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家与道教（摘录四则）

作者：[英]李约瑟 发布时间：2017-04-17 18:21 访问次数:93

        道家思想与科学有怎样的关系？且看中国科技史领域的巨擘、英国的李约瑟博士将道家思想置于世界科学的发展脉络之中，将有怎样一番妙论。        

        道的观念

        道家的道并不是指人类社会生活的道，而是指宇宙所遵循的道。换句话说，就是自然规律。老子这样谈生物和道：

        道生之，德畜之，物形之，势成之，是以万物莫不尊道而贵德。道之尊，德之贵，夫莫之命而常自然。故道生之，德畜之，长之育之，亭之毒之，养之复之，生而不有，为而不恃，长而不宰，是谓玄德。（《道德经》第五十一章）

        我们常常会碰到以下这种直接的说法：道是自然的规律，它不是用强力而是用时间、空间的自然力量生育万物和控制万物的行动。这种说法使我们想起古希腊哲学家赫拉克利特（H eracleitus）的“逻各斯”（Logos）学。赫拉克利特与孔于是同时代的人，老子稍晚一些。无疑，公元前 5 世纪或更早，原始的道家思想就已存在。所谓圣人效法道，道是无形的，没有威权的。顺从自然，不存偏见，就能观察和理解自然，从而才能控制它。老子又说：

        大道泛兮，其可左右。万物恃之而生而不辞，功成不名有，衣养万物而不为主。常无欲，可名于小；万物归焉而不为主，可名为大。以其终不自为大，故能成其次。（《道德经》第三十四章）

        从以上的话中，可以看出这是一种自然主义的宇宙即神论，强调自然运动的统一性和自发性。道家经典充满着对自然的疑问。

        有一段著名的老子和孔子相会的虚拟故事：

        “孔子问于老聃曰：今日晏闲，敢问至道。老聃曰：汝斋戒疏涤而心，澡雪而精神，掊击而知。夫道，窅然难言哉！将为汝言其崖略。夫昭昭生于冥冥，有伦生于无形，精神生于道，形本生于精，而万物以形相生。故九窃者胎生，八窃者卵生。其来无迹，其往无崖，无门无房，四达之皇皇也。邀于此者，四肢强，思虑恂达，耳目聪明，其用心不劳，其应物无方。天不得不高，地不得不广，日月不得不行，万物不得不昌，此其道与。且夫博之不必知，辩之不必慧，圣人以断之矣。若夫益之而不加益，损之而不加损者，圣人之所保也。渊渊乎其若海，巍巍乎其终则复始也。运量万物而不匮，则君子之道，彼其外与。万物皆往资焉而不匮，此其道与。（《庄子·知北游》）

        因此生物与无机物都受万物之道的支配。以上一段话中，提出了新的看法，即真正的知识与封建学者的虚伪经院式社会学正相反的看法。像希腊哲学家阿那克西曼德（Anaxim ander，公元前 6 世纪中叶）、巴门尼德（Parm enides）和恩培多克勒（Em pedocles，公元前 5 世纪中叶）的学说一样，必然性统治一切。此外还有一点，也是我们常碰到的，即遵循道，不仅思想受益，而且对身体也有好处。这一点以后形成了道教中很大一部分内容，体现为对长生和登仙的追求。于是就得求助于丹药、吐纳、房中、导引等术。

        希腊哲学家恩培多克勒认为爱和恨、喜和嫌等对立面是自然作用中最重要的动力。庄周也说：

        少知曰： “四方之内，六合之里，万物之所生恶起？”太公调曰： “阴阳相照，相盖相治；四时相代，相生相杀。欲恶去就，于是桥起；雌雄片合，于是庸有。安危相易，祸福相生，缓急相摩，聚散以成，此名实之可纪，精微之可志也。随序之相理，桥运之相使，穷则反，终则始，此物之所有。言之所尽，知之所至，极物而已。睹道之人，不随其所废，不原其所起，此议之所止。”（《庄子·则阳》）

        这里所说的“欲”相当于恩培多克勒的 Philia， “恶”相当于 N eikos，而聚和散的概念在苏格拉底早期的时代也很普遍。聚是凝固，散是稀化，这两个物理学上最早最重要关于密度的概念，在古中国和古希腊单独地被发现。（因为如果认为在公元前 1 世纪以前

就能互相传播思想的话，实在勉强得很）这种概念以后流行于欧洲，同样中国以后也有这种概念（见 4 世纪张湛对《列子》的注解），而 11 世纪的中国理学家在对宇宙的推测中也加以援引。此外，从上面庄子的话中，还可以看出它和形而上学的格格不入。宇宙

的起源和末日是道的秘密，人只能研究和描述自然现象。这的确是一篇相信自然科学的告白。

        《列子》中有一段杞人忧天的故事也可以作为注解：

        杞国有人，忧天地崩坠，身亡所寄，废寝食者。……长卢子闻而笑之曰： “虹也，云雾也，风雨也，四时也，此积气之成乎天者也；山岳也，河海也，金石也，火木也，此积形之成乎地者也。知积气也，知积块也，奚谓不坏。夫天地空中之二细物，有中之最巨者，难终难穷，此固然矣；难测难识，此固然矣。忧其坏者，诚为大远；言其不坏者，亦为未是。天地不得不坏，则会归于坏，遇其坏时，奚为不忧哉！”列子闻而笑曰： “言天地坏者亦谬，言天地不坏者亦谬。坏与不坏，吾所不能知也。虽然彼一也，此一也。故生不知死，死不知生；来不知去，去不知来。坏与不坏，吾何容心哉！” （《列子·天瑞》）

        这一段话里也谈到“聚”和“散”。列子厌恶什么开天辟地、世界末日的说法，而强调道的作用；在这一点上，他是典型的道家。长卢子代麦冷静的科学思想，认识到宇宙的形成，也准备正视它的毁坏。这段故事说明：创立一套关于自然界的假设和理论，能够使思想宁静。

        如果有人对道家的道是指自然规律这一点还有怀疑，那就请他看看伟大而豪放的《淮南子》开篇，可惜援引起来太长。这里我只引庄子上一段著名的“庖丁解牛”来说明“道”不仅泛泛地指一切事物，而是指各种事物特殊和个别的天性和本体。

        庖丁为文惠君解牛，手之所触，肩之所倚，足之所履，膝之所踦，砉然响然，奏刀骠然，莫不中音，合于桑林之舞，乃中经首之会。文惠君曰： “嘻善哉！技盖至此乎！”庖丁释刀对曰： “臣之所好者道也，进乎技矣。始臣之解牛之时，所见无非牛者，三年之后，未尝见全牛也。方今之时，臣以神遇，而不以目视，官知止而神欲行，依乎天理，批大却，道大窍，因其固然，技经肯綮之未尝，而况大瓤乎！良庖岁更刀，割也；族庖月更刀，折也；今臣之刀十九年矣，所解数千牛矣，而刀刃若新发于硎。彼节者有闲，而刀刃者无厚，以无厚入有闲，恢恢乎其于游刃必有余地矣。是以十九年而刀刃若新发于硎。虽然，每至于族，吾见其难为，怵然为戒；视为止，行为迟，动刀甚微，磔然已解，如土委地，提刀而立，为之四顾，为之踌躇满志，善刀而藏之。”文惠君曰：“善哉！吾闻庖丁之言，得养生焉。”（《庄子·养生主》）

        因此可见屠夫解牛的技巧是合于自然规律，无异于星宿的运行。一切事物在道中都有它自己的规律。

        道教与方术

        道家和方术之间的关系是很密切的，炼丹术即是一例。早在战国，自然变化的哲学就和自然变化的实验结合起来，炼制长生不老之药在其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但道家从未像亚里士多德那样建立起一套系统的自然理论。阴阳、各种形态的气，以及五行的理论对完成这一任务是不够的，好在这没有阻碍实用工技术的伟大发展。

        下面庄子的一段话，似乎是要道家放弃对自然作详尽的理论解释的尝试，而回到对事物本性的观察亦即事物的用途上去，以便于利用它们：

        其分也，成也。其成也，毁也。凡物无成与毁，复通为一。唯达者知通一，为是不用，而寓诸庸。庸也者，用也。用也者，通也。通也者，得也。适得而几已。因是已。已而不知其然，谓之道。（《庄子·齐物论》）

        没有理论的工技，其精神根源似乎就来自道家哲学本身。且拿下面这段逸事来作参照：

        孔子往见老聃。老聃曰：子来乎。吾闻子北方之贤者也，子亦得道乎？孔子曰：未得也。老子曰：子恶乎求之哉？曰：吾求之于度数，五年而未得也。老子曰：子又恶乎求之哉？曰：吾求之于阴阳，十有二年而未得。老子曰：然，使道而可献，则人莫不献之于其君；使道而可进，则人莫不进之于其亲；使道而可以告人，则人莫不告其兄弟；使道而可以与人，则人莫不与其子孙。然而不可者，无佗也……（《庄子·天运》）

        即便如一般所说这一篇是后加进去的，写孔子见老子这段故事的人受佛教静修和道家神秘主义一面影响较深，但它仍然是通向伟大科学运动的里程碑（道家本可以向科学运动方向发展的）。

        再看看这些复杂思想对后代的影响—— — 这是很有趣的。宋代有一段文章和道家对自然变化的原始科学观察遥遥呼应。可以看出庄子翱翔的思想溶化于修炼和气候学方面，并仍然保留了一些原有的好东西。公元 1156 年叶梦得的《避暑录话》中说：

        天下真理曰见于前，未尝不昭然与人相接，但人役于外，与之俱驰，自不见耳。惟静者乃能得之。余少常与方士论养生，因及子午气升降，累数百言犹有秘而不肯与众共者。有道人守荣在旁笑曰：此何难！吾常坐祥至静定之极，每子午觉气之升降往来于腹中，如饥饱有常节，吾岂知许事乎，惟心内外无一物耳。非止气也。凡寒暑燥湿有犯于外而欲为疾者，亦未尝悠然不逆知其萌，余长而验之知其不诬也。在山居久，见老农候雨旸十中七八，问之无他，曰所更多耳。问市人则不知也。余无事常早起，每旦必步户外，往往僮仆皆未兴，其中既洞然无事，仰观云物景象与山川草木之秀，而志其一日为阴为晴为风为霜为寒为温，亦未尝不十中七八。老农以所更，吾以所见，其理一也。乃知惟一静，大可以察天地，近可以侯一身，而况理之至者乎！

        神秘主义和实验主义的类型

        把道家的看法和欧洲文艺复兴时类似的思想相此，就能理解它的重要。现代科学中理性和实验间的关系似乎很明显，但在以前却并非如此。人类从祖先身上继承了对知识的骄傲，虚伪的哲学正是这种骄傲的产物，而人类得到的惩罚是失去了对自然的控制。庄子对儒家的攻击有力地说明了这一点。儒家比亚里士多德学派更糟，因为它的理性主义只限于人类社会之内，甚至认为自然界不屑一顾。

        自然神秘主义和科学之间的关系，在现代（文艺复兴前）科学思想中可以找到根源。在什么社会条件下，神秘主义成为进步力量？或是理性主义成为进步力量？我们通常总认为理性主义反对迷信和不合理的事，因此它本身就含有进步的因素；而神秘主义通常是野蛮的特权堡垒。法国革命前西欧的情况的确是这样，如欧洲的百科全书派就受了儒家的影响；柏拉图式的乐观主义和不受超自然主义影响的伦理概念的形成，也有儒家的功劳，这是很重要的。但也有另一种情况，即神秘主义是进步的社会力量。当某一理性思想体系和僵化、过时的社会制度并和其政权牢牢地结合在一起时，则神秘主义就成为革命的了。法律可以说是理性与反动结合的特殊产物，因为它往往是不公开的、权威的和严酷的，它的作用通常是阻止不可避免的变化。欧洲历史上不乏神秘主义和革命的社会运动紧密结合的事例，如早期基督教的启示录、宗教改革运动中的再洗礼派的活动、17 世纪英国的 Levellers 和 D iggers革命运动等等。如前所述，在世界的历史上，促使实验科学发展的，有时候正是否认权威的神秘主义而不是理性主义。

        当不可避免的高潮过去后，进步的社会行动遭到失败（统治力量虽然镇压了革命，但它本身并非毫无改变），神秘的体系往往转入纯宗教和出世的状态。从英国革命中的平等主义者的社会主义主张到清教徒的平等的神秘主义，这二者之间的距离并不远。

        从革命的社会活动转入宗教的神秘主义，并不等于放弃他们对世界和社会的主张，而是对他们这一生中能否真正实现这种主张感到失望。这种情况对古代中国的道家有极大的意义。道家本质上是反对封建的力量，当它逐渐发现自己的理想不可能实现，而封建集权主义必将成为中国社会的主要形式，它就悄悄地溜向异端的宗教神秘主义。从这一角度来分析问题，就不会对一千多年来道教总是和力图推翻旧秩序的革命结合在一起的事实感到惊讶。

        以上我希望说明的是：在科学发展的开始阶段，可能会出现科学与神秘的信念密切结合的情况。我的论据是：道家明确地区别了儒、法家的社会知识和自然知识的不同—— — 前者虽是理性的，但同时也是虚伪的；后者是道家所希望获得的，是经验的，甚至可能超过人类的逻辑，但不是人格化的，而是宇宙间普遍的真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