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旺宗 :东汉士人的隐逸情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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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汉士人的隐逸情结

 

作者:吴旺宗 发布时间:2012-09-18 10:09 访问次数:1836

 

        归隐泉林,不仕于时,历来被认为是不遇之士人高尚其志的一种生存方式。在东汉士人社会之中,也一直存在着一种“以不仕为德高”隐逸情结,所谓“不事王侯,高尚其事”,正是说士人的去就之节。虽然按照儒家的说法,“邦有道,贫且贱焉,耻也”,士人君子在清平之世也有为君主和朝廷推行教化之职责。然而,自王莽居摄之时开始,儒家士人去就之情结,就一直萦绕在士人之心灵深处。在东汉士人看来,“志意修则骄富贵,道义重则轻王公”,只有“国君不得而臣,诸侯不得而友”,不臣于天子、诸侯,才能保持道德人格的独立;苦身修行,致力于砥砺自己的道德修养,才是令人敬仰的清节。而为了利禄汲汲于仕进的士人是失德和丧节的,令人鄙弃。

        王良出仕于光武之朝,其少习《夏侯尚书》,是一个典型的儒士,王莽时曾隐居不仕,光武时受大司马吴汉征辟,历任谏议大夫、太中大夫、司徒司直,此人在位恭俭,其官箴堪称为官者之典范。然而在他拜访友人时,却被拒之门外。据《后汉书》本传载:“(王良)后以病归。一岁复征,至荥阳,疾笃不任进道,乃过其友人。友人不肯见,曰:‘不有忠言奇谋而取大位,何其往来屑屑不惮烦也?’遂拒之。良惭,自后连征,辄称病。诏以玄纁聘之,遂不应。”在王良的友人看来,王良不能息心于泉林,奔走于仕宦之间,居其位而没有大的作为,于士节已是有亏。而王良自己也认为自己的作为不符合士人节操,于是惭而归家称病,最终卒于家中,再未应朝廷召聘。或许王良认为只有这样才能弥补自己已经“亏损”的士节,扭转自己在士林中的形象,也使自己能够不再抱愧重归士林。从这里,我们深切地看到,在东汉士人观念之中,出仕的士人无论在任期间其有如何优良的官德,于士节上,已是逊于不仕者一筹。

        在东汉士人的道德评判标准中,仕与隐是相互乖离的道德取向,如果单纯从道德意义上考虑,隐而授道,旌善兴化,被认为是守志,是具有“清行高节”,相反,对官宦之途中的士人,多被讥讽为怀禄耽宠,因而在一定意义上,隐比仕有更高的道德价值。所以在崔篆劝孔子建一同出仕时,孔子建断然拒绝,说:“吾有布衣之心,子有衮冕之志,各从所好,不亦善乎。道既乖矣,请从此辞。”像孔子建一样极端看重隐逸这种“清行高节”的东汉士人,往往把入仕仅仅当作尽士人之孝节、获取生计奉养老母的工具而已,而决不是将仕宦作为实现自己人生价值的手段,在完成奉养这个任务以后,他们多是迅速地脱离官场,毫不流连。譬如周磐,作为没落的贵族子弟(其祖父曾为天水太守),少游京师学习儒家经书,好礼有行,诸儒宗之。因为家庭贫困,“居贫养母,俭薄不充”,深以老母迫近饥寒为忧,“乃解韦带,就孝廉之举。和帝初,拜谒者,除任城长,迁阳夏、重合令,频历三城,皆有惠政。后思母,弃官还乡里。及母殁,哀至几于毁灭,服终,遂庐于冢侧。教授门徒常千人”。周磐虽然为官有惠政,应该具有一定的从政能力,然而他弃官如敝屣,从此以后再不应征:“公府三辟,皆以有道特征,磐语友人曰:‘昔方回、支父啬神养和,不以荣利滑其生术。吾亲以没矣,从物何为?’遂不应。”周磐的一席话,是将仕途视作荣利之物而已,不是能够实现其人生理想的“生术”。

        此种观念影响之下,即便是不仕的士人,如果不能真正退身穷处、守志不移,不能真正坚持所谓的高素浩然之业,而对名利表现些许的热情,也会被士林视作不能守节。因得罪宦官致仕归家的杜密,和政府依然保持来往,就受到士人的冷嘲热讽,《后汉书》本传载:“后密去官还家,每谒守令,多所陈托。同郡刘胜,亦自蜀郡告归乡里,闭门扫轨,无所干及。太守王昱谓密曰:‘刘季陵清高士,公卿多举之者。’”王昱以刘胜为例,暗讥杜密不安寂寞,有损名节。应劭也依据孔孟之“君子思不出位”之义,讥讽杜密“婆娑府县,干预王政”,是厚颜薄俗。郭林宗不能处斗筲之役,辞官不做,又因察觉汉末时局之腐朽,虽然在士人阶层享有盛名,又多次受到官府征辟,但其终于没有涉足仕途,范滂曾品题其人品曰:“隐不违亲,贞不绝俗,天子不得臣,诸侯不得友,吾不知其它。”显然郭林宗为典型的不仕之士。然而,郭林宗又一直游走在官僚系统的边缘,其与河南尹李膺相善,互相提拂;其善于人伦,品题人物被称为“则哲之鉴”,其人物评价决定着士人阶层的舆论导向,开后世人物品藻之先声,在当时是一位风云一时的人物。对于这样的人物,东汉士人虽然对其风度、见识敬仰有加,但还是有人对其“清节”提出质疑。徐稺就曾经劝郭林宗说:“大树将颠,非一绳所维,何为栖栖不遑宁处?”此言是否也可以看作是士人对那些热心政事的“隐士”的讽谏呢?

        《后汉书·逸民列传》云:“自(肃宗)后帝德稍衰,邪孽当朝,处子耿介,羞于卿相等列,至乃抗愤而不顾。”同书《陈纪传》云:“汉自中世以下,阉竖擅恣,故俗遂以遁身矫絜放言为高。士有不谈此者,则芸夫牧竖已叫呼之矣。故时政弥昏,而其风愈往。”以此观之,隐逸之士应该多出于时政昏暗之朝,与朝廷和政权的污浊黑暗相比较,隐居林际水边的士人自然显得清白高尚,这些士人可以被称之为具有高节清行。然而在整个东汉一代,即便是在朝政清明如光武明章之世之时,隐逸之士依然被世人认为具有“清节”,这可能也是东汉士人在观念上较为突出的特色之一。

        作为一种文化现象,对隐逸清节的推崇体现了东汉士人群体的价值取向。《易》曰:“君子之道,或出或处,或默或语”,儒家传统强调的是“邦有道则仕,邦无道则卷而怀之”。在隐与仕的关系上,还是以仕为重,并最终以出仕作为士人生命的基调。东汉士人道德质重,普遍重视隐士之节、激贪厉俗之社会功能,但这种对处士节操的普遍重视,未免显得有些不得其“中”。后世士人对此也颇有微词,王夫之在论及东汉隐士之时,称之为“遁非其时”。他说:“遁非其时,则巢、许之逃尧舜,严光、周党之抗光武也,非其义,则君臣之道废,而徒以全躯保妻子为本,孟子所谓小丈夫也。”而且他认为严光等人的隐逸不仕是对社会的不负责,产生的流弊也很多:“故严光、周党、林逋、魏野之流,使出而任天下之重,非徒其无以济天下也,吾恐其于忠孝之谊,且有所推委而不能自靖者多也。……而祈以自保。末流之弊,将有不可胜言者矣。”的确,和心怀苍生、兼善天下,补天捧日、矢志不渝的入仕士人相比,孤高自傲、明哲保身的隐士们的士节是否就一定高尚么?倒是范蔚宗之言颇值得后人思量:“然而后进希之以成名,世主礼之以得众,原其无用亦所以为用,则其有用或归于无用矣。”

 

本文转载自:中国社会科学院院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