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0年来的中华民国史研究

作者：汪朝光 发布时间：2016-11-18 09:09 访问次数:254

        中华民国史是中国历史研究中的一门新兴学科。它发端于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1978年以后国家改革开放的大环境,使民国史学科得以真正建立、发展和繁荣。值此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50周年之际,笔者希望以本文有限的篇幅,为民国史学科50年的发展勾画出大致的轮廓,对研究中存在的问题作简略的评论,对未来的发展方向作适度的展望,俾研究者有所参考。[1] 

一、民国史学科的建立 

       中华民国是中国历史上的一个重要朝代,还在民国当年,已有学人开始搜集整理有关史料,并进行一些初步的研究。但就总体而言,1949年以前,国内战乱频仍,缺乏研究所需的必要环境,而且一般学者格于当朝人不作当朝史的中国史学传统,尚缺乏将民国史当作一门学科来研究的意识。 

新中国成立后,民国史研究开始列入中国史学研究科目之中。1956年,国家社会科学12年规划将民国史列为重点项目。1971年,全国出版工作会议再度将民国史列入国家重点出版计划。为此,中国科学院(今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在1972年成立了民国史研究组,开始进行民国史的资料整理与初步研究。但因长期极左思潮的影响和干扰,民国史研究的空间甚为狭窄,实际工作面临着许多困难。同时,受中国历史分期问题的影响,1919年以前的民国史被划入中国近代史,1919年以后的民国史被划入中国现代史,民国史被人为地割裂成两段。.而中国现代史研究的主要内容又局限于新民主主义革命史和中共党史,民国史仅为其背景,自然只能一笔带过。因此,1978年以前,为数不多的民国史研究成果主要局限在揭露帝国主义侵略和国民党统治方面,成为政治“大批判”的工具和附庸。惟有在近代经济史领域,有一批学者作了相当出色的开创性工作,他们主持整理的有关民国时期的经济统计资料至今仍在研究中被广为利用。[2] 

       1978年改革开放以来,国家政治经济大环境发生了重大变化,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研究方针得到贯彻,从而也带来了学术研究的空前繁荣。受惠于这样的大环境,1978年,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的民国史组改称民国史研究室,由该室编辑的《民国人物传》第1卷于当年出版,标志着民国史学科的真正起步。1981年,该室主持编写的《中华民国史》第1编第1卷出版,成为中华民国史学科的奠基之作。从此,有关民国史研究的著作和史料大量出版,学术研究队伍迅速扩大,学术交流活动日渐频繁,民国史研究已经发展成为中国历史研究诸学科中的后起之秀。 

       一个学科建立并成熟的标志,就是有可以代表这个学科研究水平的高质量研究著作的出版。近代史研究所民国史研究室于成立初始即决定编写一套包括研究专著、人物传和大事记在内的系统的《中华民国史》,其中《中华民国史》分为3编12卷,目前第1编全1卷(辛亥革命和南京临时政府,李新主编),第2编第1卷(袁世凯统治时期,李宗一、曾业英、徐辉琪、朱宗震等著)、第2卷(皖系军阀统治时期,彭明、周天度主编)、第5卷(北伐战争和北洋军阀的覆灭,杨天石主编)已经出版,第3编第2卷(从淞沪抗战到卢沟桥事变,周天度、郑则民、齐福霖、李义彬等著)、第5卷(从抗战胜利到全面内战爆发前后,汪朝光著)、第6卷(国民党的失败和中华民国的覆亡,朱宗震、陶文钊著)已经完成,即将出版,其他各卷将于2000年全部完成;《民国人物传》共12卷(孙思白、朱信泉、严如平、宗志文、熊尚厚、娄献阁等主编),收录民国时期有影响的各界人物近千人,现已出至第9卷,其余3卷也已全部完成,即将出版;《中华民国大事记》(序编1905-1911年,正编1912-1949年,韩信夫、姜克夫主编)全5册39卷,逐日记述民国时期各方面之大事、要事,已经出版。此三项工程构成了一部民国史较为完整的体系,待其全部完成并出版之日,可望为民国史学科研究奠定一个坚实的基础。 

      在民国专史方面,已经出版的较为重要的著作有:章开沅、林增平主编《辛亥革命史》,金冲及、胡绳武《辛亥革命史稿》;来新夏主编《北洋军阀史稿》,莫世祥《护法运动史》;黄修荣《国民革命史》,王宗华、刘曼容《国民军史》;郭绪印《国民党派系斗争史》,杨奎松《西安事变新探》;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日本侵华七十年史》,军事科学院军事历史研究部《中国抗日战争史》;解学诗《伪满洲国史新编》;资中筠《美国对华政策的缘起和发展》,陶文钊、杨奎松、王建朗《抗日战争时期的中国对外关系》,石源华《中华民国外交史》;彦奇、张同新《中国国民党史纲》,刘永明《国民党人与五四运动》;谢本书、冯祖贻等《西南军阀史》;杜恂诚《民族资本主义与旧中国政府》;徐矛《中华民国政治制度史》;陈锡祺等《孙中山年谱长编》,李宗一《袁世凯传》,严如平、郑则民《蒋介石传稿》,吴景平《宋子文评传》;以及若干有关民国历史研究的丛书。有关民国史研究的论文更多,难有确切统计数字,散见于各学术期刊。但目前较有影响、学术价值与研究质量较高的论文,主要发表在少数学术刊物上,尤其是《历史研究》、《近代史研究》、《抗日战争研究》等。 

      民国史研究的繁荣直接带动了研究队伍的扩大和学术交流的活跃。目前除近代史研究所外,南京大学和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的民国史研究、上海复旦大学的汪伪政权历史研究、广州中山大学、广东社会科学院和武汉华中师范大学的孙中山及辛亥革命历史研究,均较具影响。1984、1987、1994年在南京召开的民国史国际学术讨论会,使民国史研究学者得以共聚一堂,交流学术。民国史研究正在发展成为一门国际性学科。 

二、民国史研究的主要进展 

       1978年以前,民国史研究尚未真正展开,直到1978年的思想解放运动,才真正开启了学术研究自由讨论的空间,民国史研究取得了前所未有的发展。其中一个最根本的变化,就是研究者们运用唯物辩证法的基本原则和实事求是的研究方法,按照历史的本来面目研究历史。许多以前没有研究或不能研究的问题,现在有人研究并提出了自己的看法,一些以前已经有所研究并有“定评”的问题,也不断有人重新研究并提出新的看法。 

       1978年以后的民国史研究大体可分为两个阶段。1978-1989年为第一阶段,表现在民国史学科建立,并突破研究领域的限制,大胆提出新的观点与看法,在宏观领域取得较大进展。1990-1999年为第二阶段,研究者们更注重于具体问题的个案研究,在微观领域将研究推向深入。[3]

民国史研究最先在辛亥革命问题上取得突破。辛亥革命是导致民国诞生的重大历史事件,但是由于其资产阶级性质,1949年以后对其研究不足,评价也一直不高。1981年,以辛亥革命70周年纪念为契机,史学界推出一批专著和论文,论证了辛亥革命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性质,充分评价了同盟会和孙中山在领导辛亥革命、建立南京临时政府、推翻封建帝制方面的历史功绩。对于资产阶级在这次革命中的地位和作用,对于各个地区、各个阶级和阶层、各个政治派别、团体与代表人物在这次革命中的不同表现,也作了相当具体深入的研究。[4]最重要的是,研究者明确肯定资产阶级革命在当时中国的进步意义,“资产阶级政权优于封建政权,具有一种崭新的面貌”。[5]这样的评价,在以往极左思潮盛行的年代是难以想象的。 

随后,民国史研究不断取得新的进展,这一进展的主线,就是资产阶级及其代表人物在民国时期的历史地位与进步作用不断得到深入讨论与肯定。如明确“护国运动是辛亥革命的继续”,“是一次资产阶级革命运动”;肯定以往遭到贬斥的梁启超和进步党人在护国运动中的领导作用。[6]一般而论,梁启超是资产阶级温和派的代表,主张立宪而不主张革命,因而以往对他们的批判较之对以孙中山为代表的资产阶级革命派的批判更为严厉。因此,对资产阶级温和派历史贡献的肯定,具有重要的学术意义。在对北洋军阀历史的研究中,过去着重于批判北洋军阀投靠帝国主义,阻碍历史发展的一面。在这方面,1978年以后的研究体现了一定的继承性,但更多地注意用历史事实加以论证。[7]另一方面,研究者们也认为军阀与帝国主义的关系有利害冲突与矛盾的一面,内容变化复杂,因时因地而异,不能简单地将军阀类比为是帝国主义的“工具”;巴黎和会中国代表拒绝签约,不仅是民众反对的结果,也与统治阶级内部矛盾导致的“分裂型政治”有关。[8]关于北洋政权的阶级属性及其政策,有论者认为,北洋军阀“以封建地主阶级为其主要的社会基础”,但“又在一定程度上具有了资产阶级性质”;北洋政府制订了一系列有利于民族工商企业发展的政策和法令,而正是这种新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发展,导致了当时中国社会政治结构、经济结构、思想文化等各方面的变化,从而引起社会革命,最终导致了北洋军阀的衰亡。[9]还有论者对国民党与五四运动的关系作了研究,认为五四运动的“政治性质和思想主题,以至于运动的预演、爆发和取胜,均同国民党人的政治言行有直接关系”;因此,“五四运动的真正推动和领导者应该是以孙中山为首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派”。[10] 

       1927年以后的国民党政权,向来是民国史研究中较为敏感的领域,1978年以前对其几乎没有什么研究。1978年以后,关于国民党统治时期的研究首先在抗日战争研究方面取得了相当进展,特别是1985年纪念抗日战争胜利40周年前后,出了一大批研究成果,对国民党对日政策由“攘外安内”到联共抗日的转变,对其在抗战前为抗战所作的军事、经济准备工作,如整编军队、构筑国防工事、发展军事工业、制定抗日战略、进行国防经济建设,对抗战中国民党军队负担的正面战场的地位和作用,以及正面战场的历次重要战役,均给予了适度的、积极的评价。[11]如关于抗战中正面战场的作用及其与敌后战场的关系,过去强调了敌后战场的重要性,而此时有论者认为,无论在相持阶段之前还是之后,“国民党正面战场和共产党敌后战场,都具有同等重要的战略地位,不存在主要战场和次要战场之分”;两个战场有摩擦的一面,但相互配合、相互依存的关系一直贯穿于整个抗日战争期间。[12]与此同时,对于国民政府建立后的关税自主、法币改革以及抗战时期经济政策的作用等等问题,研究者也都予以一定的积极评价。[13]对国民党及其政权的领袖人物蒋介石,有论者认为,在整个抗战期间,国民党处理抗日与反共的关系时,抗日都是主要的方向;只要抗日,就属于人民的范围,因此当时的蒋介石集团也包括在人民之内。[14]有论者对抗战前后的蒋介石作了较为全面的评价,认为蒋战前放弃“攘外必先安内”的错误政策,联共抗日,顺应了历史潮流;抗战初期,蒋与中共合作,指挥军队抗战,是对国家民族的贡献,但其片面抗战战略,也使国家蒙受了不必要的损失;抗战中期,蒋没有放弃抗战,没有完全中断国共合作,但坚持一党专政和独裁统治,制造反共摩擦,消极被动,限制和降低了国民党军队的抗战作用;抗战胜利后,蒋违背历史潮流,坚持个人独裁统治,最终彻底失败。[15] 

      关于官僚资本的研究也在这一时期取得了重要进展。官僚资本是民国年间就开始使用的概念,1949年以后,为研究者所沿用。但此时有论者提出,官僚资本的实质,用政治经济学术语说,就是不同政权下的国家资本主义。又有论者认为,官僚私人投资与国家投资是不一样的,他们原始积累的来源并不能决定所办企业的性质,他们的投资属于民族资本中的私人资本;在所谓“四大家族”官僚资本中,蒋介石只有很少的私人投资,陈果夫、陈立夫兄弟的私人投资尚无充分材料证明,而宋子文、孔祥熙“各阶段留在国内的资本有多少,在社会经济生活中起了多大程度的垄断性的消极作用”,“都应当根据足够的材料作出符合客观真实的分析和论断”;“从政治方面看,国民党统治时期有过掌握党、政、军、财经大权的四大家族,然而从经济方面看,那一时期却并没有四大垄断资本家族”。[16]在民国经济史研究中,以更严格、更科学的国家资本概念代替不尽科学的官僚资本概念有可能成为史学界的共识,但因为官僚资本概念在民国时期即被广泛使用,因此在民国政治史研究中,运用这一概念仍有其必要性。 

      随着时间的推移,不少研究者感到,仅仅突破某些研究领域的限制,对一些问题提出新的看法,还只是浅层意义上的进展,而且有些新的看法不过是随着思想解放的潮流应时而生,还缺乏深入的研究,而真正具有学术意义的突破与创新,应该是在深入研究的基础上得出的。因此,1990-1999年,民国史研究进入了第二个阶段,即更多地对具体问题进行个案研究的阶段。 

      有关民国史个案研究的进展,首先应该提到与档案资料相结合的研究。90年代以来,不断有新的有关民国事件与人物的档案在海内外公布,与民国史密切相关的中国共产党的历史档案亦有大量公布,为研究者们提供了良好的研究条件。这方面的进展包括:北伐时期若干问题的研究,西安事变若干问题的研究,以及主要利用海外所藏档案史料,对民国史事件与人物的研究。[17] 

      有关抗日战争的个案研究也有相当进展。如关于“不抵抗主义”,有论者认为,“不抵抗主义”是东北地方当局采用的说法,张学良对此负有相当责任;蒋介石当时并无不抵抗的直接命令,但蒋和南京政府默认了东北的“不抵抗”。[18]关于抗战时期国民党军队的敌后游击战,过去从无研究,此时有论者从其最初的决策、实施的过程、特点及其在敌后各战区的发展情况作了较为全面的介绍并给予了一定的积极评价。[19]关于正面战场一些以往已有定论的问题,此时也有论者予以重新评价。如1944年的正面战场,过去强调的是失地千里,但有论者提出,国民党实行的是“东守西攻”战略,东线失败并不关系全局,而西线滇缅战场的胜利解除了中国两面受敌的威胁,开辟了重要的交通线,因此1944年的整个正面战场是得大于失。关于正面战场的战略反攻问题,有论者提出,1945年4月的湘西战役是正面战场反攻的开始,从此正面战场屡胜日军,收复了不少国土;由于弱国的特殊环境,中国的反攻力不从心,时间短促,但仍值得肯定。[20] 

      在北洋军阀及其政权研究方面,研究者对于北洋政权的资本主义性质有了较多的共识,多认为北洋时期的经济政策促进了资本主义的发展,反映了资产阶级的利益;民国初年的经济法制建设,门类齐全,内容详尽,初步形成了资本主义经济法制体系。[21]有论者对北洋政府的“修约外交”予以一定肯定[22],还有论者较为全面地评价了北洋时期的外交政策与实践,认为北洋外交机制开始近代化、专业化、技术化;外交思想表现出一定的独立自主性和民族主义特色;外交实践是对外妥协与对外依赖相结合;北洋外交的失败不是外交政策自身的原因,而是由当时的国内外环境所导致的。[23]关于北洋政权后期兴起的国民革命运动,有论者以详尽的统计数字,从家庭人口的生活水平,论证北洋时期普通人民的贫困化,从而证明社会变革的必要。[24]也有论者认为北伐时期中国政治的主要区分和中外关注的重点是南北之争而非国共之争或国民党内部矛盾;在列强竞争中,美国向南方逐渐倾斜,并对南北采取更灵活的政策;是南京事件而不是“四·一二”及清党造成了美国政策的调整。该文涉及到民国史研究中的一个重要问题,即如何看待当时、当地的主要社会矛盾。过去的研究可能不分时间、地点地夸大了国共关系及其矛盾的影响,这样会妨碍我们对中国社会的深入观察与分析。这里的关键仍在于实事求是,一切从历史实际和历史资料出发。[25]以往研究不多的民国时期社会、文教方面的课题也正在引起更多研究者的注意。[26] 

      这一时期的民国史研究,由于个案研究的进展,选题更为广泛与多样,在叙述与评价方面,更注重具体与细致的分析。不足之处是,一些研究成果只是就事论事,缺乏在此基础上提升到理论高度的追求,尤其缺乏对重大问题的理论探讨。 

三、民国史研究中值得注意的几个问题 

      从1949年到1999年,民国史研究从无到有,取得了很大的成就,但是,民国史研究毕竟是一门新兴学科,仍然存在不少问题,这其中既有历史学各学科共有的问题,也有民国史学科的某些特殊问题。实事求是地分析这些问题,寻求改进之道,可能有助于民国史研究的继续深入。 

      对于历史学各学科共有的问题而言,我们首先应该提到的是研究论题的贪大求全,诸如热衷于讨论历史的分期、性质、意义、评价等等。不能说这样的研究完全没有意义,但是在缺乏深入研究的前提下讨论这些问题,很难取得共识。试举一例,有关抗日战争的领导权问题,自始就提出了四种说法,即中国共产党领导、国共两党共同领导、国共两党分别领导共同进行、在统一战线旗帜下以国共合作为基础的全民族抗战。四种说法各有其理由,但一直众说纷纭,多年无法取得一个基本的共识。还在1988年,著名史学家胡绳就曾言简意赅地评论道:“说抗日战争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这过于简单”;国共对于抗战各有自己的一套方针,“国共共同领导的说法也站不住”;分别领导共同进行的说法“也没有全面地说明事实”;而最后一种说法,只是现象的描述。至于抗战领导权的归属问题,胡绳并没有简单地给出答案,而是强调要深入研究,尤其要研究国共两党在抗战时期对于领导权的争夺,“不研究这个过程,是说不清领导权问题的”。[27]这里的关键是深入的研究。抗日战争是时间很长、发展进程复杂、多种矛盾交织的重大历史事件,其对中国历史进程影响之大在近代无出其右者。抗日战争的领导权问题当然是有关抗战研究的重大问题,但我们以往对于抗战还缺乏深入的研究,因此一开始就讨论这样大的问题,恐怕是无法给出令人满意的答案的。与其如此,倒不如先研究抗战中的若干具体问题,只要一个问题一个问题研究透了,小中见大,问题的答案也就自在其中了。 

      其次,研究中的低水平重复现象。学术研究工作最可宝贵的特质在于其创造性,发前人之所未发,论前人之所未论,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不断创新。然而目前研究中较为常见的却是重复前人的研究课题,而又未见新材料与新观点,毫无创新可言。如关于1935年国民政府币制改革的研究,是民国史研究中较早有所突破的课题,最早的文章发表于1982年。到80年代中期,对于这个问题的研究已经基本上取得了共识,即紊乱的币制加上美国白银政策的冲击迫使币制不能不改革;英、美支持币制改革,日本反对币制改革的作用,积极方面促进了当时的经济发展,消极方面使官僚资本完成金融独占,为通货膨胀埋下了祸根。自此以后,有关这个问题仍不断有文章发表,但在叙述框架、引用资料、基本评价等方面则不出前者的范围,这样的研究究竟有何意义?[28]实际上,在民国史研究的若干领域均有此类现象,表现为一个论题一旦引起注意,则一拥而上,且文章连年不断,但多了无新意。 

      第三,研究粗疏,公式化、模式化。以有关土地问题的研究为例,在有关民国经济史的研究中,我们总是看到几成公式化的表述,即土地占有“越来越集中”,地主阶级对农民的剥削“越来越重”。然而根据何在?有什么数据支持这样的结论?以往著作中有一个基本论点,即占人口不到10%的地主和富农,占有全国60%到80%的耕地。但已有论者依据历史档案和实地调查的数据,认为占人口6%至10%的地主和富农,占有全国28%到50%的耕地,他们从来没有占有60%以上的耕地。[29]如果作者的论述建立在可靠的基础上并且能够成立的话,则对于认识近代中国的阶级关系和社会矛盾有着重要意义。研究粗疏表现在史料运用上,就是不下功夫搜集、研究第一手材料,或有意无意的误用已有材料。前者可以西安事变的研究为例,以往一直认为,张学良在延安会谈中劝说中共实行联蒋抗日,并为中共所接受,甚至直接当事人也如此说。然而最近的研究认为这完全是子虚乌有,原因就在于大家过于相信“回忆史料”。[30]后者可以关于“不抵抗主义”的研究为例,有论者指出,以往所引用的有关“九·一八”事变时南京政府下令“不抵抗”的电文,是事变前关于中村事件、万宝山事件的指示,用在此时虽然也可以说明一些问题,但毕竟缺乏直接的针对性。[31]历史研究首先是建立在史料基础上的实证研究,如果不搜集史料、不研究史料,这样的研究何异于无源之水。 

      第四,缺乏严格的学术规范。学术规范的问题牵涉很多方面,如注释的运用方法、参考书目与提要的编制、前人研究的引用,等等。诸如上文提到的低水平重复问题,如果在研究中严格确立对前人研究的征引规范,则可以在很大程度上得到解决。更重要的是如何规范研究课题与概念、如何正确阐释史料。在研究中轻率地、不加论证地确立课题、运用概念是一个非常值得重视并应加以改进的问题。如关于江浙财团的研究,有论者认为,陈其美是该财团的“核心人物”,但是为什么这样定性却并无论证。一个显而易见的事实是,如果“江浙财团”确有其事,学术界一般也认为它的形成应该在20年代初期[32],而陈其美已经在1916年遇刺身亡。如果这个“财团”奉一个死人为“核心人物”,更应该有深入的论证。如果论者认为这个问题已有定论,不必多加解释,就应该通过注释作出交待。如果不是如此,则历史学中并不存在不证自明的公理,任何定性的文字都必须精确,必须有分析、有论据。这是科学研究的起码规则。 

      此外,民国史研究还有其自身特殊的问题。民国是一个离现实最近、政治斗争异常激烈的历史时期,这就使民国史研究容易受到一些非学术因素的影响,具体表现就是企图寻求结论的平衡,即“一方面”,“另一方面”;“虽然”,“但是”,等等。这样一笔但书,表面上使研究结论保持了平衡,但往往失去了应有的价值判断,而趋于中庸或者模棱两可,甚至自相矛盾。比如有论者研究了南京政府的公务员制度“从无到有,日趋完善”的过程,结论是南京政府“积极引进和建立了公务员制度”,“使中国的文官制完成了由君主恩赐制向近代文官制的转变”。作者紧接着一笔但书,“封建土壤不铲除,民主环境不建立,公务员制度便没有赖以生存的基础”。撇开其他问题不论,即就形式逻辑而言,这样的说法实在是自相矛盾。当时的中国显然没有民主环境,文官制度应该没有“生存基础”。然而作者又认为,文官制度已经“建立”,而且中国的文官制度经此而“转变”,岂非自相矛盾。我们可以具体分析研究对象的成败得失,但是不可以空论,尤其不可以自相矛盾。再如语言的运用,我们经常会见到诸如“进步”、“反动”之类的表达法,在许多情况下这样的定性是合理的,然而也并非事事如此,时时如此。以关于货币制度的改革为例,货币不过是一种现代经济支付手段,与政治性质基本无关,货币使用过程中出现的问题,如通货膨胀等等,本身并无所谓“进步”或者“反动”。明乎此点,则将国民党实行币制改革称为“反动财政经济政策”,法币是为“大地主、大银行家、官僚买办资产阶级服务的”;或者称法币“是一个进步”,“发展到后来就丧失了原有的进步作用”,抗战胜利后的“通货膨胀是反动的”,等等,多少离开了学术研究的题中应有之义。 

      上述问题,应该说并非个别现象,而是某种带有普遍性的问题,笔者自己也未尝没有犯过类似的毛病。指出问题,不是为了刻意的批评,而是从科学的要求出发,提醒研究者注意,大家共同努力,建立民国史研究的科学规范,提倡深入、扎实、理论与实际相结合的研究,反对急功近利、哗众取宠、浅尝辄止的研究,促进民国史研究在新世纪里取得更大的发展。 

四、民国史研究的前瞻 

      为推动民国史研究继续向前发展,笔者以为应该在解决学术自身和学术与社会的关系方面有更进一步的突破。首先要解决的就是如何定位,即如何界定民国史研究的体系和对象问题。中华民国是中国历史上的一个朝代,作为断代通史,民国史应该包括民国时期的所有历史事件和人物的活动。然而民国时期的特殊性在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在民国时期兴起并最终获得了胜利,而且民国时期又是中国近代史的一部分。民国史定位于何处?民国史的研究体系、研究对象是什么?其研究框架如何确立?等等,是这项研究起步之初面临的首要问题。最初从事这项研究的近代史研究所民国史研究室,经过集体讨论,决定民国史以民国时期的统治阶级的活动,作为主要研究对象,将其与研究中国共产党活动的中共党史和人民革命运动的中国革命史区分开来,一定程度上成为一种专史研究。这是一种狭义范围内的民国史研究,尽管有其不够科学之处,但在当时对于推动民国史研究起了重要作用,也有其一定的合理性,并为研究者们所沿用至今。但是随着民国史研究的发展,继续沿用这样的概念,其不足之处正日益凸显。毕竟,仅仅研究民国时期统治阶级的历史,还不能称为真正意义上的民国通史,同时也会给研究带来诸多不便。如果我们将民国时期作为中国历史的一个发展阶段,我们就没有理由将研究局限在统治阶级,从而人为地割裂这段历史。笔者认为,由于民国史研究一定的特殊性和其研究深度的不足,目前将民国史完全作为通史研究,条件还不成熟,未来一段时间内,民国史作为专史和通史研究将会并存。相信随着研究的不断深入,学术界最终可以解决民国史研究的体系和对象问题,包容民国时期所有政治、经济、军事、文化内容,研究民国时期所有历史事件和人物的民国通史,或将在未来某个时期出现,那样必将为民国史研究开拓一个更为广阔丰富的空间。 

      其次,关于民国史研究中运用的评价标准问题。这个问题有着特殊的意义,尤其是牵涉到有关国民党统治时期的问题时更是如此。在过去,我们习惯于用“革命”还是“反动”作为民国史的评价标准,这个标准现在还在运用,而且在许多方面也是合乎历史事实的。但是,我们不应将此作为民国史的唯一评价标准。还以币制改革为例,有论者认为,“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条件下,不对国民党反动政权这个阻碍社会经济发展的上层建筑进行根本的改革,不推翻以四大家族为首的官僚资产阶级的反动统治,那么,任何币制改革都不可能使中国从根本上摆脱经济困境”。如果用“革命”还是“反动”的标准,这样的评价自然有其出处,但它确实又过于简单化和片面化。其一,我们不应该将“革命”还是“反动”的概念无限扩大化,如前所述,币制改革首先是一项经济政策,经济动因是第一位的,而经济活动往往很难用“革命”还是“反动”去界定;其二,国民党的各项政策有代表统治阶级利益的一面,但作为一个执政政府,其政策也有代表公共利益的一面,我们应该具体分析哪些是前者,哪些是后者,即便是前者,也还要根据当时的情况,具体分析其利与害;其三,如果简单化地使用“革命”还是“反动”的标准,则在国民党统治为“反动”的大前提下,任何政策措施都可以“有害”评价,可能会导致失去应有的学术判断。历史本身是丰富多彩的,我们还是应该注重运用各种符合历史实际的评价标准,而统一于唯物辩证法的基本原则与实事求是的方法。 

      此外,我们还应注意用各门学科固有的标准作为评判标准,而不应该用一种单一的政治标准去评判经济问题、社会问题,以至无所不评。如有关沦陷时期上海保甲制度的研究,这本是一个可以从政治角度予以批判的题目,因为以往多强调保甲制度实为镇压人民之用。但是也有论者运用社会学和政治学的研究方法,将保甲制度置于社会控制工具、基层控制组织层面考察,从传统与现代、常规与非常、国家与社会等几个角度,为保甲制度构建了一个非常具体的情境,认为就传统与现代而言,保甲制度有其矛盾的一面,但它在常规与非常间找到了契合点,在国家与社会的双重政治空间徘徊,只是一时、一部分、一个层次上被接纳。[33]这样的研究结论未必就是定论,但至少给了我们以社会学和政治学的标准评价历史问题的例证。不仅如此,在许多具体问题的评价上,我们还需要有多重视角,运用多元标准,以避免将复杂的问题简单化。如1946年签订的中美商约,从当时国内政治情势的角度,我们应该注意到它订立的政治背景和意义,它的订立对于国民党在内战中获取美国支持的作用;从世界经济的角度,该约反映出以美国为主导的战后世界贸易自由主义趋势,我们需要回答,当时的中国应该如何面对这种趋势,该约的核心内容国民待遇和最惠国待遇究竟对中国这样的经济弱国是利大于弊,还是弊大于利,或者是利弊参半;从法律的角度,我们可以研究该约条文内容在中美两国不同的法律制度和环境下付诸实施后的实际效用;从美国国内行政与立法关系的角度,我们还可以研究,为什么就在大多数中国舆论强烈批评该约的同时,美国国会先是迟迟不批准该约,后又在国民党统治已经风雨飘摇之时批准了该约。这样,历史的视角就可以更为多样化,人们对于历史的认识也可以随视角的不同而更为深入。 

      在民国史研究中确立合适的评价标准,关乎民国史研究未来的发展,但就历史研究而言,任何评价都建立在史实基础上,因此最重要的还是尊重史实。真实是历史科学的首要条件,只有在真实的基础上,我们才能总结历史发展的规律,也才能以史为鉴,有惠后人。著名历史学家黎澍曾经写道:“理论方法固然重要,但若讳言真实,再高妙的理论方法也无济于事。违抗流俗,独具创见,揭露历史真相,总结经验教训,这需要胆识和气魄,需要历史学家的史德、史才、史识。”[34]诚哉斯言,学者们当以共勉。 

      第三,民国史研究开展较晚,成果虽不少,但许多领域还是空白,即使已有的研究也还普遍缺乏深度。因此,亟需加强微观研究,进一步开拓研究选题。比如目前关于北洋时期经济社会问题的研究、关于国民党政权建立初期和统治后期若干问题的研究、关于沦陷区有关问题的研究明显不足,尤其是那些需要投入时间和精力、研究成果不易得到社会关注的论题,面临的困难更大。然而,学术研究的意义和价值正在于此。历史研究本是老老实实的学问,需要有耐心坐下来,力戒浮躁,持之以恒,切忌急功近利,浅尝辄止。 

      第四,民国史研究在宏观领域的一些重大问题需要研究者们在深入研究的基础上得出有说服力的结论。如关于北洋军阀的产生及其败亡的历史原因,北洋军阀的阶级性质及其统治的阶级基础,北洋政权的政治、经济、文化、外交政策及其历史作用,以及北洋政权与中国社会发展的关系等等,目前大多数研究仍然只能进行一些事实叙述,而缺乏在深入研究基础上的理论总结。举例而言,研究者们经常论及北洋军阀蛮横专制的一面,而一个显而易见的事实是,北洋军阀统治的大部分时期,国会始终在活动,而且内阁的更易也始终需要国会的投票认可,尽管这种议会制民主的形式意义远大于其实质内容,但问题在于,为什么北洋军阀不依仗他们的枪杆子干脆废除这种形式。有论者认为,“北洋军阀统治者力图利用形式上的资产阶级法统对社会进行控制,以达到其专制统治的目的。”[35]然而人们仍有理由进一步发问,他们为什么要利用这样的形式?对于这个问题的研究和解释,有助于我们认识资本主义制度在中国的历史命运。再如国民党政权的阶级性质及其社会基础,国民党政权与中国社会各阶级、阶层的关系,国民党政权及其统治的历史定位等等,研究者们已经不满足于传统的解释,但如何在历史事实的基础上,通过深入的研究,得出科学的结论,还需要研究者们付出艰苦的努力。 

      上述种种,不过是笔者对50年来民国史研究情况的一个大致描述,难免挂一漏万,希望能得到同行的批评指正。我们应该提倡正常的、良性的、互动的学术批评,从而促进民国史研究的发展与繁荣。[36]民国史研究历50年发展而有今日之成就,是所有研究者共同努力的结果。在改革开放、学术争鸣的大环境下,相信待以时日,民国史研究一定会在中国乃至世界历史研究的长廊中占有一席之地。

[1]限于篇幅,本文发表时有所删节,全文见即将出版的《50年来的中国近代史研究》一书。关于民国史研究概况的回顾与评论,已有不少成果问世,其中较重要的有曾景忠编的《中华民国史研究述略》(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2年版)与台湾李云汉先生的《八十年来的民国史研究》(《国史馆馆刊》复刊第10期)。又,本文写作得到国家出国留学基金会的支持。在此一并致谢。 

[2]《近代史研究》1999年第5期..严中平、吴承明、陈真、彭泽益、章有义、汪敬虞、宓汝成、徐义生等人所编之经济史资料,虽均标以“近代”字样,但其中相当一部分是民国时期的统计资料。关于中国近代史的分期问题,当时主要有两种意见,一种意见是将1840-1919年划为近代史,而将1919-1949年划为现代史;另一种意见是将1840-1949年一概划入近代史范畴。前一种意见占据多数。目前,大多数学者在研究中已经接受了后一种分期方法,但在学校教学中,前一种分期方法仍在运用。 

[3]本节叙述大体以这两个时段划分,但为了照顾叙述的方便与连贯,偶有两个时段交叉叙述者。 

[4]《中华民国史》第1编第1卷、《辛亥革命史》、《辛亥革命史稿》、《纪念辛亥革命七十周年学术讨论会论文集》。凡正文中已经提到的著作,注释中一律只注书名。 

[5]《中华民国史》第1编第1卷下册,第439页。 

[6]《中华民国史》第2编第1卷;谢本书等:《护国运动史》;谢本书:《蔡锷传》;董方奎:《梁启超与护国战争》;金冲及《护国运动中的几种政治力量》及曾业英《云南护国起义的酝酿和发动》,《历史研究》1986年第2期。 

[7]裴长洪:《西原借款与寺内内阁的对华策略》;章伯锋:《皖系军阀与日本帝国主义的关系》,《历史研究》1982年第5、6期。 

[8]孙思白:《试论军阀史研究及相关的几个问题》,《贵州社会科学》1982年第2期;俞辛焞《日本对直奉战争的双重外交》,《南开学报》1982年第4期;丁雍年:《对张作霖的评价亦应实事求是》,《求是学刊》1982年第5期;邓野:《巴黎和会中国拒约问题研究》,《中国社会科学》1986年第2期。 

[10]《国民党人与五四运动》;黄金华、漆良燕:《也谈“五四”运动的领导者及其性质》,《理论探讨》1988年第5期。 

[9]彭明:《北洋军阀研究提纲》,《教学与研究》1980年第1期;来新夏、郭剑林、焦静宜:《北洋军阀史研究中的几个问题》,《学术月刊》1982年第4期;沈家五:《从农商部注册看北洋时期民族资本的发展》,《历史档案》1984年第4期;张静如等《北洋军阀统治时期的社会和革命》,《教学与研究》1986年第6期。 

[11]郭大钧:《从“九·一八”到“八·一三”国民党政府对日政策的演变》,《历史研究》1984年第6期;李义彬:《华北事变后国民党政府对日政策的变化》,《民国档案》1989年第1期;陈谦平:《试论抗战前国民党政府的国防建设》,《南京大学学报》1987年第1期;乐嘉庆、姜天鹰:《评抗战前夕国民党南京政府的抗日准备》,《复旦学报》1987年第5期;袁旭等:《论抗战初期的正面战场》,马振犊:《“八一三”淞沪战役起因辨正》,江抗美:《武汉保卫战述评》,郭学旺、孟国祥:《中条山会战述评》,《近代史研究》1985年第4、5期、1986年第6期,1987年第4期。 

[12]徐焰:《抗日战争中两个战场的形成及其相互关系》,《近代史研究》1986年第4期。 

[13]高德福:《试论国民党政府的关税自主政策》,《史学月刊》1987年第1期;樊小钢:《论国民党南京政府的关税改革》,《浙江财经学刊》1987年第2期;虞宝棠:《一九三五年国民党政府币制改革初探》,《华东师范大学学报》1982年第4期;朱镇华:《重评1935年的“币制改革”》,《近代史研究》1987年第1期;郑会欣:《一九三五年币制改革的动因及其与帝国主义的关系》,《史学月刊》1987年第1期;《民国档案与民国史学术讨论会论文集》。 

[14]王桧林:《抗日战争史研究中的几个问题》,《北京师范大学学报》1985年第4期。 

[15]严如平、郑则民:《试论抗日战争中的蒋介石》,《民国档案与民国史学术讨论会论文集》。 

[16]许涤新、吴承明:《中国资本主义发展史》第1卷“总序”;丁日初:《关于“官僚资本”与“官僚资产阶级”问题》,《民国档案与民国史学术讨论会论文集》;丁日初、沈祖炜:《论抗日战争时期的国家资本》,《民国档案》1986年第4期。 

[17]《中华民国史》第2编第5卷;杨天石:《海外访史录》;《西安事变新探》;陈谦平:《论“紫石英”号事件》,《南京大学学报》1998年第2期。有关具体论述,请参阅上述著作。 

[18]冯筱才:《“不抵抗主义”再探》,《抗日战争研究》1996年第2期。 

[19]戚厚杰:《国民党敌后游击战争初探》,《军事历史研究》1990年第1期;韩信夫:《试论国民党抗日游击战场》,《民国档案》1990年第3期;张业赏:《论国民党军在山东敌后战场的地位》,唐利国:《关于国民党抗日游击战的几个问题》,《抗日战争研究》1996年第1期、1997年第1期。 

[20]温锐、苏盾:《重评1944年中国抗日战争的正面战场》,刘五书:《论抗日战争正面战场的战略反攻》,《抗日战争研究》1996年第4期、1995年第3期。 

[21]黄逸平:《辛亥革命后的经济政策与中国近代化》,《学术月刊》1992年第6期;虞和平:《民国初年经济法制建设述评》《近代史研究》1992年第4期。 

[22]《中华民国史》第2编第5卷。 

[23]郭剑林、王继庆:《北洋政府外交近代化略论》,《学术研究》1994年第3期。 

[24]刘志强、姚玉萍:《对北洋政府时期下层人民家庭功能及革命动因的考察》,《近代史研究》1991年第5期。

[25]罗志田:《北伐前期美国政府对中国革命的认知与对策》,《中国社会科学》1997年第6期。 

[26]如陈蕴茜《论民国时期城市家庭制度的变迁》,严昌洪《民国时期丧葬礼俗的改革与演变》,陈蕴茜、叶青《论民国时期城市婚姻的变迁》(《近代史研究》1997年第2期、1998年第5、6期),杨兴梅《南京国民政府禁止妇女缠足的努力及其成效》(《历史研究》1998年第3期),都从较少为人研究的侧面,对民国时期的社会生活作了较深入的研究,为我们多方面认识与了解民国时期的社会发展提供了可能性。 

[27]胡绳:《谈党史学习中的几个问题》,《中共党史研究》1988年第1期。 

[28]出于一些可以理解的原因,本文涉及商榷方面的内容,均未注出处,敬请读者鉴谅。 

[29]乌廷玉:《旧中国地主富农占有多少土地》,《史学集刊》1998年第1期。 

[30]《西安事变新探》。 

[31]俞辛焞:《九一八事变时的张学良和蒋介石》,《抗日战争研究》1991年第1期。 

[32]江浙财团是否确实存在,学术界尚有不同意见。有人认为,它们来自于日本“财阀”的概念,而“从科学的含义看,它们实际上还够不上财阀或财阀的地位。”(黄逸平:《江浙“财团”析》,《学术月刊》1983年第3期) 

[33]张济顺:《沦陷时期上海的保甲制度》,《历史研究》1996年第1期。 

[34]黎澍:《论历史的创造者及其他》,第196-197页。 

[35]王跃:《北洋军阀统治时期社会意识变迁的趋势》,《近代史研究》1987年第3期。 

[36]在这方面,《近代史研究》作出了自己的努力,如关于孙中山传记的批评(刘高葆、柏峰、周元:《读〈孙中山详传〉后的一些看法》,《近代史研究》1995年第3期);批评者与被批评者之间也有良性的互动和回应,如关于西学在近代中国的传播、关于陈寅恪学术思想的讨论，等等(《近代史研究》1996年第2、5期、1999年第2期)。

文章来源：《近代史研究》1999年第5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