观象授时与文明的诞生

 

作者：冯时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 发布时间：2016-10-28 23:25 访问次数:271

 

        中国传统文明观的首要义涵乃在于对古代制度及宇宙观的建立，准确地说，古人定义文明并不特别注重他们创造的物质文明成果，至少不以其作为阐释文明的第一要素。物质文明所展现的技术进步事实上是为政治与宗教服务的，而与物质文明的创造相比，先民早期知识体系、礼仪制度与思想观念的形成则在根本上体现着人类摆脱野蛮状态最重要的标志，成为界定文明诞生的真正标准。很明显，由于人类文明的历史是由精神文明与物质文明共同构成的，因此，以重建古代历史为己任的考古学研究不可能也不应该忽略对古代制度与形上思想的探索。

 

        人类知识体系的形成根植于三种最古老的科学，即天文学、数学和力学。这三种科学之所以古老，原因就在于其直接服务于先民的生产和生活。如果说力学的产生是人类为从事农业生产而适应定居生活的需要的话，那么天文学则是作为农业生产的基础而存在的。当先民摆脱了原始的采集狩猎经济，而以人工栽培农业的生产方式为氏族提供有保障的食物来源的时候，天文学就应运而生了。众所周知，气候条件对于农业的起源具有直接的影响，这意味着原始农业一定首先发生在寒暑季节变化分明的纬度地区，而在这样的地区从事农耕生产，一年中真正适合播种和收获的时间非常有限，有时甚至只有短短几天，显然，了解并掌握时间——农时——对农作的丰歉至为关键。因此就农业的起源而言，古人对于时间的认识已成为其不可或缺的首要前提。事实上，没有古人对时间的掌握便不会有人工栽培农业的出现，我们不能想象，一个对时间茫然无知的民族可以创造出发达的农业文明，这种情况是根本不可能发生的。而对早期先民而言，解决时间问题的唯一方法只能到天上去寻找，这个工作就是观象授时。显然，原始农业时间服务的需要促使天文学最早发展了起来。

 

        为解决农业生产所遇到的时间问题，粗略地仰观天象显然毫无意义，人们需要将对星象的观测尽量精确，通过了解星象的运行周期以建立时间的周期。在这个使星象观测逐渐精确化的过程中，数学知识及相应的计算工作必须被引入，从而使数学作为早期天文学不可分割的部分同时得到了发展。中国古人素以天数不分，正是基于这样的传统。

 

        在人类创造的三大古典科学之中，天文学不仅出现最早，而且具有特殊的价值。如果说这三大古典科学构筑了人类知识体系的基础的话，那么天文学则不仅是这一知识体系的核心，而且更成为古代制度与思想之渊薮。尽管探索天象的初衷只是为农业生产提供准确的时间服务，但随着人类文明的进步，天文学则对中国古代文明与传统文化的形成产生了深刻影响。具体地说，天文学不仅是古人赖以建立时空体系的重要手段，而且直接促进了传统政治观、宗教观、祭祀观、礼仪制度、哲学观与科学观的形成，这些观念在构建中国传统文化核心内涵的同时，也形成了独具特色的传统宇宙观，体现了古人对于天、地、人相互关系的深刻思考。这意味着如果我们探求中国文化，就不能不首先研究作为这一文化背景的天文学及宇宙观。事实上，如果我们不了解古代的天文学以及相应的宇宙观，我们就无法从根本上把握文明诞生和发展的脉络。显然，天文学作为中国传统文明之源的事实相当清楚。

 

        一  “文明”考原

 

        何谓文明，澄清这一问题对正确认识中国文化及宇宙观非常重要。文明的诞生源自先民对于天人关系的独特理解，体现了天文作为文明之源的固有思考。《易·乾·文言》云：

 

        见龙在田，天下文明。

 

      “见龙在田”为《乾》卦之九二爻辞。孔颖达《正义》：“阳气在田，始生万物，故天下有文章而光明也。”龙本为上古时代观象授时的重要星象，其由二十八宿东宫七宿中的六宿所组成。每当黄昏日没后苍龙之角宿初现于东方的时候，这一天象便被称为“见龙在田”。古人又以东方属阳，故龙星自东方地平线上升起的天象也就是所谓“阳气在田”，而传统则以阳气主生，所以初民根据龙星东升天象的观测以行农事，便会“始生万物”而享有丰年，终致天下有文章而光明。很明显，天文作为文明之源的思想于此表述得清楚而明确。

 

        “天下有文章而光明”的思想，其本质所强调的实为人文之彰著，这里的“文”也就是“文明”之“文”。先民对于“文”的推崇反映了一种根深蒂固的文化思考与文明传统。商周古文字的“文”本作“

        ”，象人形而特彰明其心，所以“文”的原始内涵实相对于“质”，如果说“质”的思想乃在表现人天生所具有的动物的本能，那么“文”显然已是经德养之后所表现的文雅，这种通过内心修养所获得的文雅自然是对初民本能之质的修饰，这种修养的文雅由内而外，以德容的形式彰显出来，这便是古人所称的“文明”的本义。 

 

        传统的文明观念其实体现的是初民经过内心的德行修养而表现出的文德，从而将人从以质为本能的动物世界中分离出来的精神追求，所以“文明”之“文”的义涵就是文德。这种文质思想后来被儒家哲学所继承，而在传统的礼仪制度中则更多地以文武的思想加以阐释。当然，不论文、质相对还是文、武相对，“文”所具有的文德的本义都是明确的。

 

        文德修养不足，自然不可能彰明显著，于是文德之修养又关系到另一个重要观念——郁。“文明”之“文”于《说文》别作两字，一作“文”，训为错画；一作“彣”，训为㦽。许慎的这种做法实不可取，“文”训错画实际乃是其本训㦽的引申。显然，“文”、“彣”本为一字，唯作“文”。春秋以前的古文字有“文”而无“彣”，知“彣”字为后起，是为明证。《说文•有部》：“㦽，有文章也。从有，声。”段注本改“文章”作“彣彰”，并云：“㦽古多叚彧字为之。彧者之隶变。今本《论语》‘郁郁乎文哉’，古多作彧彧。是以苟彧字文若，《宋书》王彧字景文。《大戴•公冠篇》‘遵并大道邠或’，邠或即彬彧，谓彬彬彧彧也。《小雅》‘黍稷彧彧’，《传》云：‘彧彧，茂盛皃。’即有彣彰之义之引申也”。“㦽”今通作“郁”，其本义即为文德彰明。《论语•八佾》引孔子曰：“周监于二代，郁郁乎文哉！吾从周。”既见文盛德厚则可彰明的思想。《礼记•表记》引孔子曰：“虞、夏之质，殷、周之文，至矣。虞、夏之文不胜其质，殷、周之质不胜其文。”朱彬《训纂》引方性夫曰：“加乎虞、夏之质，则为上古之洪荒；加乎殷、周之文，则为后世之虚华。”虞、夏近古，其民始修文德而未郁，故文不掩其质。

 

        人何以需要修养文德？因为人必须要与动物相区别，这一点在后世的儒家思想中反复被强调。然而最早的文德是什么？先民根据怎样的标准建立并规范人类的文德？他们又从观象授时的活动中体会出怎样的朴素德行的认知呢？这些思考充分体现了古人对于天人关系的理解。 

 

        观象授时的活动使先民首先完成了对时间与空间的规划，而人们对时间的认识则是通过对主授农时的标准星象的运行变化实现的，这个标准星象就是东宫苍龙星象以及位于其中心部位的大火。初民视龙星及大火之昏见以建时，久之而不爽，从而形成时间为信的思想，并由此产生了以信为德的观念。《礼记•乐记》：“天则不言而信。”即此之谓。显然，诚信思想是先民从对时间的观测与规划中感悟并懂得的，人们与时间虽无约守，但其每每如期而至，从无差误，初民据此指导农业生产，致屡获丰稔，故时间便具有了诚信不欺的鲜明特点。郭店楚竹书《忠信之道》云：“至信如时，必至而不结。”讲的就是这个道理。先民以测影计时之圭为瑞信之物，也体现了同样的思考。而古代盟誓将约守诚信之盟辞书写于玉圭，或又以圭臬赠与妇人以显妇德之忠信，也都是这一思想的反映。事实上，西周金文所见时人之道德观正体现为信与孝，而信更是构建孝信之德的基础。事实上，在原始思维的背景下，“至信如时”的思想必然蕴育出时间乃由神灵所司掌的朴素认识，而由此产生的信的本质内涵也一定体现为人神之间的诚信约守。显然，信的思想不仅源于远古的观象授时活动，而且集中体现了中国传统道德观的核心价值。这便是“见龙在田”与“天下文明”所呈现的因果脉络。

 

        以信实为德而构成文明的本质内涵，这种思想在早期文献中反映得非常清楚。《尚书•舜典》云：

 

        曰若稽古帝舜，曰重华，协于帝。濬哲文明，温恭允塞。玄德升闻，乃命以位。

 

        伪孔《传》：“濬，深；哲，智。舜有深智，文明温恭之德，信允塞上下。”孔颖达《正义》：“舜有深智，言其智之深，所知不浅近也。经纬天地曰文，照临四方曰明。既有深远之智，又有文明温恭之德，信能充实上下也。”所论未逮本义。实“温恭允塞”四字同在阐释文明之德的基本内涵。“温”，德容也。《诗•秦风•小戎》：“言念君子，温其如玉。”《论语•季氏》：“君子有九思，……色思温。”是以“温”即德容，其犹《诗》以修德之善之作称“颂”，“颂”也德容之谓。“恭”，敬肃也。《礼记•曲礼上》：“是以君子恭敬撙节退让以明礼。”孔颖达《正义》引何胤曰：“在貌为恭，在心为敬。”“允”，诚信也。《尚书•尧典》：“允恭克让。”伪孔《传》：“允，信也。”伪《古文尚书•太甲上》：“克终允德。”蔡沈《集传》：“允，信也。”《左传•文公十八年》：“明允笃诚。”杜预《集解》：“允，信也。”“塞”，诚实也。《诗•邶风•燕燕》：“仲氏任只，其心塞渊。”孔颖达《正义》：“其心诚实而深远。”《孟子•公孙丑上》：“以直养而无害，则塞于天地之间。”《诗•大雅•常武》：“王猶允塞。”郑玄《笺》：“允，信也。尚守信自实满。”王先谦《诗三家义集疏》：“言王道诚信充实。”知经文实言舜有温恭允塞之德。《尚书•皋陶谟》论九德而有“愿而恭，直而温，刚而塞”，伪孔《传》解云“愨愿而恭恪，行正直而气温和，刚断而实塞”，实“塞”即“允塞”，乃言诚实。此与《舜典》所论正合。

 

        德的观念的产生源自于观象，这一思想根深蒂固。《易•大有•彖》云

 

        其德刚健而文明，应乎天而时行，是以元亨。

 

        又《象》云：

 

        火在天上，大有，君子以遏恶扬善，顺天休命。

 

        王弼《注》：“德应于天则行，不失时矣。”尚不失本义。文明来源于古人对天象的掌握，观象以知时，则文德渐成。天行健而不止，故德刚健而不息，其文彰著，遂有享大祀——元亨——之位。“火在天上”之“火”即为大火星，乃位于苍龙星象中心的授时主星心宿二。古人观火星以授时而“大有”，“其德刚健而文明”亦“大有”而享祀，皆所谓“顺天休命”，故上九爻辞言“自天祐之”。文明源自天文，于此表述得同样明晰。

 

        人类以修养文德而彰明，而社会则得有制度的建设而彰明，事实上，文德与制度的形成皆有赖于一个根本工作，这就是观象授时。“见龙在田”所呈现的是苍龙星象的起始宿角宿昏见于东方地平之上的天象，这既是新的农作周期开始的标志，当然也体现着先民对于空间与时间的规划。事实上，人类知识体系的形成是从他们对空间与时间有意识地规划开始的，而在时空体系完善的基础之上，一切人文制度及形上思想才可能最终建立。《礼记•大传》云：

 

        立权度量，考文章，改正朔，易服色，殊徽号，异器械，别衣服。此其所得与民变革者也。

 

        郑玄《注》：“文章，礼法也。”即以“文章”所言为礼仪制度。《左传•隐公五年》云：

 

        昭文章，明贵贱，辨等列，顺少长，习威仪也。

 

        杜预《集解》谓“文章”曰：“车服旌旗。”皆以文章为礼仪典章，其属人文制度自明。人文制度包括一系列的礼乐制度与典章制度，这不仅是人类社会区别于动物世界的重要标志，而且也同德行观念的推行一样，是维系社会正常秩序的根本保证，故光大昭明，可见其与野蛮的不同。

 

        毋庸置疑，中国古人对文明的阐释充分体现了中国文化的独有特点，其所强调的其实是“文”字所具有的形上思想与制度义涵，而相关思想与制度的形成则直接导源于观象授时以及先民对于天人关系的思考。物质的创造尽管可以满足先民生活的需要，但以器载道，借器物以完成思想的表达及制度的昭明才是他们追求的根本目的。很明显，基于天文作为文明之源的事实，对于早期文明与文明史的研究而言，仅仅关注物质文明而忽略上古形上思想与礼仪制度的探索是极不全面的，忽略对上古天文学与宇宙观的探索同样也难中肯綮。

 

        二  “文化”考原

 

        中国古代天文与人文的关系问题始终是中国文化的根本问题，先民对这一问题的思考和论述精审而深刻。《易•贲•彖》云：

 

        刚柔交错，天文也。文明以止，人文也。关乎天文，以察时变。关乎人文，以化成天下。

 

       王弼《注》：“观天之文则时变可知也，观人之文则化成可为也。”“文明”之“文”所体现的由人之心斋而致文雅，到社会制度的完善而有秩序，都呈现出郁郁乎文的彰著。这使“文”具有了㦽文的本训。人有文德则德容昭显，其犹以文绘饰之而掩其质；社会有制度礼仪则秩序井然，其犹以文绘饰而掩其野。

 

        故“文”又引申有错画之训，此即《彖传》所谓“天文”、“人文”之义。对天之绘饰错画即为天文，其本指天上由不同星辰所组成的图像；而对人类社会之绘饰错画则为人文，所指乃人之形上思想与社会制度。孔颖达《正义》：“言圣人观察人文，则《诗》、《书》、《礼》、《乐》之谓，当法此教而化成天下也。”所论虽不全面，然尚得人文之旨。

 

        “刚柔交错”意即阴阳迭运，其所描述的是天文星象的回天变化。星象之运行时刻在变，或东升西落，或天渊两别，这种星象运行的位置变化不仅可以象征阴阳的变化，同时更预示着时间的变化。古人以“刚柔”表述阴阳，既有时间的意义，也有空间的意义，而天象的特征乃在于变，这一点恰好可以借助阴阳思想而加以表现。故先民观测天象，其目的即重在掌握其变化规律，唯知其变，时间系统才可能建立。而与随时变化的天象不同，“文明以止”之“止”则在强调思想与制度的相对不变。如果说变是天象的基本特征，那么因人文制度与思想观念重在传承，其所表现的必然是恒守不移的不变传统。因此对于制度与思想而言，古人更怕其变，而希望其不变，如此才能完成对人类创造的一切知识、思想与制度的有序继承。天文不变则无以知时，人文若变则无以成传统。《易传》以变与不变的对比，准确地阐释了天文与人文的本质特征，这对客观理解上古文明是极为重要的。显然，先民求天文之变以建立时间，求人文之不变以形成传统，这些思想既体现了天文作为文明之源的思考，也揭示了天文与人文的本质内涵。

 

        源于天文的人文制度与思想的形成，由于其内涵不同于天文所具有的时间意义，而重在强调人及社会之郁文，因此其作用则在于“化成天下”。这里的“化”意即以文明或人文教化，实际也就是以文治化，这当然涉及了古人对“文化”的理解。

 

        《说文•匕部》：“化，教行也。”古文字“化”作“

       ”，字象正逆二人之形。二人正逆的不同姿态并不是没有意义的，古人素有以人之正逆形象喻指德行高下之传统。如“文”字本作人正面站立而明见其心之形，是“文”有文德、文雅之义，而德以正德最善，雅也同有雅正之义。周人以文王之德至纯，而西周康王世之大盂鼎铭恰述文王之德为正德。《左传•文公七年》：“义而行之谓德礼。”杜预《集解》：“德，正德也。”而《毛诗大序》训“雅”为正，也在强调《雅》诗的德教作用。又如“大”字本作“

        ”，象人正立之形，而将“大”字倒之为“

        ”，则又是“逆”之本字。古人习以“逆”喻指无德之人，故乏德者称“逆子”、“逆民”，乱礼窃国者称“逆贼”、“逆竖”，结伙作恶者称“逆党”、“逆藩”、“逆臣”，皆以人之反形以喻无德。而将逆形之人正之，则又习指德高者，故于有德之人称“正人”、“正士”，有德之臣称“正臣”，有德之君子称“正人君子”。以此观之，则知“化”字本义是以逆形之人喻指未经教化之逆子逆民，而逆子经教化必由反而正，自成有德之君子，故又以正形之人象之。显然，“化”字的本义即在阐释教化的作用，其目的就是通过文德教化而使逆人为正。《礼记•乐记》云： 

 

        是故先王之制礼乐也，非以极口腹耳目之欲也，将以教民平好恶而反人道之正也。；……是故君子反情以和其志，比类以成其行。姦声乱色不留聪明，淫乐慝礼不接心术，惰慢邪辟之气不设于身体，使耳目鼻口心知百体皆由顺正以行其义。

 

        即在强调人之身体与思想都须以顺正之方向行乎道德，这便是“化”字以正人之象以喻德化的本旨。《荀子•正论》：“尧、舜，至天下之善教化者也，南面而听天下，生民之属莫不振动从服以化顺之。”同样表达了教化以顺正的思想。德化实在于端正人心，端正之心即为化成以正人。故“化”字所体现的文治教化的本义极为鲜明。而《易传》以人文化成天下，表述的正是这一思想。

 

        准此可知，古人所谓之文化同文明一样，也不是指人类技术的进步与物质的丰足，而在强调文德教化之尚德追求。《说苑•指武》：“圣人之治天下也，先文德而后武力。凡武之兴，为不服也，文化不改，然后加诛。夫下愚不移，纯德之所不能化，而后武力加焉。”所言“文化”本即以文德教化为义甚明。《文选•束广微补亡诗由仪》：“文化内辑，武功外悠。”李善《注》：“言以文化辑和于内，用武德加于外远也。”其以文化与武功相对，以文德与武德并举，以内和以外远互称，皆明文化本即以文德治化于心，此文明、文治之谓也。

 

        三 中国原始文明的基本内涵

 

        中国的传统文明体现着一种独具特色的宇宙观。我们所说的广义的宇宙观是指中国古代先民对于天、地、人之间相互关系的独特思考，这种思考虽然源出于一种最朴素的观象活动，但却是以古人对于时空的规划、政治制度与宗教观念的形成、祭祀及典章制度的完善，以及哲学思辨与科学证认的形式呈现的，显示出天文对于人文的深刻影响。

 

        东西方文明的本质差异即在于两种宇宙观的不同。中国传统的宇宙观博大而包容，和而不同，这个特点不仅来自于古人对于天人关系的认识，而且也造就了独具特色的传统文明。很明显，对中国上古文明的研究不可以抛弃其赖以建立的宇宙观背景。

        中国原始文明的诞生是从初民有意识地对空间与时间的规划开始的，事实上在他们创造出独具特色的时空知识体系的同时，也完成了对时空关系的思考，而时空体系的建立以及时空关系的思考都必须基于相应的天文观测才可能完成。中国传统的时空关系表现为空间决定时间，这不仅意味着辨方正位成为一切用事的基础，从而决定了古人对于子午线的重视以及诸如都邑、茔域等的方正布局，而且对于传统文化中有关时空问题的理解，也都需要首先建立这种时空关系的背景。先民通过对时空的规划建立起一整套有关空间、时间的基本概念及表现形式，而且将时空体系与阴阳哲学彼此结合，建构了独具特色的文化传统。

        阴阳的思辨虽然是对万物生养原因的哲学解释，但其本质却同观象授时的工作一样重在祈生，这使以观象为基础的时间体系成为表述阴阳的最理想的形式，从而形成传统的阴阳合历以及以阴阳为核心的时空传统与原始宗教传统。

        空间方位的精确辨正显然得益于槷表的发明，这种天文仪器的出现成为天文观测精确化的必然结果。在中国传统的五方观念中，中的位置不仅是立表的位置，而且在早期文明社会，立表的活动由于被统治者所垄断，从而导致时空体系、政治制度与宗教思想的结合，使居中而治的传统政治观逐渐形成。

 

        上古王权的基础当然在于对观象授时的掌握，由此则逐渐发展出君权天授的政治思想。因此根据传统的政治观，人君治民实受天命而为，故其配帝在下，所居之位也必依近于天。《逸周书·度邑》言武王治民作邑“其惟依天”，何尊谓武王定天保而直告于天，且宅中域以乂民，都体现了这一根本思想。古人以为，授命之帝居于天之中央——北极，则人王若要依天而立政，就必须居于地之中央。故王庭的选建首先就要解决以圭表求测地中的问题，从而形成以地中为中心的中域、中土、中国、中原的政治地理概念，以及相应的居中而治的传统政治观。

 

        《论语·尧曰》：“天之历数在尔躬，允执其中。”即是这种观念的反映。

 

        王庭选建于天地之中意味着建筑于观象授时基础上的政教合一的王权具有了政治和宗教上的合法性，所以，居于中央的王庭对四方的统治必须通过于王庭所在的内服周围分封诸侯而实现。外服诸侯所建立的实体为“国”，而由王庭及其所统御的侯国所形成的内外服政治实体则称为“邦”，国对于中央王庭首先具有的就是拱卫的义务，同时通过贡纳的形式以表现其对王庭的臣服。西周大盂鼎称武王嗣文王之业而“作邦”，即此之谓。而外服侯国以外的“方”则对王庭时叛时服，所以王所巡守之邦本及四国——四方之诸侯国，形成早期家天下王朝的基本政治格局。而王更以耀德使四方荒服之“方”归附宾服，形成更广大的内外服政治实体。西周昭王世之作册令方彝铭云周舍命于“三事四方”，即是这种政治格局的真实反映。

 

        由立表测影而产生的“中”的观念事实上包括三方面的内涵。其一，因立表测定空间方位所获得的“中”具有“中央”的内涵，这是居中而治的传统政治观的基础，对中国传统政治制度及都邑制度的形成具有深刻的影响。其二，立表测影的工作必须以校正表的垂直为前提，由此获得的“中”则具有“中正”的内涵，从而直接影响着“中庸”哲学观的形成。其三，表所居的位置在中央，其又以中正的状态呈现，这个位置显然是最为和谐且不偏不倚的，由此又引申出“中和”的内涵，从而使“中”最终具有了阴阳哲学的义涵。

 

        由于观象授时的工作始终为统治者所垄断，这使天文学从其诞生的那天起即具有了强烈的政治倾向。很明显，在生产力水平相当低下的远古社会，如果有人通过自己的智慧与实践掌握了在多数人看来神秘莫测的天象规律，并通过敬授人时维系着氏族的生存，那么这种知识本身也就具有了权力的意义。事实上，当观象授时作为王权政治的基础存在的时候，人王的权力源于天授的认知便自然产生了。基于这样的认知，至上神上帝开始被创造，帝廷组织得以建构，帝与人王的直接血缘关系得到确认，以祖配天的观念由此形成，进而对天地、天象、祖先、社稷的祭祀及相应的典章制度与礼器制度，以及有关阴阳、刑德的哲学思考相伴而出现。不仅如此，政治观的形成必须创造出王权的象征形象，而龙星以其授时主星的地位具有了这种资格。畿服的规划与王庭的建制必须体现出尊卑的差异，古人对于时空的认识最终解决了这个问题。人居于天地之间如何才能合于天地之道而永续恒久，这种思考使先民选择了顺时施政的用事法则。而宗教观的建立则又需要首先确定上帝的居所以及帝与人王的关系，于是有关天极、极星、璇玑的认识相继完成，而在确立帝作为天子嫡系祖先的同时，也创造出了帝的世俗形象。显然，天文学不仅导致了君权神授、天命观念的形成，而且直接关系到原始宗教观、古代祭祀制度及礼仪制度的建立。而就古典哲学而言，如果说儒家哲学的天命、中庸、道德等核心思想乃是对传统宇宙观的继承的话，那么道家的思辨哲学简直就是借助天文学的研究完成的。

 

        天文学既是原始文明的来源，当然也是原始科学的来源，古代科学观的内涵不仅包括科学知识与研究方法，而且更有支撑这一体系的科学思想。前者的建立必须通过天文学与数学的进步才能得以实现，而科学思想则与相应的哲学思想息息相关，成为传统宇宙观中颇具特色的部分。

 

        中国古代文明是人类历史上天文学发端最早的古老文明，这意味着文明的起源与天文学的起源实际处于同一时期，而天文学所构筑的文明基石以典章制度与形上观念为特征，这是人类摆脱野蛮和蒙昧状态而真正具有社会意义最重要的标志。显然，天文学并不能仅仅被纳入科学的范畴，它既创造了文明，也是人们探索原始文明的途径。事实上在早期文明社会，文化与科学是难以割裂的，人们对待科学的态度也就决定了他们对待文明的态度，这是我们在研究中国文明史的时候需要特别加以关注的。

 

       （原文刊于《南方文物》2016年第1期 本文省去注释部分，查看全文请点击下载）

 

本文转载自：南方文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