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朝光、迟云飞、高全喜三教授对话近代中国——记中华文明通论会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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汪朝光、迟云飞、高全喜三教授对话近代中国——记中华文明通论会讲

 

发布时间:2013-06-13 21:48 访问次数:2714

 

        2013年6月8日晚上,中国政法大学中华文明通论会讲于昌平校区礼堂如期举行。本次会讲的主题是“走进1913”,主讲人为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副所长、民国史研究室研究员汪朝光,首都师范大学历史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迟云飞,北京航天航空大学法学院教授、人文与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院长高全喜。主持人由中华文明通论课程组负责人、人文学院历史研究所赵晓华教授担任。在两个多小时的对话里,三位教授以1913年的几次重大事件为切入口,向同学们详细阐述了近代中国在这一历史性节点上发生的转变。

 

        会讲开始,迟云飞教授作了题为“走向军阀政治”的报告,为我们了解军阀政治产生的背景、发展及其特点提供了线索。他首先从民国初年的政局谈起,指出武昌起义之后,虽然表面的共和政治建立起来,但围绕着中国应该走何种道路,执政者和社会精英都有不同的取向和考量。其后,宋教仁领导的国民党在1912年底到1913年初的国会选举中,成功获得多数席位,引发了国民党与袁世凯之间无法调解的矛盾,由此导致了1913年中国发生的两件大事:宋教仁的遇刺和国民党“二次革命”的被击败。这两件事情的发生,直接使得中国通往法治的前途中断,中国开始走向军阀政治的道路。随后,迟教授还简单地梳理了军阀政治的发展过程,并由此导出了军阀政治的四个特点:第一,权力获取的来源都是依靠武力;第二,它是由个人关系组成的利益集团;第三,军阀政治没有理论支撑,缺乏政治理念;第四,统治不稳固,政权更迭频繁。迟教授谈到,虽然十几年的军阀政治对当时的人来讲时间很长,但对于整个历史长河来说,只是短短的一瞬间。接着,汪朝光教授探讨了“民国初建中的中国国际化问题”,重点考察了中华民国建立之后的国际认同问题。汪教授谈到,中华民国建立之后,首先面对的就是承认问题,这其中既包含内部承认,也包含外部承认。而内部承认在革命之后的各方妥协中较早地得到了解决,但外部承认——得到其他国家的认可,却成为中国政治的一个新鲜事物。传统中国的地位及世界区域的分割,使得过去不存在外部承认这个问题,而在民国初建之时,处于朝现代化方向转型的中国,在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备受国际认可的困扰。其后,在面对西方列强的要求时,比如,日本提出了满蒙五路的铁路权,俄国提出中国必须承认其在外蒙古的特殊地位,英国要求获得在西藏的特殊地位等,中国经过与它们反复地博弈,作出了适当的让步。之后,这个问题在当时得到了一个大体的解决,中华民国由此获得了世界主要国家的承认,拥有了国际法的地位。汪教授认为,中国获得国际的认可,尽管有在西方强力压迫之下的背景,但也是中国逐步融入国际的过程,如果从这两个方面考察,我们或许可以认识到与以往很有差别的近代史。最后,高全喜教授从“宋教仁案后的法律解决与武力解决”的角度讨论了近代中国道路在1913年面临选择的可能性。高教授认为,对于宋教仁案的发生,追寻刺杀的真凶固然有其价值,但讨论如何解决似乎有着更为重要的意义。宋教仁案这个具有重大政治性意义的案件产生以后,是否通过法律途径来解决,是考验民国建立之后,朝向现代社会发展的政治家、社会精英,能否认同现代政治,认同法律的权威。高教授甚至提出,只要这个案件按照正常的法律程序来处理,哪怕最后错判,国民党方面认同这个结果,这就已经具有很强的社会意义,有利于转型中国的发展。所以,高教授坚持,通过法律形式来解决政治问题,是后发国家转为现代社会的一个重要标志。而宋教仁案的发生,不仅仅是直接让议会政治戛然而止,更重要的是,革命党人的武力解决让民初的前进方向因此而被打乱,甚至此后中国的命运也为此而改变。

        在随后的会讲互动环节中,同学们采用上传纸条的方式对老师们进行了提问。众多的问题,蕴涵了学子们的深度思考,诸如善后大借款、袁世凯和孙中山等人的评价、传统和现代的比较、历史教育的现状等,三位老师对此一一做出了耐心的解答。而正如教授们自己所言,他们的观点也是同中有异、异中有同,因此三位老师也就一些相关的问题展开了讨论和争鸣,现场气氛十分热烈。三位老师共话近代中国,为同学们重新理解近代历史、展望未来中国提供了思路,使我们真正如同身临其境一般,走进了1913,感受了新旧杂陈的民国初年社会。

        迟云飞、汪朝光、高全喜三位教授的报告妙趣横生,娓娓道来,展现了人文学者扎实的学术功底和严谨的治学风范,不仅解答了在场学生的诸多困惑,而且进一步拓展了学生们的思维和视野。最后,赵晓华教授对本次会讲进行了简短的评述和总结,并向三位老师表示了衷心的感谢。 (文/向焕强   图/朱倩倩 )

 

中国政法大学人文学院 主办