉书》作者戈谢其人、其书，以详实的例证说明其译诗的真实情况。陆震纶先生怪丹尼斯法译< 唐诗>—考证马勒< 大地之歌>唐诗的可靠证据》一文，追溯了马勒《大地之歌》唐诗歌词的最早来源，指出圣丹尼斯《唐诗》是解译歌词更为有力的佐证。北京大学中文系葛晓音教授就戈谢译诗的随意性特点，提出白居易《裴侍中晋公以集贤亭即事诗二十六韵见赠·。·…》包含了《青春》一诗的基本意象的新观点，并且认为《青春》是戈谢拟作的可能也不大。曾协助任一平、陆震纶先生进行查证的“国学网”网主尹小林先生到会演示了《全唐诗》检索系统在《大地之歌》解译查证过程中的应用。吉林省委宣传部副部长张福有先生提出对研究现状的看法，认为目前焦点集中在是原作还是仿作，是诗还是文}，建议应该将这一有意义的工作深人下去

    第二部分:《大地之歌》音乐文化内涵及评价。北京大学严宝瑜先生对此课题写有两篇论文:< 马勒《大地之歌>德文歌词汉译以及与原唐诗的比较》《《中央音乐学院学报》2000年第3期》和《是“世纪末情绪”还是唐诗意境?》《《音乐研究》2000年第2期》，对该作的音乐内涵提出自己的看法，认为马勒选用中国唐诗并未真实反映其诗歌本身的意境，是一种文化“误读”，所反映的是马勒所处的上个世纪末特有的“世纪末情绪”，是一种资产阶级的没落情绪。中国音乐学院李秀军副教授对其音乐特点和思想内涵进行了一定分析。中央音乐学院音乐学系余志刚副教授对《大地之歌》音乐研究的国内外现状做一综述，认为马勒《大地之歌》中选用唐诗歌词出现的“误读”恰恰正是其作品的价值所在。黄晓和教授认为应该更为客观地评价这一名作。于润洋教授的发言认为对于马勒《大地之歌》的研究实际是一个世界范围的研究课题，日本早在80年代出版的多卷本《西洋名曲解说》，便明确指出第二乐章源于钱起《效古秋夜长》，原书使用了“定说”一词，因此不应简单地认为对唐诗歌词解译是中国人的创举;但对于第三乐章的解译则只有中国人有此能力，我们应该通力合作，力争查找出原作;就其作品本身的艺术价值而言，于先生明确认为这是马勒最深刻和最个人内心体验的作品之一，颓废的“世纪末”情结是当时的一股艺术思潮，马勒作为当时人不可避免地会受到些许影响，但《大地之歌》所反映的更是他对人生的不幸、爱情的坎坷、自然的热爱和对一切美好事物的深情留恋等等的真实体验。我们只有全面地理解马勒的人，才能理解他的音乐，这对丰富人的情感体验很有帮助。蔡仲德教授认为作为中西文化交流的特殊成果，马勒《大地之歌》的问世，其社会文化环境和创作背景是耐人寻味的，作为中国人，对这一现象应该投以关注。  

    中央音乐学院音乐学研究所所长张前教授主持该会，认为本次研讨会不仅是成功的，学者们在活跃的氛围中提出各自不同的观点，体现了“百家争鸣”的学术精神，而且可以说取得了阶段的成果，我们应继续努力，早日解译第三乐章的歌词。中央音乐学院院长王次沼教授致辞，回顾了李岚清副总理对《大地之歌》唐诗歌词解译工作的关心和支持，表示会以中央音乐学院为核心，联系各方力量，将研究进一步深人下去，尽快解译第三乐章的谜题。本次研讨会是中国人对近100年前西方音乐家接受中国文化的成功回应，有关《大地之歌》研究情况的论文将结集出版，作为阶段性的成果，贡献社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